东方乌托邦与后现代浪漫——生态文化讲习录

一部乌托邦的历史,就是人类自我设计的历史;“反乌托邦”思潮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对现代社会反思意识的觉醒,证实了人类引以为傲的自我设计在很大程度上的失败。因而,桃花源型的东方乌托邦,作为前现代生态文化的遗存,恰恰呼应了后现代的浪漫精神,正可以作为反思现代社会、构建后现代生态社会的一个参照系。

女性主义反乌托邦的延续与分异——以《使女的故事》与《永生上帝的未来家园》为例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路易丝·厄德里克都曾以严峻、灰暗和令人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据,想象与推演人类未来黯淡的生存境遇。一方面,《使女的故事》和《永生上帝的未来家园》皆以女性视角纠正了早期反乌托邦小说中的性别偏见,并在相似的叙事特征中形成女性主义反乌托邦的延续,深化并拓展了早期反乌托邦小说的主题与内涵。另一方面,二者也存在内部的分异,厄德里克对印第安问题的思考使反乌托邦小说的表达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为反乌托邦文学开拓出新的叙事空间。

重访乌托邦:写作传统的迁变与绵延

乌托邦写作源自托马斯·莫尔,通过文体溯源可以总结出乌托邦写作的特征:它基于对现存社会秩序弊病的领会,展开针对性的想象,用陌生化的手法建构迥异于现实的理想社会,并模拟航海小说的框架将其置于不可企及的孤岛,从而形成对作者想象本身的自嘲。这一文体形式在后学的继承推演中渐趋僵化,原初的反讽因素遭到搁置,写作蜕变为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规划蓝图,衍生出众多代价惨重的乌托邦实践。出于对理性主义产物可能带来偏误的敏锐感知,反乌托邦文学应运而生,重续反讽传统,指出任何理想秩序由于盲目自信而自我闭合,就将走向乌托邦的反面。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本相互对话、相互启发、相互驳斥,保证了这一写作传统的反思精神不会轻易衰竭。

思考与界定:“反乌托邦”“恶托邦”小说名实之辨

"乌托邦"小说以及与其关联极深的"恶托邦""反乌托邦"小说等,并非不言自明的术语。学界对dystopia、anti-utopia等语的理解、界定各异,而其汉语译名"恶托邦""反乌托邦"等则往往相互混同。细辨之,"恶托邦"对应于dystopia,"反乌托邦"则对应于anti-utopia,"恶托邦"为"反乌托邦"的上级概念。"反乌托邦"小说是以"乌托邦"为潜文本,将对其之"反"作为立足点的一种叙事文学,即"反乌托邦"以"乌托邦"作为其隐而含之的前提,通过推演、戏拟,描绘乌托邦构想进入实践之后可能造就的黑暗世界,并通过对此种世界的渲染,表现了对"乌托邦"的拒绝。

反乌托邦小说中的现代性忧思

20世纪西方反乌托邦小说的主题可以归结为对于近代以来现代性发展与建构的深刻反思,其中渗透着对于人类的命运与未来的沉重的忧虑。这种反思与忧虑是在多个层面展开的,而其核心意旨,则是对于现代科技和现代政治的反思与批判。它们直接的思想根源是对于现代性的再度认识和评价,而其内在动力则来自现代性自身的诸多悖论与问题。尽管反乌托邦小说并未提出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方案,但在其振聋发聩的警世之音中霍然警醒,正是化解人类所面临危机的第一步。

乌托邦、反乌托邦、恶托邦及科幻小说

本文主要讨论和梳理作为文类的乌托邦、反乌托邦、恶托邦及科幻小说等一系列长期存在争议的文学术语。笔者综合了西方学界的观点,认为当代乌托邦小说可以视为科幻小说的亚类,而反乌托邦、恶托邦等派生概念则是乌托邦文类的分支,其创作取向还会有新的变化。

王小波作品中的“自由主义”精神

王小波独特的人生道路以及他一以贯之地汲取诸如罗素等英美经验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思想,酿成了他作品中的“自由主义精神”。王小波的“独创”性更大程度上反映了罗素及其他西方哲人的民主、自由观念。对中国文化传统继承的缺失亦成了王小波文学作品的一个遗憾。

当代科幻小说研究与多丽丝·莱辛

科幻小说在当代已经进入主流理论家的视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创建了科幻小说的理论框架,从乌托邦写作的角度界定科幻小说的写作,并指出科幻小说只能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视角下进行创作。多丽丝·莱辛正是这样一位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框架下进行科幻小说创作的作家。莱辛的科幻小说秉承英国科幻小说的传统,同时也受到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她在科幻小说中构建了一个反乌托邦世界,对文明的终结阶段给予了形象刻画和深度思考。在其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中,莱辛构建的文明终结景象契合了汤恩比文明解体理论,表现出汤恩比所设想的对环境能量的丧失、技术的衰退、社会组织的崩坏、战争的频发,以及对原始社会的回归等现象。同时,莱辛还试图探索文明毁灭的原因,并将其归因于拥有现代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高度文明社会间的战争。

科幻小说与帝国:俄罗斯白银时代小说的大众化景观

19—20世纪之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疆域连片的帝国,帝俄为继续殖民扩张和对所辖国土的内部殖民治理,便同英、法、德等国家一样,强劲发展科技并广泛运用科技成果,这意外地进一步刺激了思想,扩展了审美空间,从而助力文化繁荣的白银时代之生成,科幻小说乃其中重要的文学景观。这样的潮流,没有因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意识形态上反西方和资本主义而终止。由于新生的苏俄国家意识到科技进步的重要性,借助帝俄时代所累积的科技基础,维持甚至扩大帝俄版图而成为红色帝国,使得科幻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初持续繁荣,并进一步凸显和西欧科幻小说的不同诗学特征。

反乌托邦小说之“反”的二重性论略

反乌托邦小说之“反”具有鲜明的“反—乌托邦”与“反—现代性”的二重性。反乌托邦小说对乌托邦和现代性之“反”,从根本上是一种批判性反思而不是简单、绝对的否定。反乌托邦小说潜在的核心命意既是乌托邦的,也是现代性的,它追求的是更“好”的乌托邦和更“合理”的现代性。它以“反方案”的方式表达着人们对于未来的筹划,是人类乌托邦精神的另类形象表达。

奥尔德斯·赫胥黎西方研究综述

西方学术界对赫胥黎的研究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对赫胥黎的研究是以书评形式出现的,这一阶段学术界对赫胥黎思想的研究处于起步状态。第二阶段对赫胥黎的作品和思想评价比较低,认为赫胥黎信仰神秘主义是其思想颓废的表现;第三阶段是重新和全面深入研究阶段。

“言文一致”与文学转型——胡适文学语言观释要

作为白话文运动理论倡导的先行者,胡适主要的文学语言观是"言文一致"。这一语言观的提倡将"言文分离"、封闭性太过的传统文言转型为经欧化过滤的语言新形式,从而形成文学形式与思维理念的双向更新。但二元对立思维下建立的"言文一致"的乌托邦思想,缺乏对文学语言本体性的深入思考,所带来的蒙蔽与损失也是必然的。

国际性与民族身份：中国当代景观与城市设计实践

景观设计学源于我们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生存艺术”，而当代的景观设计学却丢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当代景观设计学要承担起重建桃花源．重建天地一人一神和谐的重任，就应该立足乡土，以反规划的途径，重归可信的人地关系，回归生存的艺术。

质疑与批判:格非小说的反乌托邦叙事

"乌托邦"本身就包含了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家园,另一种意思是空想的不存在的国家。从《山河入梦》最后一章起,格非就开始质疑表面上看起来可以称之为"乌托邦"的花家舍人民公社。政治层面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生活层面的不美好等,都是格非创作的着眼点。继而,在《春尽江南》中,当格非看到黑暗肮脏、混乱不堪的社会现实,便把乌托邦梦想埋进了内心深处,从各个方面对欲望乌托邦和社会乌托邦展开了无情的批判。这些包含着浓郁的反面乌托邦思想的叙述,可以称之为"反乌托邦叙事"。联系西方反乌托邦作家,与其经典反乌托邦小说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虽然他们选取的时间段不同、批判的着眼点不同,但从更深层面来看,二者的创作目的是相同的,无非是想告诉人们——乌托邦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实现的。

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

长期以来,作为西方文学史上重要文学现象的乌托邦文学,尤其是乌托邦及反乌托邦小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为甚。这在一定程度上既遮蔽了我们对西方文学史整体景观的了解与鉴赏,也阻隔了我们获得有价值的文学思想资源的可能性。作为研究存在的亚小说文类,乌托邦小说及反乌托邦小说能为我们走近存在,走近人自身的生存境遇,反思我们的文学观,进而重写文学史提供独特视角。

中西乌托邦文学流变研究

作为人类对未来和理想社会的一种想象、寄托与表达,乌托邦和文学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乌托邦创作便在东西方文学宝库中层出不穷,源远流长。中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发展路径和文化品格不尽相同,但其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源于对人类当下生活的深切关注和对人类终极命运的的不懈思考。

绝望边缘的体认与言说——以《伤逝》为个案解析鲁迅的时间观与生命意识

在《伤逝》中 ,启蒙身份的丢失是根源于面对家庭的困惑。用什么来维系家庭成员 ,这是整个五四时期启蒙者的困境。小说采用叙述与体验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建构文本 ,透露出人生的悲剧 ,更重要的是凸现出鲁迅独特的时间观。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平衡中 ,鲁迅与现实之间难以分割的关系促使他形成了“死后之生”

从《我们》到《长路漫漫》:跨越70年的呼应——兼论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反乌托邦精神的嬗变与回归

长篇小说《我们》作为20世纪反乌托邦小说之鼻祖,其对未来的深刻反思体现了俄罗斯作家在国家乌托邦主义开始盛行之际的清醒眼光和可贵人文关怀。反乌托邦思想是白银时代文学的延续,是俄罗斯文学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传统的延续。然而,这种反乌托邦精神在随后的苏维埃时代里不断地遭到变形与扭曲,使人文精神在苏联时代的许多作品中丢失了。随着"解冻"时代到来,失落的反乌托邦精神逐渐在苏联文学中回归,至20世纪末,当代俄罗斯作家的反乌托邦写作鲜明地呈现出深化的趋势。中篇小说《长路漫漫》对《我们》的遥相呼应正是这种变化趋势的典型体现。

人与地球的童话:从《2001太空漫游》到《流浪地球》

科幻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新奇大胆的创意、绚丽夺目的视觉效果以及人类对未来或未知的孜孜探索精神,创造出崭新的电影空间,留给观众无尽的思考。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和美国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是两部有着特殊意义的科幻作品,通过对这两部代表性的科幻电影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科幻电影和美国科幻电影在立意和价值取向的一些异同。深入思考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既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科幻电影发展的现实基础与创作特点,又可以找到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发展空间。

民主、科学、人性的陷阱:《格列佛游记》中的反乌托邦叙事

西方文学史中乌托邦文学源远流长,而反乌托邦文学何时兴起则不是很明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不仅有乌托邦的奇幻历险,更是有反乌托邦的叙事。小说第一卷小人国明显是一个"恶托邦"社会,讽刺了当时英国的党争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第三卷"飞岛国漫游记"则对建立在科技进步基础上的殖民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对理性和科学的反乌托邦社会进行了反思。小说第二卷和第四卷表面上体现了乌托邦的追求,但其中却暗含着诸多人性的陷阱。小说中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是相辅相成的,包含着肯定与否定的双重性,体现了斯威夫特对欧洲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人类社会存在状态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