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定刑研究

现行《刑法》第241条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及其相关适用作出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一些极端案例的出现也引发了学界关于本罪是否应当提高法定刑的争论,一方主张通过立法提高刑罚以增强法律震慑力,另一方则强调完善法律解释体系和加强司法力度。通过分析罪刑均衡原则、司法实践复杂性及并合主义刑法观可发现维持现行法定刑具有正当性,关键在于加强执法和司法力度,确保法律有效执行。在维持现行法定刑的基础上,更应逐步完善对于本罪的司法适用,包括准确理解刑法体系性规定、强化数罪并罚、降低证明难度引入刑事推定制度、严格把握缓刑适用、运用同类解释规则等,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有效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保护受害者权益。

拐卖妇女罪中涉正当防卫案件裁判规则研究

在拐卖妇女犯罪中,正当防卫是被拐卖妇女保护自身权利的最后武器。依法认定被拐卖妇女的正当防卫行为,是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犯罪的必然要求。当前,司法机关针对被拐卖妇女正当防卫的裁判规则包括:需有阻碍被拐卖妇女逃脱的行为才可以作为防卫起因;阻碍逃脱的现实危险解除时防卫时间终止;不具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不适用特殊防卫。现有裁判规则在保障被拐卖妇女权利方面存在不足之处,为贯彻“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落实正当防卫的刑事政策,裁判规则应当在以下方面进行补充完善:非法拘禁可以作为防卫起因;防卫时间判断应立足被拐卖妇女具体情境;防卫限度判断应考虑被拐卖妇女受到进一步侵害的现实可能性;防卫过当裁量应充分考虑对人格尊严等精神权利的侵害性质。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配置之反思与展望——以人格权法益为视角

人格权是以民事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概括性权利。通过交易的方式把“人”作为“物”买卖,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民事主体作为人的人格尊严的要求,且基于收买行为形成的各种依附或婚配等关系又侵害了人格权的价值内涵。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确定为人格权更精准符合法教义学对本罪条文的解释。本罪的法定刑配置偏低和轻缓问题,使得现有刑罚设置既不能正确评价本罪所保护之法益,又造成了《刑法》体例上的矛盾和混乱,无法发挥立法对司法和执法活动的指引作用。3年以下的基本法定刑设置可适当提升至5年以下,同时配置加重法定刑,以期有效遏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这一犯罪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之司法表述

对“收买”的不同理解在实践中相互交错,将“收买”独立界定为“买(受)”是合理选择。不宜片面扩大认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之行为的范围,限制解释在宽严相济下亦可取。有必要走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行为与关联行为的混同认定误区,区分收买行为与其他关联行为是精准司法的前提。不妨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设定为行为犯,以重整定罪处罚的诸问题,破解犯罪竞合的适用误区。本罪的司法症结不必然主要、直接指向立法,但必要的立法调试值得期待。

新形势下办理运输毒品案件司法实践困境及对策研究

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运输毒品犯罪案件高发并呈现上升趋势,其在犯罪主体、犯罪空间、运输手段、犯罪后果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这就导致了在办理此类案件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侦查取证难、司法认定难的现实困境。为此,我们应当通过对于侦查情报收集、侦查措施适用、侦查理念更新、侦查机制完善等改进举措,实现侦查阶段对于"隐蔽性"证据、"脆弱性"证据、"关联性"证据、"瑕疵性"证据的有效收集,从而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在审判环节,则应在明确"主观明知"刑法含义的基础之上,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实质真实、无罪推定等原则,综合考量"运输手段""运输报酬""交接方式""异常举动"等因素,严格依法适用推定规则。

对德国和美国税法中防止公司间亏损交易规则的比较分析

德国和美国都意识到需要采取措施防止公司间的亏损交易 ,两国税法中都有防止公司间亏损交易的规则 ,主要包括所有权的连续性测试和经营的连续性测试 ,两国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又不尽相同。

对税法中防止公司间亏损交易规则的比较分析——以德国和澳大利亚为例

本文主要介绍德国和澳大利亚税法中关于亏损结转弥补的规定及相关的反避税规则。德国和澳大利亚都意识到需要采取措施防止公司间的亏损交易,但是,两国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又不尽相同。本文试图对德国和澳大利亚税法中防止公司间亏损交易的规则进行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