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pread of Chinese-character Culture on the Silk Roa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spread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classic work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presented diversified discourses of acceptance and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regions. This wa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commercial, economic,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proportional to the real environment's demand for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introduced to Gaochang, Qiuci, Khotan, Korea, Japan, and Vietnam as early as the Han Dynasty, with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se regions. It is easy to form a long lasting culture spread by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as long as official languages are consistent with national or religious languages of the regions. It is difficult to form a long lasting culture spread by official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if the official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are inconsistent with either languages of daily life or religious languages. Once there is replacement of official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or a change in religious belief, it would caus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official languages and daily life languages, Chinese-character culture is bound to decline and gradually fade way. But if there are Han people, they will retain the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认识中华茶文化的三个维度:种质资源、种植技术与文化传播

基于茶叶生物属性、文化属性的二维差异,分析了茶叶种质资源分布、各国种质资源情况,对比了不同茶叶种植管理技术差异。以种质资源、种植技术为基础,以制茶贸易、茶器茶具、饮茶习俗、茶文化心理等构成茶文化谱系。茶文化在全世界广泛进行跨文化传播交流,在公元10—11世纪(唐宋以后)形成一个以中华茶文化核心区为中心的“亚洲茶文化圈”,在17世纪之后重塑了西方世界茶文化习俗,现在正在进行第三次全球茶文化时尚重塑。最后,文章讨论茶叶的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之间的关系,以农业文化遗产视角探析茶文化研究的未来,以茶为媒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相关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化进程的时代价值探析——从东亚文明互鉴的文化历史源流出发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都迫切需求一个新的理论指导,构建新的国际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为了解决新时代背景下的全球问题提出的富有中国智慧的治理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自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根源于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结合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现实状况,对于推进全球化进程,实现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指引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和构建,将会进一步破除资本主义私利导致的隔阂和竞争,建立起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的国际社会机制,真正实现全人类的协作和共同发展。

科举制度在越南——基于制度文明的视角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的制度文明,在中越漫长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越南科举制度由李朝初创,经陈朝发展过渡,到后黎朝达到鼎盛,终至阮朝式微而停废。越南科举制度大多模仿中国科举制度,也在入试资格、科目设置、考试内容、开科时间和甲第出身等方面出现了本土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对越南的政治、教育、文化、社会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一是改变了越南的国家人才选拔方式,使之构建起为集权统治服务的稳定官僚队伍;二是完善了越南学校教育体系,丰富了教育内容;三是推动了儒家思想的国际传播,促进了越南多元文化的融合;四是造就了越南士人阶层,塑造了新的社会结构。在当前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以历史为镜而展开科举制度研究,有助于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根脉,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有益经验。

共相与变异:“西园雅集”文化意象的东亚传播与视觉呈现

“西园雅集”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意象,代表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群体独特的文化精神、人生境界以及审美意趣,并在明清时期迎来了艺术创作的高峰期。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东亚文化圈中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典型性”文化意象开始在18世纪后期的李氏朝鲜与日本江户时代得到传播与流行。同一时期,中、日、朝三国对于“西园雅集”文化意象的视觉化诠释体现出“和而不同”的艺术特征,体现了东亚文化圈的交融与互动、共相与变异。

论东亚民族主义的类型与特征

东亚民族主义是东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它的出现晚于西方民族主义 ,大致形成于 19世纪后半叶至 2 0世纪初期。其共通点是 :它的产生具有“应激———反应”性特点 ,是反西方列强威逼、侵略的产物 ;它具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悠久的文化资源 ,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人文资源 ;往往与权威政权相结合。东亚民族主义的内容十分宽泛 ,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里 ,有着多种变形 ,表现为多种形态和特点 ,中国、日本、韩国。

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衰退与重建——以汉字的地位变迁为视角

东亚文化圈立根于魏晋,形成于隋唐,衰落于近代。在20世纪90年代后,又呈现出复兴之势。它是多元文化的结晶,主要包括汉字、儒学、律令和汉传佛教四个要素。汉字作为其他三个要素的传播承载工具,在文化圈形成发展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汉字在文化圈中的地位变迁见证了文化圈从形成发展、衰退削弱到复兴重建的过程。东亚文化圈的复兴重建,有利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为当今中国与日韩等国的合作种植了文化根基,为东北亚区域合作构建了文化平台。

东亚文化圈和东亚价值观的历史考察——以中日韩(朝)越为主体的历史分析

本文拟对东亚文化圈和东亚价值观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一个历史的考察,进而分析传统的东亚价值观与构建当代价值观的关系。当代东亚各国都已成为现代化程度不同的独立的主权国家,东亚经济社会的发展、合作的加强和一体化的要求都使他们重新审观东亚各国共同拥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传统的东亚价值观的作用,特别是它在构建当代东亚价值观的作用。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儒家伦理已不可能作为当代价值观的体系和核心,但就有着深广影响的传统的东亚价值观和思想文化遗产而言,其优秀成份对于构建21世纪的东亚价值观大有裨益,需要我们取其精华,挖掘、整理、诠释。

东亚建筑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本文扼要介绍了东亚建筑研究方面的工作进展情况：日本与中国的交往在建筑方面的主要影响；佛寺与都城建设；朝鲜半岛与中国交往的历史；长安、奈良、庆州是中国文化圈突出代表；冲绳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和遗迹；马六甲海峡早期华人移民的建筑概况等．

亚洲槟榔文化圈探析

槟榔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槟榔自身特殊的属性、当地的地理环境以及审美观念等均有密切关系。自古以来,中国、东南亚与南亚一带的居民就养成了嚼食槟榔的生活习惯,并形成了与槟榔有关的习俗和文化。由于近代以来自然环境改变、医药卫生科学知识普及、审美观念、婚俗变化以及新嗜好品的出现,槟榔在一些地区已经退出市场,但许多国家和地区至今仍然保留嚼食槟榔的习俗。

东亚文化圈鸱尾的类型研究初探

本文以东亚文化圈内目前现存的鸱尾形象为研究对象,根据鸱尾的整体造型与细部装饰特征,结合这些鸱尾所处的时代与地域,将东亚文化圈内的鸱尾分为整体型鸱尾与截断型鸱尾。

10-13世纪中朝日文化交流与东亚文化圈

10-13世纪,中国文化仍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朝鲜和日本。同时,随着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文化中异质成分、创新成分的不断增多,日本、朝鲜对中国大陆的文化输出日益明显起来。这对东亚文化圈的巩固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儒学与东亚命运共同体

20世纪70、80年代,东亚经济腾飞,中国改革开放,东亚文化共同体意识觉醒,东亚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主编《亚文——东亚文化与21世纪》杂志出版。《亚文》开中、日、韩三国共同主编一个杂志之新风,标志东亚走向21世纪共同东亚共同忧患、主体、危机、反省意识的觉醒,为人类共同体利益作贡献的共同理念的加强。东亚中、日、韩及越南之所以为共同体,体现为共同理念,儒学共鸣;共同文字,汉字共享;共同制度,郡县共建;共聚民心,同舟共济;共生共存,命运共同。在当今全球化的信息智能时代,世界各国、各民族交感联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犹如"太极图",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中又有阴阳,不分不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北方族群法与东亚法文化圈的关系:以盗罪倍赃制的传播为中心

文化圈的形成,必有一些纽带与媒介起作用,北方族群法在古代东亚法文化圈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如此。北方族群法与中原法的关系相当复杂,有彼此交融混合的一面,而有些日本学者却过于强调它们的“冲突”。以北方族群法为纽带,在东至日本列岛,西至中亚,北到草原大漠,南到中南半岛之内的诸文明,联合而成一个东亚法文化圈。在此文化圈内,由于具体文化、环境、社会等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同源性制度又发生变化,在同一性中发展出多元性。

文公礼法家同教:《家礼》的朝鲜化与朝鲜朝的中华观

朱熹《家礼》在丽末鲜初东传朝鲜半岛,被朝鲜朝的国家典章(法筵之学)与士庶日用(韦布之学)遵为不刊之典。《家礼》文献的大量创制、“冠昏丧祭”四礼仪文的反复考辨、畿湖与岭南礼学派对“家”哲学思想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东亚儒学“家同教”的特征。与此同时,朱子礼学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奠定与中华观的建构夯筑起强大的礼制基石。《家礼》朝鲜化所内涵的“语言民族主义”意味着认知、运用以及阐释华夏之礼,是承续中华道统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朝鲜朝逐步确立在东亚文明的排序以及对“我者/他者”的认知。礼义等同于中华的这一认知,不仅为朝鲜朝积极效法华夏文明提供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一体多元”的中华观在域外礼学中的重要表达。

北亚鼓圈——中俄萨满响器谱系研究的两个“半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北亚鼓圈渐成为国际萨满文化研究的“热圈”。而当黑龙江/阿穆尔河成为中俄两国界河时,这个鼓圈也随之分为两个“半圆”。文章将中国萨满音乐的田野考察成果与俄罗斯民族学文献相勾连,并与欧洲博物馆发现的北亚萨满文物交集互文,通过个案描述与比较,追溯萨满鼓的文化原型,为完整的北亚萨满响器谱系建构打下基础,进而促进世界三大萨满鼓圈的比较研究——书写一部完整的萨满鼓生命史。

佛教与东方文化

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具有更多的文化属性。源于印度的佛教不仅表现了民族文化特点,而且在南亚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佛教中国化是文化过滤与文化变异的结果,汉化佛教在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受到西亚北非文化影响,在强盛时期又远播西亚北非地区,对后起的伊斯兰教苏非派也有一定影响。佛教沟通了东方三大文化圈,表现出鲜明的东方文化特性,是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

作为文化符号的隐元--隐元隆琦与黄檗文化研究综述及展望

隐元隆琦明末东渡日本弘法,开创日本黄檗宗。隐元是继唐代鉴真和尚之后又一位中日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和文化使者。他极富远见地保留和传播了中华文明的火种,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推动了近代以来东亚文化圈进一步的繁荣。隐元黄檗文化的国际化实践,正是体现和凝结东亚文化圈的典范,在这个意义上讲,隐元禅师已然成为了新时代亚洲文化的文化符号之一,隐元及黄檗文化的深入研究,对促进东亚地区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唐王朝时期儒家文化的特质及其向周边国家的传播——兼论儒家文化在当代世界的适应性问题

唐王朝时期,儒家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具有非常显著的开放性;具有向民众靠近、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征。唐王朝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这种交流,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儒家文化圈"得到确立和基本巩固。"儒家文化圈"因为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具有对和谐的传统追求,在当代现实中仍然有较强的适应性。

东亚文化圈下中韩大众文化比较分析

作为东亚地区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东亚文化圈对东亚各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社会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韩两国具有不同的社会体制、经济制度、文化形态,但长期以来中韩两国之间大众文化交流十分密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东亚文化圈影响下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化背景。本文将对东亚文化圈影响下中韩两国大众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对于深入理解两个大众文化的发展、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