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战争与智者:公元前5世纪雅典讼师群体壮大的原因

公元前5世纪,通过参与诉讼获利的雅典讼师群体逐渐壮大。其壮大基于深刻的时代背景,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一,雅典帝国的扩张为讼师群体壮大提供了政治舞台;其二,伯罗奔尼撒战争为讼师群体壮大提供了实践途径;其三,智者派的流行为讼师群体壮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三个原因的共同作用下,雅典讼师群体逐渐壮大,并影响着雅典的司法进程。

从理想到暴政——古典时代希腊人的雅典民主观

古典时代希腊人有关雅典民主的看法是矛盾的。部分政治家和雅典的普通公民如伯里克利、德莫斯提尼等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民主制度,雅典才强大和美丽,因此它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但从公元前5世纪末起,由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民主制度缺点的暴露,哲学家、历史学家如柏拉图、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开始从各个角度批评雅典的民主制度。雅典民主因此被看成是不断衰败、政治混乱、无法无天的暴民政治。

雅典民主政治发端之论争

古典时代以来,有关雅典民主政治的起源学术界有几种看法。早先有学者指出,在希腊人那里已经出现了梭伦改革说、克里斯提尼改革说和提修斯说等不同观点。格罗特首次系统论述了克里斯提尼改革奠定雅典民主政治基础的理论。希格内特和拉夫劳勃强调,埃菲亚尔泰斯改革才是雅典民主政治真正的起点,并把民主政治作为独特的雅典现象。最近的研究提出了更多不同看法。莫里斯和华莱士分别从考古和文献史料出发,呼吁重视城邦制度中固有的民主因素;奥伯从人民革命的重要性出发,强调雅典人民的政治觉醒对创立民主政治的决定性作用;拉夫劳勃重申了民主乃海军和帝国政策产物的看法;埃德甚至认为,公元前403年之后,雅典民主政治才走向稳定和成熟。纷繁的观点之中,透露的是学者个人的政治观念与时代变迁,但也体现了史料基础的扩大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影响。在现代与古代的对话中,学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理解在不断深入。

《雅典胞族法令》译注

在古代雅典,胞族是兼具血缘和地缘特征的基层社会组织,是维系氏族、德莫和部落、保证雅典城邦运转的宗教纽带。在政治和宗教无法完全剥离开来的雅典社会,胞族成员资格无疑是雅典人获得公民权的必要条件,而参加胞族节庆及祭仪等宗教活动,亦是雅典人对其公民身份的自我建构过程。《雅典胞族法令》系一篇关于胞族如何确认其成员资格的石刻铭文,对德凯莱亚地区男童和男丁的审查入籍做出了相关规定。该篇法令是解读雅典胞族组织最为重要的文献证据。

论雅典帝国

公元前５世纪后期，雅典人从经济、政治、军事、法律、宗教诸方面强化对广大属国人民的统治，几乎完全剥夺了各属国的主权。雅典帝国是雅典人的国家，不是主权国家联盟。雅典帝国的形成标志着雅典国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雅典帝国的形成，是雅典人征服、奴役异邦人的结果，是雅典奴隶制发展的具体表现，是伯里克里时代经济繁荣、政局稳定、文化昌盛的历史前提。雅典帝国的形成和瓦解，是公元前５世纪中后期东地中海及周边地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充分肯定雅典帝国在雅典乃至希腊历史上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丝毫不应忽视它的另一面，即雅典帝国的富足和强大也是建立在征服。

西西里远征前的雅典渎神案

公元前 41 5年 ,雅典的一个贵族会社为了阻止远征西西里 ,破坏了赫耳墨斯神像。民主派领袖则充分利用了这一案件 ,把神像破坏与推翻民主政治的阴谋联系起来 ,进而把各种形式的渎神都归于这一阴谋 ,借机打击政治对手———积极推动西西里远征的阿尔西比德 ,增强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们利用告密和制造恐怖形势等手段 ,最终与贵族寡头派联手放逐了阿尔西比德。整个事件就是以宗教面目出现的。

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激进民主制”

"激进民主制"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概念,它本身具有很强的相对性,在不同的语境中,采用不同的判断标准,将会对"激进民主制"作出不同的定义与评价。作者从当时雅典的历史语境出发来分析当时民主政治的性质,指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激进民主制"是社会危机中的一种极端状态,可能导致此状态发生的某些基本特征的确存在于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现实之中,雅典人将这些特征予以制度化,使得当时的民主政治尽管没有进入极端危机状态,但也明显表现出激进性质。

雅典贵族与民主政治——雅典民主政坛上的贵族现象探析

雅典贵族主宰民主政坛的现象,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雅典贵族与众不同的生存环境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使他们不自觉地扮演了民主政治的推动者的角色;二、雅典文化价值体系的贵族性使贵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众望所归的地位;三、贵族的商业化使他们在经济行为上与工商业者趋于一致,成为他们在政治上充当工商业者的代言人的物质基础。但是,伴随工商业者的阶级意识和权力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伯里克利之后平民工商业领袖的崭露头角和公民大会对政治事务的全面控驭,意味着民主政治日益显露其真实的社会基础。因此,贵族领袖现象并不否定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于工商业这一根本命题。

古典时期雅典的官员监督机制

古典时期,雅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官员监督机制,任期前的任职资格审查和任期内的信任投票和告发程序,以及卸任前的账目审计,从选人、用人、问责和追责环节遏制官员的权力滥用和腐败,一定程度上实现制度反腐,并维护了雅典的民主制度。雅典主要通过民众和陪审法庭实现对官员的有效监督。

梭伦改革划分公民等级的标准问题考论

在梭伦改革划分公民等级的标准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具体来看,分歧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四个等级的名称及划分是否自梭伦改革始;梭伦改革之前雅典社会分工和经济成分有无多元化;德拉科立法时"自由财产"是否已成为高级官职的任职资格;以及如何看待古典作家的记载。立足于古代文献资料,作出令人信服的考证,具有重要意义。

论古代雅典国家的发展道路——兼及雅典版图问题

雅典国家兴起于阿提卡半岛。这个农业小邦在实现内部统一后,随着国内公民集体内部关系的调整,逐步走上海外扩张之路。雅典人占领萨拉米斯,殖民卡尔西斯,击败埃吉那,制服提洛同盟诸邦,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建立起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海上帝国,国家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古代世界其他奴隶制霸国或帝国一样,雅典帝国的富足和强大是建立在征服、剥削、奴役、屠杀异邦人的基础之上的,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经济繁荣、政局稳定、文化昌盛的历史前提就是雅典人对帝国臣民的压迫和剥削。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战败,阻滞了它继续扩张的步伐;重新成为小国寡民之邦的雅典,对外扩张有心无力,在艰难缓慢的复苏中成为北方兴起的马其顿人鲸吞的对象。

希罗多德与古希腊诗术的起源

在今天人们能够看到的古希腊文献中,poiētēs[诗人]和poiēsis[诗]用法首次见于希罗多德的《原史》,绝非偶然。《原史》并未讨论"诗学"问题,但为我们展现了古希腊诗术诞生的历史语境。如果要探究poiētikē[诗术]这个语词的语义问题,需要考察为何作诗与其他制作技艺在性质上的差异恰恰在雅典民主时期会成为一个问题。要恰切理解古希腊诗术面对的源初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理解雅典民主政治所面临的问题。希罗多德究竟是如今所谓的实证史学家抑或善于"制作"的诗人,古典学家虽然迄今没有定论,但希罗多德的《原史》是因应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及其问题的纪事体制作[作诗],却是不争的文本事实。

冲突与调适——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城邦政治

轴心期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通过改铸古代神话找到人类如何和睦共处的方式。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成为轴心期思想家改造古代神话、思考城邦政治的典范。首先,悲剧作家的经历、表演的舞台和面对的观众,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次,埃斯库罗斯笔下城邦内部冲突造成的恶劣影响让我们看到,消弭冲突的唯一途径,是胜利者接纳部分旧力量,以达成城邦新的平衡与和谐;再次,奥瑞斯提斯传说的演变和埃斯库罗斯对它的改造,充分体现了埃斯库罗斯悲剧的雅典城邦特征;最后,雅典人民的实际作为,恰当地体现了悲剧作家希望实现的政治文化。

第二次雅典同盟誓约碑铭译注

第二次雅典同盟誓约碑铭是公元前4世纪70年代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共同签订的多边政治条约,是第二次雅典同盟形成的重要标志和条约依凭。它反映了希腊城邦在反对城邦霸权,寻求政治独立和自由的道路上做出的努力和尝试,是解读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希腊城邦历史和邦际关系的重要史料。

古雅典和谐教育的内涵及其启示

和谐教育是古雅典教育的核心理念,其根本宗旨在于公民的德智体美等各方面都得到和谐发展。这种和谐包括受教育者身心的内部和谐,也包括教育条件的外部和谐,即培养目标上的和谐、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和谐、办学形式上的和谐,同时,也注意到了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统一。这种和谐教育作为古雅典文化的结晶,对我国的教育事业也有着重大启示和借鉴作用。

苏格拉底之审及柏拉图之反思

苏格拉底的死不是雅典人基于政治原因的结果,而是雅典人法律思维的必然结果。虽然雅典人极为敬重他们的法律,也为他们的法律自豪,但雅典的法律形式主要是程序法,实体法由于内容极为简略而其强制力弱化,这让雅典民众法庭陪审员的自由裁量权大大增加。由于在制度上没有设置对这种权力的限制,导致了权力的滥用。这让柏拉图为之反思并由此开始了对雅典法律程序的改造。他否弃了雅典无论何人皆有可能当选为法官的可能性,也设置了一系列程序来限制权力的滥用,但他没有丢弃雅典原先法律对民众的尊重。

盛世乡愁——雅典帝国的“传统”与“现代”

波斯战后三十年,雅典强势崛起。如何乘崛起之势,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主人翁",结束希腊世界长期以来列国交争的困局,树立"雅典治下的和平"?这成为几代雅典人的雄心壮志和强国梦想。而在对外致力于实现帝国雄心的同时,雅典城邦内部推行"民主"式的治理方式。民主化在夯实国家基础的同时,却使雅典传统世家贵族在政治上遭到挤压,新兴民主势力与传统贵族势力彼此虎视眈眈,雅典政坛暗流涌动。如果说伯里克利在世时尚能消弭这一对抗的破坏力,但随着伯里克利的突然离世,这一对抗便迅速升级并迅速白热化,进而走向失控,最终成为雅典帝国事业的颠覆性力量。本文以修昔底德著述为基础,结合阿里斯托芬、色诺芬、柏拉图等著作家的相关文本,力图从雅典政治社会的内部视角,揭示雅典帝国在关键时刻所面临的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及其现实后果:曾让雅典人倍感自豪的"民主",却堕落为政客摇唇鼓舌、群众叫嚣起哄的舞台;雅典海纳百川、万邦来朝的同时,却贵贱不分、优劣混淆,甚至藏污纳垢;雅典人热爱"自由",却在不断膨胀的金钱物欲的诱使下,日趋堕落为纵情任性,喜新厌旧,甚至好坏不分,是非不辨……透过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文本,读者不难感受到帝国繁荣背后雅典人对国祚前途的迷茫和深沉的"乡愁"。对于盛世雅典人的乡愁,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应当能够感同身受吧!

国外雅典的陪审法庭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针对雅典陪审法庭的起源和发展、构成和运行、职能和地位以及法庭与法律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制度考察和思想观念考察相结合,应是雅典陪审法庭研究的发展趋势。

先秦赵文化与古希腊雅典文化改革开放精神比较

先秦赵国与古希腊雅典都在各自所在地区对改革开放有着迫切的要求。赵国改革开放精神的直接动力是由于晋国社会改革的惯性,并且是迫于与周围各国战争的需要。而雅典是由于其内部阶级矛盾激化。赵与雅典都是经济类型多样,经济文化具有开放性。赵国的政治开放属于原始民主制的残余,是一种历史传统。而雅典则是在清除了氏族制残余的基础上实现的。它所体现的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制度文明。赵文化的改革开放精神主要表现在学派的兼容并包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而雅典文化的改革开放精神表现在它善于吸收外来异质文化。赵与雅典在文化改革开放精神的导引下。

第二雅典海上同盟述论

公元前378/377年第二雅典海上同盟建立,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雅典国力复苏的一个重要标志。雅典以保障入盟者独立和自由,承诺不侵占盟邦的土地和财产为前提,建立起一个以共同防御为宗旨的海上同盟。同盟成立后,在恢复雅典在爱琴海及黑海地区的海上霸权,维护本地区的海上交通和贸易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底比斯的崛起和扩张,接连击败斯巴达并已威胁到雅典的安全时,财政拮据的雅典向盟邦课征贡金,派遣驻军和军事移民,导致同盟内部矛盾激化,波斯借机干预,遂发生"同盟战争",战后同盟名存实亡。第二雅典同盟实际上是雅典在国力稍有恢复的基础上,欲重振昔日霸业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雅典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虽然并未使同盟整体上发生质变,但不能因此而否认雅典违背建盟誓约,剥削、奴役盟邦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