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影响财务重述吗?

审计委员会和CFO处于监督和被监督的地位,然而鲜有文献对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以2010—2020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研究发现,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导致了财务重述的增加,但是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审计委员会勤勉度以及内部控制可以削弱CFO兼任对财务重述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CFO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年限与财务重述正相关,CFO过度自信在这一正相关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监管风险、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现有研究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从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环境出发,对此进行了重新审视。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之差衡量事务所面临的监管风险,研究发现,大事务所只对监管风险较高的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事务所面临的监管环境改善后,大事务所才对所有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审计质量与事务所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再依赖监管风险而存在。因此,在法律环境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加强监管是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有效机制。

审计、信息透明度与银行贷款利率

审计在银行贷款利率的决定过程中是否具有价值呢?本文通过考察银行贷款利率与借款企业的审计特征(审计意见和审计师规模)和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银行的贷款利率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与借款企业的审计特征(审计意见和审计师规模)有关,而与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说明审计在银行贷款利率的决定过程中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规模与审计质量:店大欺客与客大欺店?——基于香港市场大陆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大陆在香港上市的三组公司(H股、红筹股和民营股)为依据,研究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店大欺客)、客户规模与审计质量(客大欺店)等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倾向于支持"店大欺客"假设: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提供明显高质量的审计,但却收取了相对较高的审计费用;本文的经验证据不支持"客大欺店",即:规模大、审计收费高的客户,并没有迫使审计师在质量方面做出让步。我们的研究丰富了对审计师选择以及规模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认识。

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分析

基于2003—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事务所审计资源配置与审计意见的视角,结合我国制度背景,研究了法律环境对审计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事务所审计资源配置方面来看,法律环境越好的地区,事务所配置的审计师越有经验。但是,从审计意见方面来看,法律环境越好的地区,事务所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并不显著更高。进一步加入事务所规模调节变量发现,法律环境越好的地区,"十大"配置的审计师越有经验,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

监管距离、事务所规模与盈余质量

本文运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以地理距离为视角,研究监管机构对距离不同上市公司监管效果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证券监管具有明显的距离效应,上市公司距离证监会越近,盈余质量越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是证券监管的有效补充机制,相对其他所,国内大所强化了对远距离公司的监督;证券监管的距离效应影响审计师的执业行为,审计师对于监管距离远的上市公司收取了更低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内大所强化监督是出于对审计风险的控制,国内大所监督的距离效应主要存在于信息不对称程度高、负债率高和盈利能力较差的上市公司。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监管、审计师选择以及投资者决策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事务所规模、制度环境与企业税收激进

选取2008—2016年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企业税收激进的关系及外部制度环境对两者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大规模事务所(国内"十大"所)与企业税收激进程度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国内大型事务所的审计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按制度环境指数(法治水平、政府干预程度)检验的结果表明,法治水平高、政府干预低能够强化事务所规模对企业税收激进的抑制作用,反映了当下我国的法治水平提升和政府干预减弱都能强化独立审计的监督作用。

审计质量替代指标有效性检验与筛选

以替代指标来表征不可直接观察的审计质量,其有效性如何,值得检验。在国内外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确定了应计质量、审计收费等六个最常用的审计质量替代指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选取权益资本成本效应、违规可能性和财务报表重述概率作为过滤检验变量,逐一检验了各个审计替代指标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审计机构是否为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和以Jones模型为基础的可操控性应计这两个指标的审计质量替代性最好;盈余稳健性和盈余反应系数没有通过过滤检验。审计机构是否四大和审计收费这两个指标没有全部通过过滤检验,其有效性存疑。

公司治理、审计风险与审计定价——基于CCGI^(NK)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发表在2004年《管理世界》第二期的论文中公布的2002年度"中国上市公司治理100佳"的公司治理指数作为公司治理质量的替代变量,以"100佳"中的55家2001年至2004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公司治理指数、审计风险、审计师规模与审计定价的关系。结果发现,公司治理指数越高,审计定价越低;随着公司治理指数提高,国际四大和本土五大明显降低了审计定价,而本土次五大的审计定价却没有明显下降,说明审计定价受到公司治理风险影响,国际四大及本土五大对源于公司内部治理的风险更加敏感,原因可能是大型事务所运用了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在争取到优质客户后,采取了合理的风险定价策略,以保持优质客户。上述发现对大型审计师获得审计收费声誉溢价的观点做了局部修正。

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自律型治理与审计需求——基于IPO前民营化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形成的政治关联与一般高管层的政治关联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实际控制人具备政治身份会促进公司自律进而提升独立审计需求。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考察了IPO前民营化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与审计需求的关系。研究发现:具有此类政治关联的公司倾向于选择大型审计师,在选择大型审计师后支付了相对较高的审计定价,上述现象均随着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级别提高而加强;实际控制人具备政治身份的公司在聘请大型审计师后,其财务报告操控性应计明显下降。上述发现说明,实际控制人具备政治身份的民营上市公司存在信号传递的审计需求,同时大型审计师在此类公司也起到一定监督作用。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品牌声誉与审计收费溢价

西方研究通常将"四大"的审计收费溢价归因于其品牌声誉,这亦可能得益于其寡占型的市场地位。然而,"四大"在中国证券审计市场并不占有寡占型的市场地位,事务所规模、品牌声誉与审计收费溢价之间的关系需重新加以审视。研究发现,与规模相比,声誉占主导地位,另外,在声誉达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规模大的事务所能够享受审计收费溢价,否则,规模并不能给事务所带来审计收费溢价的好处。这说明"四大"在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上的审计收费溢价得益于其品牌声誉而非垄断地位,亦说明在我们执行"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时,应使行政干预让位于市场力量,否则,"做大"不能"做强"。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与年报及时性——基于OLS与分位数回归的证据

及时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特征之一,内部控制审计通过提高内控质量与审计效率来促进年报披露的及时性。以2010—2012年沪深主板A股389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OLS与分位数回归对内部控制审计与年报及时性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虽然内部控制非标审计意见、内部控制缺陷以及内控缺陷整改会导致年报时滞延长,但在总体上内部控制审计促进了上市公司年报及时披露。分位数回归结果还表明,在不同的年报披露时滞水平下,各影响因素对年报延迟的影响效果不同。

审计师规模、审计费用与审计意见购买

本文引入审计师规模作为审计师特征的代理变量,区分审计费用的异常升高与降低以及审计意见的改善与恶化,并进一步考虑到审计师规模对异常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之间作用关系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研究以审计师规模为代表的审计师特征和实际发生的异常审计费用对管理层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影响。

财务报表审计中的审计师选择与内部控制质量

财务报表审计中审计师应当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并就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与被审计单位治理层进行沟通,从而有助于改进内部控制质量,然而不同特征审计师评价内部控制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及对就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与被审计单位治理层沟通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因而财务报表审计中选择不同特征审计师会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不同影响。文章以2008-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财务报表审计中选择国际四大比非国际四大能够显著提高内部控制质量,选择十大比非十大能够显著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而选择国内十大和国内非十大在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方面没有显著差异;选择行业专长事务所比非行业专长事务所能够显著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这表明,国内大规模事务所还需要提升财务报表审计中对客户内部控制的关注程度,为客户内部控制质量的改进提供建议,从而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

我国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率模型研究

通过研究2001年、2002年我国证券市场A股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审计费用率得出:年报审计费用与资产规模显著正相关,审计费用率与资产规模显著负相关;资产规模对审计费用率的解释度在71%以上。建立的审计费用率与资产规模的关系模型ROF=αAsset-β,为物价部门制定审计服务价格提供了客观依据,也为证券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学术界进行行业监管或审计独立性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政府管制、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意见——基于我国SEO管制的实证研究

结合我国特有的SEO管制环境,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动态地考察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意见签发的影响及其相应的监管后果。经验数据表明,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意见签发的作用程度会随着SEO管制环境的加强而得到强化,表现为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在管制环境变迁后显著的不倾向于签发非标意见,而监管者对这一行为在统计上并没有如同变迁前一样进行有效的识别。本文的研究不仅为深入理解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意见签发的作用程度受制度变迁的影响及其监管后果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也为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改革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签字会计师繁忙度与审计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7~2014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签字会计师繁忙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签字会计师繁忙度越高,审计质量越低,支持了"压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发生两名签字会计师轮换的样本中,由于继任签字会计师缺乏客户层面的审计经验,签字会计师繁忙度对审计质量的消极影响更加显著;其次,在大客户中,签字会计师繁忙度对审计质量的消极影响被显著削弱,表明繁忙的签字会计师会对大客户保持更多的关注度和职业谨慎,并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从而保障更高的审计质量。最后,区分了签字会计师角色后,发现只有复核签字会计师繁忙才会导致审计质量下降,而项目签字会计师繁忙度与审计质量无关。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会改变投资者对审计质量的判断吗？

本文利用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回报模型，研究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与投资者感知的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发现规模大的事务所能显著增加其客户的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事务所规模不会影响投资者对审计质量的感知和判断，即投资者不能区分规模大的事务所和规模小的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存在差异。这一制度特征对政府制定行业政策、上市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关系研究——基于客户规模视角

目前,我国国内学术界对于基于不同客户规模的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关系的研究还不多。以2002年至2009年中国舞弊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审计师行业专长可以显著提高审计质量;在大客户市场上,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审计质量提高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和削弱,这可能是由于审计师对大客户审计时难以保持应有的独立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