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界十王信仰与敦煌引路菩萨像的产生

晚唐至宋描绘菩萨引导亡者前往净土的敦煌引路菩萨像,其图式不同于既往的来迎图,更强调“引路”的目的。这种转变与晚唐时期十王信仰的兴盛所引发的地狱观念具象化趋势密切相关。以观音作为引路菩萨受密教观音信仰的影响,而幡则糅合了汉地丧仪与佛教胜幡中出行、引魂、破地狱及生净土等多重寓意,二者共同建构了引路菩萨护佑亡者顺利渡过冥途的图像意涵。

独乐寺观音阁辽代十一面观音像的材质分析

独乐寺观音阁内十一面观音像保存至今,泥胎存在裂隙、空鼓、脱落等病害。利用超景深三维显微镜、X射线衍射分析(XRD)、激光粒度分布仪等对观音像泥胎进行了材质分析。通过控制砂、纤维含量,分析泥塑试样的收缩性,并探索纤维含量对泥胎收缩性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观音像泥胎的制作原料取自当地,其中土颗粒粒径多在5~70μm之间,约占总量的79.5%;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和伊利石,还有部分钠长石和钾长石,以及少量的高岭石。粗泥层含砂量约为35%,麦草(麦秆及麦壳混合物)含量约6%~9%,长度大多在2 cm以下;细泥层含砂量约为30%,麻丝含量约2.1%,长度大多集中在2 cm。麦草和麻丝的加入对泥胎的收缩均能起到抑制作用。随着麦草含量的增加,抑制作用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掺和6%的麦草抑制作用最好;添加麻丝可使试样的最终线缩率显著减小,但麻丝的多少对线缩率的减小幅度影响不大。观音像泥胎的原纤维配比就有很好的抑制收缩效果。本次研究获得了十一面观音像泥胎的材料组成信息,得出了纤维占比对泥胎收缩性的影响,为十一面观音像的修复与保护提供了参考。

移植与再造:莫高窟第331窟东壁十一面观音造像组合考

莫高窟第331窟东壁北侧绘有一铺以十一面观音为主尊胁侍的说法图,经分析可知,该造像组合是在借鉴长安出土的“大唐善业泥”的基础上,参考其他相关的唐长安风格佛教造像改造而成的一铺佛教艺术作品,创作年代大致为垂拱二年(686)至圣历元年(698)这段时间。第331窟以及第332、148窟作为敦煌李氏家族在莫高窟开凿的洞窟,三者不仅作为初盛唐时期敦煌石窟中的代表洞窟,窟内还出现了大量与唐长安相关的造像内容,这表明其深受唐长安佛教思想及艺术的影响,是唐代长安风尚浸染下所建造的一批洞窟。

韩国道岬寺《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帧》摹本溯源——日本知恩院藏本图像分析与现状模写

日本知恩院藏朝鲜初期《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帧》是流失于海外的朝鲜时期佛画之一,画面参照《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绘制了“拔苦”“与乐”以及“成愿”场面。经考证,“知恩院藏本”画面构成多借鉴于我国明朝早期的《普门品》版画,并通过画面的再组合,形成了富有特点的独幅普门品经变形式。其山水排布继承了李郭派的画风,即鬼面石、蟹爪枝的绘画风格,但山石的皴法多运用短线与墨点堆积的皴法方式让岩石显得更加厚重且富有质感,被认为是受朝鲜时期安坚画派影响下而出现的独特画法。本尊为朝鲜时期典型的正面像水月观音绘制方式,与我国法海寺水月观音有一定的亲缘性。韩国道岬寺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帧》为2005年韩国梵海文化财研究所绘制的知恩院藏本的现状模写摹本,底稿绘制、色表调制等皆在日本境内完成,并运用了传统的模写技术。虽然现代科技可以使文物进行数字化保存,但是绘画类文物的模写仍具有不可替代性。“道岬寺摹本”为韩国乃至整个东亚圈的绘画类文物临摹提供了案例参考。

敦煌出雕版墨印填色版画刍议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美术品中有一定数量的雕版印画,其中的几幅墨印填色者,以独存的填色《大悲救苦观音菩萨》色彩最为丰富和完整。敦煌填色版画是中国套色版画的先声,也是影响日本浮世绘的中国版画艺术渊源,在世界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敦煌女性观音图像叙事与民间传说叙事的互动与文化传播

敦煌女性观音造像的女性化、人间化、世俗化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碑刻文物河南平顶山的《大悲菩萨传》描述了妙善公主修成正果化为千手千眼观音的传说。妙善公主的传说一方面与佛经的理念相契合,另一方面又阐释了中国女性观音诞生的历程。观音文化既存在图像叙事,又存在语言叙事和文本叙事,这两种叙事互相关联。学术界把这种机制称为“语图互仿”。“语图互仿”是图像与语言在传播者和接受者心理的互相对话、互相诠释,二者的形成和传播过程是佛教的观音中土化和女性化的原因。

“妙善公主”模式的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探讨

中国佛教要在现代期内平稳发展,必须要在“佛教中国化”和“观音信仰”这两个基本维度下功夫。进入中国的宗教必须能够保证与当地的宗教或文化进行对接,或相互发生影响,从而促进两个异质的宗教与文化发生强烈的互动,同时又在一个内体中共同成长,也不排除最后形成一种特质的宗教与文化。对“妙善公主”类的观音信仰,应看到它的背后存在的民间信仰主因,这是中国佛教徒创作的,是地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结合之后而出现的结果。隋唐之前的观音信仰主要分布在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宋代以后观音信仰的地方化元素则呈现全面开花的势态。观音信仰证明,中国佛教界始终自觉地走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尽可能将外来信仰改进为民族性信仰,完成“在地化”转换。印度传来的“妙善公主”之观音信仰母本《法华经·妙庄严王本事品》部分元素被当地中国佛教界接受,创造新的“妙善公主”观音故事,再经过历代佛教徒不断地增衍,故事内容日益丰满,并且不断地扩编,最后成型变成中国佛教界自己的故事。观音信仰“在地化”表现,得到当地文化认可,受到当地文化尊重,影响了当地文化发展,成为具有地方特点的“佛教中国化”现象。

唐宋长寿王菩萨像及相关问题

长寿王菩萨像最早出现于晚唐,流行至北宋,是唐宋时期新出现的题材,以四川安岳石窟发现数量最多。该菩萨具有愿民长寿的本质,晚唐五代时期,受延寿信仰的影响被直接附加“延寿命”的功能。宋初《佛说受生经》出现后,被赋予更多新功能,图像粉本源于成都。长寿王菩萨最初的图像创作具有观音的特征,反映出观音信仰对佛教中国化、世俗化进程影响之甚。

山西寿阳羊头寨观音庙壁画研究

山西寿阳羊头寨观音庙以绘塑结合的方式,在一个较小的空间中,展示了一部完整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主要内容。该庙中的壁画虽然时代较晚、风格也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特点,但在其场景取舍时所表现出的重“人祸”轻“天灾”的特点应与清代晋商在商业活动中遭遇的困境有关,是观音信仰与当地的地域文化结合的表现,反映了当地民众的社会心理。

从宋元普陀山山名看观音道场信仰的中国化

《华严经》中记载有古印度的观音道场信仰——补怛洛迦山信仰。译传中国后,受其影响,宋元时期浙江梅岑山(今普陀山)出现了多种与《华严经》相关的山名。从山名看,此山被认为是《华严经》记载的“补怛洛迦山”,但未能完全确定。直至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盛熙明撰写《补陀洛迦山传》时才“断无疑矣”。宋元时期普陀山山名种类及其演变,反映了观音道场信仰中国化的过程。

重庆大足千手观音便携X探伤调查及初步研究

石质文物本体在长期自然风化作用下形成粉化和裂隙等病害,其存在将导致石质雕刻品各部分密度的差异,而泥质镶嵌和包裹引起的材质改变及雕刻品厚度的变化,都将影响X射线的吸收效果。当X射线穿透石质雕刻品时,置于其背面的照相胶片上,将记录由透射X射线产生的潜像,经扫描仪处理,使之转变为显著灰度差的影像,据此分析石质雕刻品金箔包裹的本体病害情况和保存状态。为此,用此技术对重庆大足千手观音进行历时一个多月的X探伤调查。结果显示,千手观音石质雕刻品的金箔包裹本体存在不同程度的风化和裂隙,而其历史上泥质修补及补接状况,也一目了然,从而弥补了传统病害调查的不足。本项调查为大足千手观音的修复保护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可为千手观音的修复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弥勒菩萨与观音菩萨——图像的创立与演变

以弥勒菩萨、观音菩萨像的发展演变为例,探寻其在印度、中亚、东亚的信仰演变情况,对二菩萨信仰在印度与东亚的异同及其理由、背景进行考察。

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观音图》与《摩利支天图》考释

文殊山石窟群后山古佛洞中发现了西夏时期绘制的两幅《水月观音图》,在其中一幅《水月观音图》中还绘制了《玄奘取经图》的小画面,它们与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等石窟中发现的西夏时期的《水月观音图》及《玄奘取经图》具有基本相同的形式。古佛洞中还发现了西夏时期绘制的一幅《摩利支天图》,类似题材也曾发现于敦煌与黑水城等地出土的艺术品之中。这几幅图像为研究西夏佛教艺术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延安地区宋金石窟僧伽造像考察

延安地区的宋金石窟中,共发现15例僧伽造像及1则僧伽造像题记,其中11例造像为首次公布。这些僧伽造像,表现为与观音菩萨、弥勒佛、宝志、万回、十六罗汉等造像的不同组合形式,内容颇为丰富,为研究僧伽造像及其信仰提供了新材料,弥补了北方地区僧伽造像发现较少的缺憾。

民俗研究的谱系观念与研究实践——以东海海岛信仰为例

民俗的谱系是民俗学对于文化整体性、互动性与结构性认识的重要视角与方法,民俗的谱系包括族群谱系、空间谱系、时间谱系与形式结构谱系。民间信仰的谱系是民俗谱系的子系统,其结构谱系也是有迹可循的。以东海海岛信仰为例,其信仰谱系更加鲜明地呈现出民俗谱系的复杂形态,前人对此已经有所认识,其意义在于首先将这种信仰特性发掘出来。东海海岛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其民间信仰的共同性为构建东海安全提供了文化认同的资源。发掘东海文化的整体性与谱系性关联,也是构建东海平安的文化要素。因此,以东海海岛信仰谱系为线索的个案研究,具有深远的文化史意义和国家文化认同价值。

僧伽变相的内容、演变及形成：以安岳、简阳两铺摩崖造像为中心

于四川安岳千佛岩和简阳朝阳寺发现的两铺僧伽变相中,主尊均为僧伽、宝志和万回,朝阳寺僧伽两侧弟子为木叉和慧俨。千佛岩僧伽变相雕22组僧伽行化情节,有12组可释读,开凿于元和、长庆年间。朝阳寺有5组僧伽行化情节,3组可释读,系九世纪上中叶的作品。此二铺僧伽变相与西禅寺、千佛崖同类题材有共同的粉本,是僧伽行化神迹"三十二化"系统的遗存,五代至宋初又形成了"三十六化"系统的僧伽变相,并在成都以东的宋代石窟中开凿。与僧伽相关的图像可分为四类,均产生于八世纪上中叶的长安,进而传入四川。

敦煌水月观音图的艺术

敦煌现存五代、宋、西夏、元时的水月观音图三十余幅,是绘画类水月观音的主要图像资料。对敦煌水月观音图中的各组成元素进行分类,并就其图像渊源、绘画技法等进行了分析,从而呈现出敦煌水月观音图的地域性特征和美术史价值。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变考释

考释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券顶的壁画,确定其中6幅壁画出自《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推测其余壁画大多出自该经。结合两侧壁壁画分析,认识到该窟是一个以观音为主尊、内涵丰富的洞窟。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变的考证,揭示了北宋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同时纠正了以往学界对第17窟年代的推定,即并非唐西州时期。结合窟内供养人族属的认定,我们初步将该窟壁画的绘制年代界定在北宋初(10世纪末)至回鹘归顺蒙古之前(13世纪初)。

藏传佛教艺术中的观音形象

藏传佛教中的观音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藏传佛教的观音形象的出现和演变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对于藏传佛教观音形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藏传佛教中的观音信仰问题,可以深入理解观音在佛教中的地位和影响,使我们深入理解藏传佛教对于观音的信仰含义。

从一片大足石刻千手观音表面金箔分析获得的信息

通过对一片大足千手观音脱落金箔的扫描电镜分析,发现了石刻贴金的工艺特征,如金箔的表面形态,金箔的成分,金箔之间的叠压关系,金箔与大漆的叠压关系,以及贴金过程中的缺陷。这些分析研究为了解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的制作工艺提供了科学信息,也为千手观音的修复提供了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