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来饮酒--白居易的饮酒之思

不同于王绩构建世间本无的“醉乡”,白居易立足世间生活,赞酒之功,思酒之事。他认为,饮酒能够让饮者变寒为暖、转忧为乐,也能够斩断在世因缘与消除心中思虑,实现身心和乐。酒醉思虑不生,知欲不行,无用于世,由此销忙为闲。酒醉而得闲,不为世累,身心自在。尽管吟诗谈禅、游山玩水都是其兴趣所在,但是,他认为酒有精神,同时不断把醉精神化,又将醉与自由相互勾连。因此,白居易总是始于饮酒、归于酩酊。在现实的抉择中,白居易拒绝高士归隐、农夫种田、商人行贾、军旅征战、炼铅烧汞、高官显爵、红尘争斗等“忙人”之“忙”,而主张归于“饮酒”之“闲”。他总是把饮酒、醉当作最好的生存方式与人生唯一的归宿,显示出独特价值取向与生存智慧。这为我们当代思考酒的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身体书写与白居易“中隐”思想的形成

白居易从小就体现出早衰多病的短寿迹象,有很多关于这类题材的诗歌,他的身体书写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体弱而关注己身,产生短寿的忧虑,顺而采取慵懒的人生态度,这是白居易“中隐”思想形成的基本理路。白居易对于“慵”的书写是其身体书写中的重要内容,包括咏“慵”、咏“懒”在内的诗歌约有120多首,心安体适、身心慵懒既是“中隐”生活对他身心的滋养与改善,也是“中隐”思想的一种体现。同时,在“中隐”思想的影响下,白居易不仅积极接受了年老的事实,而且还超越了对于生老病死的忧虑,完成了身体观念的转变与超越。

白居易诗酒中的蒸馏酒探微

含义隐晦的酿酒用语,可能是引发中国古代蒸馏酒源起争议的重要原因。本文以深谙酿酒之道的白居易诗酒作品为据,借助酿酒工艺学及蒸馏原理,以“知酒读诗”的方式展开讨论。白居易的酿酒之法涵盖了蒸馏工艺,醇浓清澈的酒中“沆瀣”“醍醐”当为蒸馏酒之俚语,而“干酿酒”之名又当源于固态酒醅的无水蒸馏工艺。在证实唐代蒸馏酒及酿酒蒸馏工艺演进特点的基础上,也揭示出酿酒工艺学对于释读诗酒作品的特殊意义。

“以人为喻”的审美思想与“情”的审美细化——白居易文质观审美刍议

在白居易之前,中国古代的“文”“质”理论历经审美融合的演变发展,体现出“以人为喻”的审美特征。基于辩证统一的文质思想,白居易在文质观的发展与转向中对“以人为喻”的审美传统作了承继,并提出“气力”说与“粹灵”说,拓展出具有唐人以人论诗特征的审美理论,实现了对唐代审美才性论的理论总结。同时,白居易还将“文质”范畴中的“情”统筹细化为“情志”“情性”“情理”等审美概念,并进行相关的诗歌创作,使其具有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特点。考察白居易的文质观,对于白居易研究和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与丰富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论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的编纂特征与后代流传

唐代作家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典型体现了写本文集的编纂与后代流传特征。白居易生前对个人文集的持续编纂、多重保存、广泛传播,确保了该文集在后世的长久流传。反映写本原貌的前后续集本《白氏文集》,虽然一度被宋人重编前诗后文本《白氏文集》所取代,但前者依然借助日本、朝鲜的一些传本传承至今。《白氏文集》的流变历程,提示我们在研究写本文集时,要注意辨析不同版本的时代意义,注重域外汉籍的文献价值。

儿童文学批评视角下的白居易诗歌创作论考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因兼具通俗意义和审美价值,多次被选入中国通用语文教材,排名仅次于李白、杜甫、王维。其诗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为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广泛接受。究其原因,是其诗歌创作具有集简约与崇高于一体的特征,能够将通俗性与审美性自然融合,在思想上多反映现实生活,同时具有较高的诗歌理论水准。本文拟从儿童文学视角切入,以文学内部研究为方法,试图对白氏诗歌的理论指导思想、创作特点、写作内容与审美维度等方面展开纵深式论述,结合具体作品剖析读者期待视野中的通俗性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文学性,以及其兼顾的独特古典美学现象。

元白高古观考论

高古是元白共有的审美情趣。白居易诗文中的高古有三重内涵:政治角色层面,创作者对待国家要有深沉的思考与寄托;日常生活层面,创作者要保持高闲散淡的生活趣味;文学创作层面,高古的作品多是古体、散体,抒情主人公多是拥有崇高品格的诗人。元稹凭借主客观条件,在元和末、长庆初发展了白居易的讽喻文学,肩负起了“为天子复古”的历史重任,使得元和文学在制诰文改革声中渐渐落幕。白居易的文学创作在高古审美的主导下不断拓展创作题材,推动了中晚唐文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对元稹、白居易高古审美的钩沉发覆,不仅可以重新诠释白居易诗学的审美内核,并且可以反思元和末、长庆初的文学新变。

《御选唐宋诗醇》对白居易诗歌“诗史”价值的重新审视

作为受清高宗敕令编修的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御选唐宋诗醇》一反清初盛行的贬白风气,予以白居易诗歌极高的评价。选评者不仅通过强调白诗的史笔之实和立意之正,首次将白诗纳入“诗史”的评价传统,更是给予白诗上承魏晋盛唐、下启苏陆的诗史定位,首倡白居易为唐诗第三家。虽然就质量而言,《御选唐宋诗醇》评语良莠混杂,部分有生搬硬套、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对于白诗所作出的许多结论性评价,以及评析中所采用的诸多新视角新方法,在其后的诗坛中均得到了广泛回应并影响至今。可以说,作为链接清初持“神韵”说者大肆贬白与中晚持“性灵”说者不吝褒白两阶段之间的关键选本,《御选唐宋诗醇》在清代白诗接受史上有着态度转折之关捩作用。

从巴蜀诗接受看白居易学杜重心的转变——以擢任忠州刺史后的创作为中心

白居易入蜀后的诗歌创作深受杜甫巴蜀诗影响,在宏大广阔的博物视野和缘情体物的爱物精神上深得杜诗要义,但学杜重心已由政治讽谕的精神内核和关心民瘼的仁者情怀转移到了博物本身及表现个人生活上,这与白居易此期的仕宦体验、身份意识、处世思想息息相关。白居易巴蜀诗学杜重心的转变,表面是对杜甫巴蜀诗中浓厚生活情趣的进一步放大,实质则是擢任忠州刺史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带给他一系列影响后的必然结果。

白居易《长恨歌》的地理空间书写

白居易创作的《长恨歌》是我国长篇叙事诗的典范之作,诗歌讲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凄美的爱情故事,涉及多处地理空间。白居易高超的叙事艺术展现在他对诗歌文本中地理空间的排布和书写上,在唐宫建筑空间里蕴含着政治与爱情的双重隐喻,在往返蜀路空间里展现回环空间中的流动叙事,在虚构的仙境空间里书写因循中创新的爱情神话。白居易用他天才般的艺术感受力和高超的创作手法对现实的地理空间进行文学的重塑和再创造,将诗人的情感体验和李杨的爱情传说结合,将真实的地理空间与创作的文本空间相叠,最终完成这一伟大的艺术作品。

仗剑斩龙的诗人们——中唐诗歌中的龙神与祭祀

随着佛教的渗透,在唐代,特别是中唐前后“河伯”被龙神代替,民间的龙神祭祀开始出现在诗文作品中,但其祭祀被定位为“淫祀”的一种。白居易和韩愈在《黑潭龙》《题炭谷湫祠堂》中将龙神的淫祀问题与奸臣、天子权威问题相关联,从中能够看出中唐时期诗人们的危机感和问题意识。而从盛唐到中唐,“代表国家安宁的龙”的象征性的崩坍,在杜甫的《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诗作中可以看到。中唐时期洞庭湖水域作为非祭祀对象的恶龙等妖物的栖息地,频繁地出现在士人们的诗文中。水界的混乱,成为士人们心中世界秩序混乱的类比,进而与现实中的奸臣、朝廷权威问题相重合,激发了诗人们“斩龙”“驱龙”的愿望。概而言之,中唐时期诗人们出于自己官僚身份的自我认知以及对朝廷、世界的责任感和自负心,对危及朝廷的淫祀、恶龙等的存在产生了危机感和焦躁感,这种问题意识促使他们将其表现在了诗文作品中。

论“诗王”:杜甫接受史的一个别样角度

杜甫和白居易,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诗王”?探讨这一话题,意在辨析后人眼中的一朝之内、两代之间诗坛领袖的迁变。“诗王白居易”的说法,尽管屡见不鲜,但未见可靠的文献依据。真正被称为“诗王”者,实际上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较早的文献出处,见于后唐冯贽所撰《云仙散录》,其中所称“诗王本在陈芳国”已成诗歌典故,为历代诗家所常用。从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看,较白居易而言,前辈杜子美更堪称是当仁不让的诗王。白居易之所以会被误认为是“诗王”,或源自《云仙散录》中引录的“声振扶桑享天福”所引起的误解。只有在一衣带水的扶桑,广大教化主白居易的声名和影响,才有可能成为老一代“诗王”之后而被人们所推举出来的新一代“诗王”。

从主题偏离到讽刺艺术——论我国古代先扬后抑讽刺手法的发展

主题偏离指作品在叙事或抒情时违背最初创作宗旨的情况,这一问题在我国古代屡见不鲜。《诗经》作品自然、原始的抒情状态往往使诗作包含多种情感,缺乏统一的组织。汉代的体物大赋在追求巨丽之美的同时,为了作品的政治意义,往往出现文章在结尾背离主题的“劝百讽一”问题,最终在铺陈形式和讽喻内容的挤压之下产生了蔡邕《述行赋》这样近似“先扬后抑”形式的讽刺作品。唐代诗人李白能够将一首诗作中表露的多种情感组合在统一的风格下,在杜绝主题偏离问题的同时实现了情感的自由表达,而随着抑扬情绪的变化,偶尔会出现具有“先扬后抑”效果的讽刺作品。这类作品最终在白居易的继承下,成为“卒章显其志”的标准“先扬后抑”讽刺模式。

采诗诉求:士人心态的映现与价值取向的含蕴

“采诗诉求”是指中唐以来因采诗制度长期未能得到实质性恢复,而在士人、文人间产生的要求朝廷重设采诗官、期待诗歌被采集的呼声。这一诉求首先由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初期集中提出,他开始将基于外在政治目的的采诗传统转化为士人的内在价值诉求。采诗诉求涵括了制度期待与自我期待,映现了士人心态、身份意识及生命价值取向,含蕴着期待、无奈、失望乃至愤懑情绪,形诸于诗文之中而成为特殊的文学现象。中唐至宋元以来,采诗诉求从对外在制度的呼吁和要求出发,逐渐发生主体转向,士人开始自觉担荷采诗使命与自发采诗,深层次地反映了士人寻求并重建个体价值的心路历程。基于主体视角的采诗诉求研究,可从一个特定角度理解政治制度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元稹与白居易佛教接受之差异

元稹和白居易都是中唐时期笃信佛教的典型诗人,接受和学习佛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由于他们与佛教接触的渊源相异和个性上的差异,导致他们的佛教接受在功利观和生命意识方面也有所不同.相较之下,元稹苦苦执迷于功名但却可以看淡生死;白居易可以洒脱对待功名富贵,视其为浮云,却又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难以超脱生死所赋予的厚重枷锁.

漫论白居易《长恨歌》通行英译的得失——以郭杰《白居易诗歌精解》为参照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传播的成功,离不开前人注疏之功。综观《长恨歌》问世的译本,多数译者对于原诗蕴含的字句与涉及的文化缺乏足够的训诂与考据。具体表现为包括典故、文化负载词在内的历史文化元素的误译、原诗旨归的误读以及译文风格的错位。以学界高度认可的郭杰《白居易诗歌精解》为基准,通过分析翟理斯等几位西方汉学家及许渊冲和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本,说明权威的选注本对于译者明典故、察背景、考身世大有裨益。因此,经典诗歌外译须以注疏为法,择善本而从。

唐代白居易编撰《白氏六帖》中的医药学知识

唐代白居易编撰的《白氏六帖》三十卷,是现存“唐代四大类书”之一。《白氏六帖》之“医”“药”“疾”“疾疫”“兽医”等部,收录了唐中期以前大量的医学文献史料及相关医药学知识,包括医人的医德与医术、药物学知识、疾病学知识、瘟疫知识和兽医学知识等内容。该书文献来源极其广泛,包含儒家经学文献、史地文献、诸子著作、政府律令、地理、辞书、诗赋、文集等,充分反映了类书中医学知识的政治教化作用和在科举考试中的应用。由于书中征引的唐以前部分史籍、医籍已散佚,所以《白氏六帖》中辑录的医学文献史料成为辑补、复原、校勘唐以前医学著作和研究唐以前中国医学史的珍贵资料。

基于考古发掘报告的履道坊白居易宅园区位、尺度与布局的再探究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洛阳履道坊白居易宅园遗址附近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工作,随后在《考古》期刊上发表了《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此后有多篇论文根据此简报对履道坊白居易宅园进行了复原想象研究;2014年,《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出版,其中有关履道坊白居易宅园的考古记录比《简报》更为详细,这为进一步探究履道坊白居易宅园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客观数据支持。以考古数据为基础,将所有考古尺寸数据叠合、分析、类比并推导出白宅的范围尺寸,最终得到白宅面积接近唐洛阳“十七亩”的结论并确定了其“宅-庭-池”的基本结构;同时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参考,结合白居易诗文与《九老图》等文献资料,对履道坊宅园的结构布局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推测。

救济人病 裨补时阙——白居易咏物诗思想内涵略论

白居易是唐代创作咏物诗最多的一位诗人。白居易的咏物诗在题材类型选取上,与前代相比没有大的差异。但在思想内涵上,却有很大的创新。白居易不仅将咏物诗融入个人世俗生活,同时他通过讽谕类咏物诗观风知政,进行诗教书写,在寓言体咏物诗中委婉表达其人格品性与政治立场。这些诗歌思想内涵丰富,彰显出针砭时弊,干预现实政治的社会意义,因而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咏物诗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唐代曲江诗研究综述

曲江是唐诗中出现非常频繁的地名,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人文意蕴,是大唐气象重要的文化象征。分析近三十年来唐代曲江诗的研究成果,从唐代长安诗、唐代曲江诗、曲江诗的著名景观、著名诗人等方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当前研究成果集中于曲江的历史文化、曲江诗的意向、曲江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曲江诗所反映的大唐气象、唐代历史变迁、唐代文人心态等,这些研究推动了长安历史文化、唐诗学、唐代文学的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对于曲江季节诗研究的较少,对不同诗人所描写的曲江季节诗的对比研究较少,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