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耒晚年“乐府效张籍”

张耒晚年"乐府效张籍",走的是相同的"复古"道路,即发扬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北宋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弊端、民生疾苦、风俗人情,再现了汉乐府风歌的艺术风貌。

战斗的女性主义:从张洁到林白

张洁和林白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二者的创作有着源与流的关系。她们的小说文本反映了女性苦难的生存境遇,抨击了男性霸权文化,是为“战斗的女性主义”。但解构男权文化并不是她们写作的终极目标,之所以坚持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和文化姿态,是因为女性作为弱势性别,始终未能从社会的进步中真正获救。

儒家诗学传统论略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奠基人,也是儒家诗学的奠基人。儒家诗学的核心在于重视诗歌对人的情感的审美教化作用。孔子之后,恪守儒家诗学立场的代不乏人,他们都结合着自己时代的特点,对儒家诗学作出新的理解与发展,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诗学传统或儒家诗歌美学。

凄风苦雨唱新词——论中唐文人贬谪对文人词兴起之促进

中唐词坛上的几位重要词人都有过成为人生转折的贬谪经历。这种转折,让他们从京官、高官变成了贬官、逐臣,同时又让他们从诗人变成了词人——正是在贬谪中,他们开始注意民间的小调,并开始用这种小调来抒发万死投荒的艰辛与愤懑;正是经历过贬谪后,他们从"兼济"转为"独善",从"进取"转为"中隐",从追求文学的讽喻作用转为向往休闲、享乐的生活。贬谪中的创作,迈开了文人作词的第一步;而贬谪后的思想转变,又与唐宋词发展所需要的文化风气不谋而合。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贬谪"催生出文人词的兴起,并促成了它此后的繁盛。

漫论白居易《长恨歌》通行英译的得失——以郭杰《白居易诗歌精解》为参照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传播的成功,离不开前人注疏之功。综观《长恨歌》问世的译本,多数译者对于原诗蕴含的字句与涉及的文化缺乏足够的训诂与考据。具体表现为包括典故、文化负载词在内的历史文化元素的误译、原诗旨归的误读以及译文风格的错位。以学界高度认可的郭杰《白居易诗歌精解》为基准,通过分析翟理斯等几位西方汉学家及许渊冲和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本,说明权威的选注本对于译者明典故、察背景、考身世大有裨益。因此,经典诗歌外译须以注疏为法,择善本而从。

燕子楼与张尚书

唐代的燕子楼与张尚书和白居易有着种种密切的关系。自唐代之后,不少学者对此有着不用的解释。本文的作者是一位日本学者,他以域外人士的眼光,就燕子楼与张尚书和白居易的相关问题做一个深入的分析。

论张耒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

作为北宋后期的著名诗人,张耒的诗歌创作却游离于元祐时期求新、求奇、求变的诗风倾向,呈现出平易浅近的特征,这种风格的形成正是他有意师法白居易的结果。张耒无比推崇白居易,一面积极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成为苏门中描述民生疾苦最多的诗人;一面又倾心白居易的闲适诗,喜欢在诗中抒发与白居易相似的闲适情怀。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学习白居易流易浅切的诗歌语言、平铺直叙的叙写方式以及某些特殊的诗歌体式,这些对白居易诗歌内容、艺术手法的全方位借鉴使张耒成为北宋后期最肖白居易诗风的诗人,进而受到南宋诗人的推重,成为连接南北宋诗坛的重要诗人。

“以诗证史”视角下的诗、史关系——以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为例

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是学界普遍认可的诗史互证的典范,其史料别择、考据精密,令人叹服。由于诗歌保存了许多不见于史书的材料,成为史家进行历史阐释时重要的补充史料;诗歌文本理解的差异性,直接关乎学者在阐述问题时对史料的采摭;“以诗证史”与“史蕴诗心”既强调了诗史关系之“异”,又强调了“同”;清人章学诚以比兴之旨贯通诗史而通“义”的观点,为考察诗史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线索。

张祜与元白诗派的离合

综合考虑张祜与元稹、自居易的交往,和他个人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出,他与元白诗派有离有合。就交往而言,离多于合。就诗歌创作而言,尽管可自成一家,但在浮艳与讽谏之篇并存、古题乐府和新乐府颇具元白新乐府精神、诗作中不乏浅近流丽的律绝(晚年尤多)这三点上,与元白诗派的合多于离。

中唐乐府讽谕诗之价值评判与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从接受学角度对清人相关论述的一个梳理和检讨

时至清代,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乐府讽谕诗受到重视,获得了持续走高的道德评价,由此反映出清代诗学思想向正统的回归及其现实干预意识的强化。而在对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的品评上,多数评家持白优元劣、张优王劣的意见。相比之下,白优于元,不只是艺术水准上的领先,更在于道德品格上的优胜;王劣于张,固然与其诗不及张诗的深秀古质、清丽深婉、浅隽多趣有关,但也缘于清代评家对所谓"浅俗"的偏见。此外,对元白诗派之特点尤其是同中之异,清人也有了较前人深入的认知和把握。至于张、王二人在创作中与元白诗风的离合变异,则尚留下可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北宋“白体”诗风演变关捩——以张耒“效白居易体”为中心的考察

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白体",原指白诗"自然"、"浅易"之风格,其在北宋的演变历程,与时代心理、主体意识、人格力量密切相关。张耒用儒释精神重构了原以苦县之学为思想基础的"白体"诗风,其"闲适"的内涵,演变为党争下"外王"追求落空后转向"内圣"的精神补偿。自张耒拟作"白体"后,宋人学白,把儒学经世视域纳入"白体"之"闲适"范畴,宋代党祸频频,为贬谪失意下仍无所悔恨的士大夫提供了陶渊明以外另一个心灵栖息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