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anslation of Metonymy in Li Bai's Poems from 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Metonymy is not only regarded as a figure of speech,but also an important cognitive instrument of human beings.There are many types of metonymies in Li Bai's poems.Metonymy can make the language vivid and reflect poet's mode of knowing and thinking about the world.This paper proposes five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on of metonymy in Li Bai's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 tics.

白居易接受史的“指南针”——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

在层出不穷的历代各类诗文选集中,白居易作品的入选比率是其接受史地位高低的“晴雨表”,也是其作品受关注程度的“显示器”,对接受者的选择及阅读趣尚有导向和牵制作用。以白居易诗之多之冗,必待甄选而后始精,删汰而后始善,而选政固亦不易。待选者少则无以取精,待选者多亦难乎所删。梳理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考察专门专题性白居易诗文篇目,分析比较其选目、凡例、评点、批校、序跋等,是研究白居易接受史的重要一端,称之为“指南针”也不为过。

白居易诗酒中的蒸馏酒探微

含义隐晦的酿酒用语,可能是引发中国古代蒸馏酒源起争议的重要原因。本文以深谙酿酒之道的白居易诗酒作品为据,借助酿酒工艺学及蒸馏原理,以“知酒读诗”的方式展开讨论。白居易的酿酒之法涵盖了蒸馏工艺,醇浓清澈的酒中“沆瀣”“醍醐”当为蒸馏酒之俚语,而“干酿酒”之名又当源于固态酒醅的无水蒸馏工艺。在证实唐代蒸馏酒及酿酒蒸馏工艺演进特点的基础上,也揭示出酿酒工艺学对于释读诗酒作品的特殊意义。

《御选唐宋诗醇》对白居易诗歌“诗史”价值的重新审视

作为受清高宗敕令编修的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御选唐宋诗醇》一反清初盛行的贬白风气,予以白居易诗歌极高的评价。选评者不仅通过强调白诗的史笔之实和立意之正,首次将白诗纳入“诗史”的评价传统,更是给予白诗上承魏晋盛唐、下启苏陆的诗史定位,首倡白居易为唐诗第三家。虽然就质量而言,《御选唐宋诗醇》评语良莠混杂,部分有生搬硬套、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对于白诗所作出的许多结论性评价,以及评析中所采用的诸多新视角新方法,在其后的诗坛中均得到了广泛回应并影响至今。可以说,作为链接清初持“神韵”说者大肆贬白与中晚持“性灵”说者不吝褒白两阶段之间的关键选本,《御选唐宋诗醇》在清代白诗接受史上有着态度转折之关捩作用。

儿童文学批评视角下的白居易诗歌创作论考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因兼具通俗意义和审美价值,多次被选入中国通用语文教材,排名仅次于李白、杜甫、王维。其诗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为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广泛接受。究其原因,是其诗歌创作具有集简约与崇高于一体的特征,能够将通俗性与审美性自然融合,在思想上多反映现实生活,同时具有较高的诗歌理论水准。本文拟从儿童文学视角切入,以文学内部研究为方法,试图对白氏诗歌的理论指导思想、创作特点、写作内容与审美维度等方面展开纵深式论述,结合具体作品剖析读者期待视野中的通俗性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文学性,以及其兼顾的独特古典美学现象。

白居易诗歌分类的诗学传统与意义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这一分类法具有重要的诗学史意义。它是对唐前诗学传统的总结,包括《诗经》的言志传统、屈骚以来的感伤传统、陶渊明所代表的适性传统,以及以梁陈为典型的才丽传统。与同时代人相比,这一分类法最具创造性的地方在于提出闲适诗类,凸显了长期被诗论所忽略的适性诗传统。闲适诗类的提出孕育于特定的思想与诗学背景。白居易的分类有助于反思中国古典情志诗学。它表明,在“诗言志”与“诗缘情”之外,还存在其他情志类型,以及不重情志抒写的诗学类别。探究白居易诗歌分类法能深化对中国诗学传统及其嬗变的理解。

白居易诗歌中的亲情世界

文章对白居易亲情主题的诗歌进行了深入分析,旨在揭示白居易亲情诗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通过对白居易不同时期亲情诗的文本解读,梳理他作为儿子、父亲、兄弟等不同角色在诗中所展现的情感表达,进而总结出白居易的亲情诗贯穿其诗歌创作全程,呈现出儿子的拳拳之意、父亲的慈爱之心和兄弟的手足之情,并指出白居易亲情诗中体现的感恩、担当、追求和谐等精神品质,为当代社会弘扬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谐提供有益借鉴和展示。

从巴蜀诗接受看白居易学杜重心的转变——以擢任忠州刺史后的创作为中心

白居易入蜀后的诗歌创作深受杜甫巴蜀诗影响,在宏大广阔的博物视野和缘情体物的爱物精神上深得杜诗要义,但学杜重心已由政治讽谕的精神内核和关心民瘼的仁者情怀转移到了博物本身及表现个人生活上,这与白居易此期的仕宦体验、身份意识、处世思想息息相关。白居易巴蜀诗学杜重心的转变,表面是对杜甫巴蜀诗中浓厚生活情趣的进一步放大,实质则是擢任忠州刺史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带给他一系列影响后的必然结果。

试论白居易文学对《枕草子》的影响

在汉文学中,给《枕草子》影响最大的首推白居易。作品中白居易诗文的引用随处可见,引用的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中既有原封不动的照搬,又有作者的精心加工,显示了作者的非凡汉学才能和过人智慧。清少纳言在这部具有宫廷文学性质的随笔作品中,依据自己的审美基准来引用白氏诗文,而且所引用的基本上都属于闲适感伤类型的作品。论文作者通过考察指出,抒发人生感悟和追求大自然的美是白居易和清少纳言共同的理想,这一点同时也是白居易文学能够流行于平安王朝的原因之一。

论白居易诗歌中的酒文化内涵

白居易是一个喜好饮酒的诗人,在其现存的2800多首诗歌中,与酒有关者多达900首。其诗作体现出丰富的酒文化内涵。白居易在诗中提到了多种酒名,其饮酒诗和劝酒诗,不但体现了诗人的饮酒特征和饮酒诉求,还表达了诗人的人生观念。唐代发达的诗酒文化浸染了白居易的创作,白居易的创作又反过来促进了唐代诗酒文化的繁荣。

《白氏文集》“古体”与“古调诗”之关系

《白氏文集》卷11卷首体式标注之"古体",与同属感伤诗的卷9、卷10之"古调诗"是同体异名,均指五言古诗。《白氏文集》卷11卷首之所以标为"古体",而非此前诸卷所标之"古调诗"与《白氏长庆集》的实际编撰者元稹诗体分类观念和诗集编撰方式的新变有关。从元和中期开始,元稹就减少了讽谕寄兴作品的创作,与之相应,他在元和末年及长庆初编撰诗集时也不再使用"古讽"、"乐讽"和"律讽"等诗体名称。至长庆四年(824)编百卷《元氏长庆集》时,元稹则将以前创作的讽谕寄兴之作归入"古诗"和"乐府",将非讽谕题材的五言古诗归入"古体诗"和"伤悼诗"。基于同样的考虑,元稹在同年稍后编《白氏长庆集》时,就将白居易新近创作的感伤诗,且为五言古诗最后1卷的卷11,标为"古体",而非沿用白居易原先自编诗集时所用的"古调诗"。这不仅反映了元稹本人创作趣味和诗体分类方式的转移,与元和中期至长庆末年白居易五言古诗创作题材的嬗变也是相合的。

以美学视角的“对等”比较李白诗歌中数词的英译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李白诗歌英译研究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衡量标准。以数词的英译为切入口,以美学视角下的"对等"比较李白诗歌意境美、气势美和情感美等非纯形式诗歌特质在译诗中的还原和再现,对李白诗歌英译研究具有指导和突破意义。

李白诗歌在英国的译介及特点

李白是中国盛唐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李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是中国古典文化西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十八世纪至今,李白诗歌在英国的翻译传播史已逾百年,对英国诗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18世纪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到19世纪的预热升温再到20世纪至今的如火如荼,李白诗歌在英国的英译作品的数量、质量都显著提高;译者们的研究范围也从单纯的诗作翻译扩展到对李白生平、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分析研究;他们的翻译原则也由直译为主、间接翻译为辅过渡到律诗和散文诗翻译并存。本文以李白诗作在英国的译介及特点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梳理李白诗歌在英国的翻译及传播历史,有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李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化西传的途径、特点与影响。

论白居易对高丽诗人李奎报晚年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奎报的晚年诗歌创作,无论是其诗意、诗语,还是诗体、诗律,都深受白居易为人为诗的影响。在李奎报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完整地遗存了白居易的诗学观。

大沼枕山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

日本近世后期随着以古文辞学派为代表的拟唐、拟明诗风的衰颓,平明浅近的诗风藉此气运重现抬头之势,此前一直不受江户诗坛重视的白居易诗歌因此成为诗家的模仿对象,而在幕末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大沼枕山便是其中之一。他对白诗的吸收并不局限于和韵等常见形式,更是在深刻理解白诗的基础上积极摄取其创作技法,将日本本土传说故事整合于歌行体诗歌中,实现了汉诗的日本化,这其实也表明了江户后期诗坛接受白诗的成熟情况。

论白居易曲词写作的词体发生史意义

白居易等人的词体写作,完成了由李白创制以来的阶段性宫廷词向士大夫词的一次转型,反映出声诗写作与新兴曲词写作的相互融合;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在客观上成为链接宫廷到民间的桥梁,也成为士大夫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交流的纽带,在推动民间曲词兴起的同时,又将盛行于民间的一些文学形式汲取到自己的创作之中,新乐府诗三三七的句式结构直接对词体的句式方式产生了影响;白居易词体写作具有发生史意义。

白居易的科考及科举观

白居易是唐代科举制度的实践者、探索者,曾有过"十年之间,三登科第"的壮举,先后以进士科、书判拔萃科和制科登第。白居易于试前苦节备战,有的放矢针对试项拟制私试、自难自砺。他试前拟作的赋、判、策成为科场士子追捧的范本。白居易赞成踏实勤奋的应试态度而反对浮躁请托之风,并从惟才是举的观念出发要求打破常限,不拘身份延揽人才。因深知科场艰辛不易并秉持宽怀息事的态度,白居易对科场弊案中的参试举子及涉事考官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同情理解、体恤宽恕。

敦煌写本李白诗集残卷考论

敦煌写本李白诗集残卷是现存李白诗的最早抄本,其校勘学、版本学和文献学价值极高。通过集中分析残卷中异文产生的原因,对比异文的正误优劣,可以看出写本时代文集编纂和诗歌流传的文本存在变化且各有特点,我们可以异文考订为契机推定诗作产生的年代和真伪情况,有助于李白诗歌文本研究的推进。

唐诗词汇研究方法考察——以白居易诗歌词汇为例

白居易诗歌语料通俗、丰富可靠,其词汇研究可采用"参考作者自注"、"参考历代笔记史料中的解释"、"参考古代字书、韵书中的解释"、"方言求证"、"排比归纳"、"推求词语理据"、"探究词语的来龙去脉"、"同语素词语类聚"等方法。由于白居易诗歌词汇可作为唐诗词汇的典型代表,因而上述研究方法应该适宜于整个唐诗词汇的研究。

白居易诗歌英译及研究述评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白居易诗歌英译及其研究的历史,重点介绍了几位主要的白诗英译者以及白诗英译研究现状。研究表明:白诗英译以几个主要的西方译者为主,至今还没有出现白诗英译的全译本;国外有唐诗研究的传统,但缺乏白诗英译专门性研究;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长恨歌》和《琵琶行》的英译对比研究以及许渊冲和阿瑟·韦利的翻译风格研究上,缺少对其他白诗及其译者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