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白居易文学对《枕草子》的影响

在汉文学中,给《枕草子》影响最大的首推白居易。作品中白居易诗文的引用随处可见,引用的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中既有原封不动的照搬,又有作者的精心加工,显示了作者的非凡汉学才能和过人智慧。清少纳言在这部具有宫廷文学性质的随笔作品中,依据自己的审美基准来引用白氏诗文,而且所引用的基本上都属于闲适感伤类型的作品。论文作者通过考察指出,抒发人生感悟和追求大自然的美是白居易和清少纳言共同的理想,这一点同时也是白居易文学能够流行于平安王朝的原因之一。

白居易讽谕诗的诗体与言说方式

在白居易讽谕诗的主题与言说方式之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除少数颂美作品采用模仿章表体"对君言"的第二人称形式外,其他"规刺"之作均采用基本一致的客观叙事形式,这既是文体限制和创作惯例使然,也是作者采取的一种明智的修辞策略。讽谕诗又由传统的兴寄体和政论体两种诗体组成,但显然是以后者为主,用后者的时事性、宏观性、批判性改造、融汇了前者。

论白居易《百道判》的思想价值

“判”是唐代科考中的一种特殊文体,凡欲入仕为官或继续为官者,必然要与“判”发生关系。《百道判》虽是白居易参加“书判拔萃”试前的虚拟性习笔,但其中所反映、思考的问题,诸如家庭婚姻、科举教育、丧葬礼仪、为政之道、军界生活、品行操守、触律犯禁等,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较大的学术价值,且是透视白氏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

《白氏文集》“古体”与“古调诗”之关系

《白氏文集》卷11卷首体式标注之"古体",与同属感伤诗的卷9、卷10之"古调诗"是同体异名,均指五言古诗。《白氏文集》卷11卷首之所以标为"古体",而非此前诸卷所标之"古调诗"与《白氏长庆集》的实际编撰者元稹诗体分类观念和诗集编撰方式的新变有关。从元和中期开始,元稹就减少了讽谕寄兴作品的创作,与之相应,他在元和末年及长庆初编撰诗集时也不再使用"古讽"、"乐讽"和"律讽"等诗体名称。至长庆四年(824)编百卷《元氏长庆集》时,元稹则将以前创作的讽谕寄兴之作归入"古诗"和"乐府",将非讽谕题材的五言古诗归入"古体诗"和"伤悼诗"。基于同样的考虑,元稹在同年稍后编《白氏长庆集》时,就将白居易新近创作的感伤诗,且为五言古诗最后1卷的卷11,标为"古体",而非沿用白居易原先自编诗集时所用的"古调诗"。这不仅反映了元稹本人创作趣味和诗体分类方式的转移,与元和中期至长庆末年白居易五言古诗创作题材的嬗变也是相合的。

晁迥与宋初文学

晁迥是宋代文学世家晁氏家族的奠基人,早年写作白体诗,同时又追求一种“洪丽”、“雄富”的文学理想;他与杨亿是志同道合的僚友,其西昆体诗折射出他“修洁”的人格情操,是当时宫廷政治斗争的曲折反映。其漫长的文学活动经历了宋初主要的文学浪潮,基本上代表了宋初文学的健康发展方向,并且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学界对宋初文学的一般认识;其诗文与时推移,递有嬗变,把他单纯地当作白体诗人或西昆派都显偏颇。

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子”——论白体诗人李昉与白居易

宋初,举朝上下弥漫着一股崇尚白居易的风气,宋诗也以"白体"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学者多关注宋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学习,然而王禹偁却推崇另一位诗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此即当时一位颇受皇帝重用、位高权重又喜好赋咏的李昉。李昉在宋初堪称白居易最忠实的追随者。与王禹偁受困于仕途的坎坷磨折不同,李昉更有条件追仿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和闲适诗风,由此也成为宋初主流风尚接受白居易的代表,代表着王禹偁之前宋初"白体"的真正风貌。

明清之际桐城诗学宗白取向

明清之际,以潘江、方文等为代表的桐城诗人宗法白居易,此种风气的形成,极有可能受到公安派的启发。但在特殊时期,与公安派崇尚白诗之闲适情调不同,桐城诗学宗白重在其讽喻诗。他们有鉴于七子派与公安派的流弊,主张将模拟与变化相结合,认为诗学史上处理二者关系最为妥当的是白居易,故将其树立为学古的典范。学白之中,较之潘江的援笔而成,方文之学白,加以杜甫锤炼的功夫,进而达到陶渊明诗自然的境界,是苦吟的平易,诗学成就最高。

元和体辨说

文章对元和体这一概念从历时性的纵向角度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将历史上对于元和体的解说归纳为元稹和白居易、唐李珏和李肇以及唐以后诸家的论述三个阶段，并论述了这三种说法的内在联系，即元和体的内在特征──新变。在此基础上，将元和体界定为：元和体是对唐宪宗元和年间普遍流行的，以新变为主要特征的元白、韩孟等多种诗歌创作倾向的一种概括。

“元和体”考辨

“元和体”曾经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及其后风靡一时 ,但目前对于“元和体”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这首先表现在对“元和体”的界定上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本文从梳理“元和体”的概念入手 ,分析造成分歧的原因 ,并对“元和体”创作时间、主要人物。

晁迥拟“白体”诗歌简论

在宋初诗坛上,晁迥可谓"一身兼三派":诗拟"白体",名列"西昆",而实开"理学体"门户。其"拟白"诗主要表现为形式上对白体的模拟,这种模拟甚至到了句句求似的地步。56诗中拟乐天诗11首,拟乐天诗句8句。

舍尔其谁也——李白词真实性验证

从诗歌史、音乐史、词体发生史的演变历程,以及版本、作者背景、作品诸多方面综合考察,李白词可以确认为真实的存在。《宫中行乐词》八首、《清平调》三首、《清平乐》四首,三组作品均为李白在天宝二年于宫廷应制写作,分别写作于该年早春、仲春和暮春,在题材和写法上顺承而下,清晰显示了词体诞生之际的蜕变痕迹和发生历程。《菩萨蛮》《忆秦娥》在李白临别宫廷的诗作中也可以一一得到对应和验证,"玉阶空伫立",是李白"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与"结桂空伫立"的重新组合与词体表达,玉阶专指宫廷,较早见于陆机《班婕妤》;如"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在李白同期诗作《灞陵行送别》中字字对应.

论“希真体”

朱敦儒的词有着非常突出的个性特征,世人称之为"希真体"或"樵歌体"。他的这种词风是通过苏轼这个中介,以白居易闲适诗的诗歌精神为旨归而形成的一种似苏更似白的词体特征。这种风格特征在南渡以后许多词人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尤以朱敦儒最具代表,究其原因是诗化与隐逸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

李杜诗风的转变与唐代文化的转型

个人诗风的差异和转变,是与诗歌思潮与文化思潮的嬗变息息相关的。李杜诗风之变,实际上是唐代诗歌主潮由盛唐的理想主义浪漫诗潮向着盛中唐之际的现实主义写实诗潮嬗变和唐代文化由盛唐的多元开放的理想主义文化思潮向着盛中唐经世务实、主尊儒学的现实主义文化思潮转型的表现。李白和杜甫正是唐代这两种诗歌主潮和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将李杜诗风的转变与唐代的诗歌思潮及文化思潮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探讨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诗歌的文化内涵,更加准确地阐述和评价李白与杜甫在文化史与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历史贡献。

白居易的园林情结及其对传统私家园林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园林情结,剖析其园林思想,并归纳他的“中隐”思想和朴实造园手法对传统私家园林产生的深远影响。

林逋的复远古思想与文学创作

文章认为林逋的复古与柳开、石介的复古不同,他具有复远古的味道。林逋的隐逸走的是儒家内圣之路。林逋的诗歌既有白体之平淡,又有贾姚锻句工警的特点,其为人、为诗皆为宋人所追慕。

林白小说语言的诗性特征及其修辞风格成因

林白是文坛上"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小说语言自由妖娆,具有强烈的诗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色彩描摹的诗性化、句式选择的诗性化、语言变异的诗性化。认知语言学认为,人脑中存在着隐喻式的思维活动,而这种思维是借助隐喻、借助诗歌描写来进行的;因此,考量林白小说诗性语言的修辞成因,隐喻作用不可或缺。林白小说的诗性语言以陌生化和空白点为读者带来一种语言延伸的审美体验,这种诗性语言不仅是中华民族语言诗意血脉的传承,也是推动文学风格演变的有益尝试。

西昆体七律的审美转向与艺术新变

西昆体七律融合了白体七律的铺陈议论、晚唐体七律的属对精工及李商隐的比兴用典,形成“以赋为律”、以学问为诗、注重属对功夫的特征,为北宋七律奠定基本格局。其后北宋七律走向正是融白体的日常化交游、晚唐体的写景言怀、西昆体的学问化为一体,将文人雅趣引入琐细的日常生活,形成于日常生活中见学问的特征,造就宋诗平淡而高深的独特面目。西昆体的许多创作理念与技巧,是宋诗有别于唐诗的关键所在。自从西昆体七律出现后,北宋七律几乎都有了“西昆体的底子”。

浅谈白居易的通俗诗风

白居易是我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的伟大诗人 ,是主张诗歌改革的主将 ,其身体力行的新题乐府诗平白浅切、生动自然 ,读来琅琅上口且便于记忆传诵的通俗诗风 。

清人对白居易、白行简赋的评点——以赋选为中心的考察

白居易、白行简赋在清代颇受欢迎,有至少二十余部赋选、赋话将其编入、注释、评点或论析。清代赋选对二白赋的评点,有题解、圈点、眉批、旁批、尾评等多种方式,内容上或品赏佳句隽语,或分析写作技巧,或评论艺术风格,或肯定文学史地位,从中不难看出清人对律赋破题、章法、修辞的重视,以及二白赋雅正工清的文风。

唐末至宋初的宗白诗风

把握唐宋之际的诗歌变化,白居易是一个关键人物。由唐入宋,文人对白居易的学习经历了一个由讽谕转向闲适又复归讽谕的变化过程。受战乱影响,唐末五代初的诗人们与白居易诗讽谕精神产生共鸣。五代中后期,效法白居易的闲适诗风成为主流,并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在北宋初的闲适诗风之外,王禹偁则自觉以白诗讽谕精神为创作导向,并进一步由学白转向学杜,从而揭开了宋诗发展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