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乐教思想述论

两汉灭亡后,上古乐教传统逐渐式微。虽然魏晋南北朝有过一批重建乐教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儒家乐教曾长期不被统治者关注,直到唐朝中叶才有所改观。白居易便是当时着力论证礼乐价值,并建议君主将其重建的代表。他的乐教思想有三大来源:一是传统儒家“以乐为教”的一贯主张;二是魏晋“音乐自觉化”时代形成的音乐主体论;三是陶渊明“琴乐自娱”的音乐内在化思想。由此导致其乐教思想具备三大内涵:一是继承发展传统儒家“以乐为教”的社会化教育观念,提倡“正始之音”而打击郑声;二是在反思唐初“音乐亡国”理论后形成的政治化音乐思想,强调“太平由实非由声”;三是在被贬江州后逐渐生发出“以乐抒情”的个人化艺术追寻,意在利用音乐实现个人精神自由。白氏开启了社会化及个体化两大乐教思想脉络的融合,其主张具备深刻的历史意义。

《白虎通》乐教思想研究

《白虎通》构建出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天人交相感”系统,并将董仲舒等汉儒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打通了天人之间的隔阂,实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正式奠定了汉儒以阴阳五行认识世界的哲学格局。它通过利用“比附”思维,“编织”起一张涵盖形上与形下、先天与后天、主观与客观的“大网”。在此体系中,所有的自然现象均被按照某种道德伦理目的进行再次解读,实际打通了天人界限,为“三纲六纪”作出客观论证。人在其本性中便有“五常之性”,即能成善并须成善的先天条件与需要,所以君王必须“以纲纪为化”,建立国家礼乐教化体系,以帮助人们克服情感中的不良欲望。它认为形下的五声是形上的五行表现于声之结果,五种音阶与五行存在一一对应的“比附”关系。同时,它们又是阴阳二气处于不同活动状态的显现,故又对应人间王朝的德行盛衰。所以,人的情感并不是音乐得以产生的本质原因,其根本是阴阳五行之气。乐教由此获得了一种“天经地义”的强制地位。

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民歌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以云南大理白族调为例

少数民族民歌曾经是民众生活中最活跃和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其传承和发展问题日益突显。云南大理的白族调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白族调不论从生存环境、演唱场域、传承方式还是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和效用价值都已经出现了诸多改变。像白族调这样的少数民族民歌的传承发展现状到底如何,其今后的发展和保护应该何去何从,就成为了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时代,洱海地区的人们已使用铜器,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时代和秦汉时期不断加深的民族音乐的发展,以及隋唐时代的衍变,元明时诞生了戏曲音乐形式“吹吹腔”,后又在清代出现“大本曲”说唱曲种。两个曲种在白族地区多年流行传唱。自1954年第一出大本曲剧《施善册入社》在大理上演后,文化部门将“吹吹腔”和“大本曲”合二为一,命名为“白剧”。

白居易与乐人交往考

白居易曾与数量众多的乐人有过密切的交往,可考者约45位,其中宫廷乐人8位,府县乐人22位,家乐13位,青楼歌妓2位。这种人生体验对于白居易诗歌的创作、传播及诗歌理论均有着密切的影响。

白居易宏观与微观音乐美学思想研究

文章从统计白居易的音乐诗文数量入手,研究了他的重要音乐诗作及其理论文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宏观方面以"和"的思想著名,微观方面,他提出了表演理论中的"情感先行"(器乐)和"声情并茂"(声乐)音乐美学理论,这是白居易思想中创造性的发现。笔者亦就白居易思想来源谈了自己的观点。

大理白族民歌传唱与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育

白族人民自古以来“习为歌唱”,音乐在其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传播方式多种多样。许多白族的孩子从小学歌,是一种特殊的启蒙教育。而且,白族还形成了教授传统民歌的固定教学体制,使学生能够继续接受本民族传统音乐的集体学习。大理白族民歌传唱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育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秋月荻花 瑟瑟胡曲——从《琵琶行》看白居易的西域音乐情结

白居易对西域音乐情有独钟,他在许多诗歌中都表现出对西域音乐的独特感受。他将对西域音乐的理解领悟力与其西域情结相沟通,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意象,为人们呈现出对西域音乐与众不同的感受,生动再现西域音乐特色。而《琵琶行》中对琵琶女演奏技艺的精湛描摹,更体现了他对西域音乐的高超鉴赏力和音乐素养,将西域音乐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音乐艺术向语言艺术转化的典范——浅论《琵琶行》中的音乐意象

《琵琶行》是白居易感伤诗的代表作,是音乐艺术向语言艺术转化的典范之作,全诗的感伤情调和凄婉意境,从很大程度上说是通过独特而成功的音乐描写来完成的。分析《琵琶行》的音乐描写艺术和音乐意象,对于认识其艺术特质和审美价值、理解其音乐意象的审美内涵、探索其音乐意象的文化意蕴等,都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汉魏西晋北魏时期洛阳的音乐舞蹈百戏

汉魏西晋北魏时期,洛阳作为都城,人文荟萃。当地除了盛行一般的歌舞,还盛行百戏。百戏指杂技、魔术、武术、游戏之类,又称为散乐。这些活动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以及审美愉悦功能。

李白词真伪考论

今人多以《尊前集》作为李白存词的有力证据,然宋人所见《尊前集》并未载李白《清平乐》,也未载其《菩萨蛮》词。从李白词作本身来看,传为李白的应制的《清平乐》词,不类应制之作的体制,用语也与当时史料不合,而且佳、灰韵合用,与李白近体诗中皆单独使用此两部韵的惯例不符。《菩萨蛮》词系宋人据耳闻所得,无相关材料印证。基本可以肯定,今本《尊前集》所载的李白《清平乐》词四首,《菩萨蛮》词二首,以及最早见于明本《尊前集》的李白《连理枝》词皆不应定为李白所作。

李白诗歌丝路乐舞精神探究

李白的包容开放、无畏进取、浪漫自由的高昂精神与自由意志,作为盛唐之音的象征广为社会接受。其诗歌作品中呈现出独特的乐舞精神,从丝路音乐文化这一根本性境域的影响中追寻其成因,不失为一种新的学术思路。

现代京剧《磐石湾》音乐探析

套用著名德国诗人歌德的话:“一般的填词作曲算不了什么,真正成为艺术的贵在创新。”从《磐石湾》音乐的创作可见,音乐作品应既有传承又有创新,且有作曲家的个性,这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我国传统戏曲的音乐设计来说,这种创新与继承的关系较难把握:一方面很难突破传统的整个唱腔音乐格局;另一方面,突破过大不行,按照旧路也不行,另起炉灶更不行,这是我国传统戏曲艺术特性本身所决定的。争取能做到一步(剧)一换形,步步为营(形)累积起来,有理、有利、有力地加以发展。

再谈庞德对李白《长干行》的理解与翻译

本文介绍了美国著名诗人艾兹拉·庞德对中国诗人李白的诗词《长干行》的理解和翻译的经过。虽然这首译诗在西方文学界影响很大 ,被推选为优秀译文之一并在西方被广泛阅读 ,但是庞德既不懂汉语又缺乏对中国历史背景知识的必要了解 ,在翻译中难免出现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值得在此商榷。然而 ,庞德对本诗的处理有几处却独具匠心 ,不仅丰富了诗歌翻译的技法和理论 ,也极大地丰富了他对意象派诗词的研究。

白居易与音乐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为世人所称颂。他的诗平易通俗，有不少作品尖锐揭示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他不仅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而且是一位音乐爱好者，音乐对他的作品、思想、生活都有巨大的影响。本文就诗人对音乐的强烈喜爱。

时白林黄梅戏音乐创作技法中传统元素的运用

时白林是我国著名的黄梅戏作曲家,在黄梅戏音乐创作技法上进行了很多变革,尤其是对传统音调重新编排以及典型音调收拢性结束等方法的运用,增加了黄梅戏的韵味,创作出大批黄梅戏的经典之作。

音乐视野中的白居易《琵琶行》

深厚的音乐造诣、充分的创作试笔及特殊的情感经历造就了白居易之千古绝唱《琵琶行》。《琵琶行》对音乐特性的表现和描摹在听觉转化为视觉,塑造音乐形象上使之可感可视,尤其是在把握休止符,在音乐速度、力度及节奏转换等音乐手法的刻画上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功力。

论白居易乐舞诗的乐舞美学内涵

白居易在长期与乐舞相伴的生活中,创作了大量的乐舞诗,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乐舞美学思想。白居易乐舞诗的乐舞美学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大和之美","唱情之美"和"无声之美"。本文通过对其的论述,以期对白居易散落于乐舞诗中的乐舞美学内涵有一个提炼与总结,从而引起更多的学者来关注白居易及其乐舞诗。

论李白的乐府咏史诗

李白的部分乐府咏史诗,虽然在表面上具有与南朝相似的题材女性化、趋同化特征,却蕴涵有女性生命关怀意识;而其他大部分作品则全面恢复汉魏兴寄传统,扭转了南朝、初唐时期比较孱弱单一的格局,拓展了乐府咏史的题材,标志着盛唐乐府咏史进入了一个广阔天地。同时,其乐府咏史诗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多为旧题,但能恰当地处理复古与革新的关系,表现出独有的艺术特征。此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李白诗歌的认识。

析白居易音乐美学思想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生热爱音乐,并在音乐美学方面有其独特的见解。其音乐美学思想有生平阅历的特色、积极向上的一面,但是,其音乐美学思想也有转变、矛盾的一面,在研究其音乐美学思想时要结合他的生平和诗作论著才能达到"知人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