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拜赐礼仪研究三题

周代拜赐礼仪包含受赐者的施拜情况和施拜后的相应礼节等,是君臣关系和尊卑意识在礼仪领域中的重要反映。西周赏赐铭文记载了一些看似有别于“拜稽首”的“变例”。实际上,“拜手页手”“拜手稽手”及单言“稽首”,皆与“拜稽首”同实异名,而“拜手”主要用于受赐者答谢“右者”。关于受赐者行拜礼之后的“受令册佩以出”,“佩”当视作名词,指代命服。铭文载妇人拜谢天后行稽首礼,而《礼记·少仪》记妇人遇君赐当肃拜。由于妇人发饰繁重而难以叩头至地,故无稽首之拜,仅有用于吉事的“扱地”(拜手至地)重拜。铭文盖套用男子拜赐礼用语而作模糊处理,《少仪》所载盖为晚周礼家之说,皆与西周妇人拜礼实情不符。

白族伦理道德研究的拓展及妇女作用的挖掘——评《白族伦理道德及村落妇女文化研究》

白族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一部分,它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而多民族的伦理道德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道德思想;白族村落妇女的社会性别制度仍然是父权制下的男强女弱、男尊女卑,而白族社会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掌握家庭的经济权利,在生产中是主要劳动者,故其也拥有比较高的地位。这是杨国才教授历经40多年在长期田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潜心研究的学术成果《白族伦理道德及村落妇女文化研究》一书中的观点。她用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包括少数民族的伦理道德;少数民族妇女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一部分。该书采用微观视角,以白族为个案,阐释了白族的伦理道德及村落文化是男女两性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呈现的是多元一体的格局,其包括少数民族的思想及文化。要保护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必须保护和传承各个民族的思想及文化,要在历史文脉传承的视角下,挖掘各民族文物和文化遗产价值,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山苗族白苗女装服饰中技艺美的探讨

技艺美作为服饰的一个特色,不仅是服饰作为人类必需品保护功能的展现,还是人类追求美好的具体物质展现。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改善,苗族人民的审美也发生改变。设计体现在苗族人民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而在服饰上产生了许多技艺之美。探讨文山苗族白苗女装服饰中的技艺美,分析文山苗族人民对未来服饰审美的思考。

宗教文化中的社会性别建构——白族女性与本主崇拜

白族女性与本主崇拜的关系较为密切,这是本主崇拜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本主崇拜中社会性别建构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白族本主文化体系中存在着诸多女性神灵;二是白族妇女是本主祭祀的主体力量。充分认识白族本主崇拜中的社会性别建构,对于深入探讨白族宗教文化的内涵、特点,以及白族妇女在民族民间宗教文化传承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大理地区白族女性服饰的类型

白族服饰是白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白族人民长期积累的劳动成果,它随着白族历史的发展,历经演变形成独具特色的服饰文化。本论文将从“大理地区白族女性服饰的类型”与“结论”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与分析。

白先勇与张爱玲笔下女性命运的沉浮

白先勇和张爱玲作为中国台湾和大陆两位不同时代的通俗小说家,其作品在很多方面共同体现了女性的生命意识与生存体验。他们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展现着女性的悲剧命运,游弋于尘世的浮萍人生,悬浮于乱世的月光爱情,迷失于莫测的命运罗盘。他们在各自的文学领域中书写着他们感悟到的女性命运,在平凡的故事中展示了女性的永恒困境。

论白居易女性观的矛盾性

白居易早年悲剧性的爱情经历使其领悟到美好爱情的珍贵 ,也因其关注民生 ,写了很多同情悲苦女子的诗篇。其中有对普通妇女的同情 ,也有对历史上被认为是亡国祸水的杨贵妃的同情。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女性观的进步性。但同时 ,由于诗人肩负维护封建统治的大任 ,并把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 ,所以 ,对与政治发生关系的美女又大加讽刺。“政客”与“骚各”

白族民间妇女组织“莲池会”的道德教育功能探析

"莲池会"是白族民间以观音信仰为主集众神祭拜为一体的中老年妇女组织,该组织以诵经和祭祀为主要活动形式,维系着白族村社的伦理道德生活、平衡着家庭和学校两大教育系统之间的道德张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看待并引导"莲池会"的信仰活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李白女性题材诗歌中的弃妇形象

李白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弃妇诗,所塑造的弃妇形象非常广泛,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些弃妇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负载着形塑者李白自身的思想、意志、情感、体验、欲望等深层次的心理。研究发现,这是由于李白身处备受挫折的生活境遇和无法主宰自我命运的处境,常产生犹如臣妾一样被支配、被驾驭的卑微无助感所致。因此,李白对于女性屈辱、被动的处境以及遭遇被抛弃的命运,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和感悟。

李白妇女题材诗研究述评

文章梳理了历代对李白妇女题材诗的接受和研究等方面的概况。古代对李白妇女题材诗的研究和关注较少,现代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系统性上有所深入和突破,但对其专题研究仍然很薄弱,在文本研究、接受研究和影响研究等方面都有待拓展,其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创新。

“花痴”女人和“银角”女人——由林白小说中两个女性身体镜像谈起

"花痴"女人和"银角"女人是林白本世纪关注女性身体问题的两种镜像,代表了她对女性的新思考,即从生态女权主义和消费主义两方面关注女性的身体命运。林白对这两个女性身体的塑造,是受到"生态女权主义"的某些影响,她热爱自然,坚持万物平等的观念,坚持女性立场,对科学理性持批判态度,但是她对人之为人而不能为物的底线坚持,对女性身体面对商业的矛盾心态,表现出了她的独立思考。

李白代言体诗的心理机制(一)

代言体诗即代人言心或以人和物代己言心。李白对古典代言体诗的疆域，作出了杰出的开拓。他在广泛借鉴和转化传统代言体的基础上，怀着悲天悯人的博大忧虑，关怀着社会上一群被压抑、被漠视的悲伤灵魂，并从中萃取弃妇情结为自己也身处其间的文人生存境遇伸张正义和宣泄郁积。他使诗歌的审美心理功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和深入的开发；并且在推进代言体向广义形态发展中，探索着丰富多彩的社会问题、文化症结和人生哲学。

聆听来自“乡野”的诉说——浅析林白《妇女闲聊录》的叙事视点

林白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一个纯粹的农村妇女,于是一场“叙述上的革命”发生了。作者以她忠实的笔记录下了民间的疾苦,这让她自己毅然地破壳而出,以新的姿态对世界进行最广泛的关注,同时对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也有着极大的贡献。

村民自治视野下边远地区农村白族妇女的政治参与研究——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诺邓镇诺邓村为例

以白族妇女为例,选取较具典型性的千年白族村——诺邓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政治参与置于村民自治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可发现,边远地区农村白族妇女政治参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参与意识较为淡漠、参与层次较低、参与形式较为单一等,且其参与深受社会经济、体制、文化和自身因素的影响,而欲完善其政治参与,则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强化政府与妇联组织的引导与规范作用并建立健全相关的政治机制。

中国与马华女作家小说文本女性意识之异同研究——以林白与商晚筠为例

马来西亚文化与华夏文化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关系,导致中国与马华文学女性小说创作上的诸多相似性,而中马两国政治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别,又导致两国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各有不同,以中国的林白与马华女作家商晚筠的小说作对比即可见一斑。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中国和马华女作家小说女性意识之异同,对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和经济文化大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文化意义。

论“五四”女作家的反家庭叙述——以庐隐、石评梅、白薇为个案

庐隐、石评梅、白薇等女作家在作品中经常表现出以否定家庭的合理性为核心的反家庭叙述,否定家庭中的"男权统治",摧毁"父亲"的形象;反映家庭对女性的压抑、歧视和囚禁;表现新式家庭对女性的束缚,等等,主张打破家庭的藩篱,走上社会去追求女性解放。虽不免偏激,但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女性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推动了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

李白妇女题材诗中的征妇形象

李白通过对征妇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摹写和刻画,既是当时客观现实的反映,更是传达李白主体意识和思想的一种载体:一方面凸现了诗人自我的一种悲剧性生存状态———等待,等待被人发现和赏识的被动无助的生存处境,抒发了其怀才不遇的愤懑;另一方面表现了广大人民为战争所承受的无尽痛苦、无助、悲凉甚至死亡,深刻反思了战争的悲剧性本质;由此彰显了李白对于生命本身厚重而博大的悲悯精神。

李商隐诗歌类义词异文初探

李商隐诗歌类义词异文的普遍性与其诗歌大量存在的意象群相关。李诗中数目类异文一般表现为数量及日期的差别,包括与日期相关的数目类异文、非对仗位置出现的数目类异文和对仗观念影响下的数目类异文。方位类异文双方一般指向不同的方向或地理位置,体现出后世读者对空间关系的认知和探索。梳理和考察李商隐诗歌中出现的数目类异文和方位类异文,为李商隐诗歌异文的整体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母性?女性?——对《永远有多远》中白大省的另一种解读

铁凝在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中,塑造了一个介于母性与女性之间的社会角色白大省,独特的女性心理使她在剖析女性精神世界时也直指男权文化的影响对白大省母性意识的强化与女性意识的背离。

白族民居元素在创意女装上的构成形态表达——以设计作品《华梦之城》为例

我国云南大理是白族人的聚集地,千百年来,白族人民汲取其他民族建筑文化的优势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建筑艺术。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白族民居的建筑思想与审美意识都与自然相关并融入其中,在苍山洱海间,白墙灰瓦错落有致,雅致的山墙花点缀其中。本文以此为灵感来源,总结和提取白族民居的建筑元素,探讨其在创意女装上的构成以及形态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