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洛阳“七老会”及“九老会”考论

会昌五年(845)春、夏,白居易在洛阳发起两次宴集活动,参加者同为9人。春天宴集,因狄兼謩、卢贞年未70,虽与会而不列为"老",故应当称为"七老会",编集《七老会诗》;夏天宴集,李元爽、如满加入,与会者均年过70,可称为"九老会",未编集。古今学界对这两次宴集的人名、会名以及前会唱和集名等有很多误记。又,《七老会诗》以年齿为序,这种编集排序的方法在唐人唱和诗总集中较为罕见。其后,宋有"至道九老"等,日人南渊年名办尚齿会等,可见白居易洛阳宴集唱和对中外文化的影响。

从《池上篇》看白居易的园林意象

唐代是中国古代园林风格转变的重要时期,唐代大诗人白届易的造园实践在这转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白居易《池上篇》这篇文章的分析,采阐述其“平、淡、青、远”的特殊园林意象及一整套支撑手段。

白居易的园林艺术法则初论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发展至唐代趋于成熟。白居易作为唐代文人园林艺术家的代表 ,创造性地运用和总结了一些园林艺术法则 ,可概括为 :因势造园 ,取法自然 ;化大为小 ,小中见大 ;巧于因借 ,虚实相生 ;闹中取静 ,以幽克喧。这些法则一直为后代园林艺术家所奉行 ,对宋元明清的园林艺术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居易履道西园之辨析

通过对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研究,对学界普遍认可的白居易履道里宅园中存在所谓"西园"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依据多层次的分析,认定西园其实是白居易在河南尹任上时于府内官舍进行的一次园林实践,因其位于河南尹府内西部故有"西园""西池"等称谓,但并非履道里宅园的一部分。同时,对履道里宅园西侧的园景进行了初步推断。

唐代东都洛阳平泉别墅群考述

位于洛阳龙门西南的平泉朝游是洛阳八景之一,此地在唐代中晚期存在一处包括宰相李德裕平泉山庄在内的别墅群。平泉又被称为灵泉,大概是来源于《穆天子传》所描述的昆仑仙境中泉水的名称。平泉别墅群至少包括六处达官贵人的园林式别墅,是以李德裕、白居易为代表的唐代中期文人们所反复咏唱的景胜佳绝之地,在中国乃至东亚园林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魏野诗风之归类与宋初“白体”“晚唐体”之内涵

魏野诗风归属晚唐体还是白体,在宋代就存在分歧,今人的论述也相对模糊,这涉及到对宋初白体与晚唐体内涵的理解。事实上,语言是否浅易,是否多唱和之作,是否多抒闲适之情等,并非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界限,叹老嗟卑的悲哀情绪也不是宋初晚唐体的特色。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根本界限在于创作理念的不同。白体主张"见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晚唐体主张"象生意后",苦心经营,锻炼景联与颔联。其中前者强调对景能赋的写实,后者注重缘情布景的营构。质之魏野诗作,则明显属于晚唐体。考辩宋初白体与晚唐体不同的创作理念,是深入认识宋诗发展演变的关键。

《长恨歌》与白居易左拾遗翰林学士转任考

白居易任职盩厔县尉仅一年半即转任左拾遗翰林学士,由低级官吏升任清望朝官,这一快速升迁的经历不同寻常。一般认为白居易是因讽喻诗创作而为宪宗所发现并召入翰林的,但白居易此前只创作了十几首讽喻诗,也并无讽喻诗创作的自觉意识,不可能因讽喻诗的创作受到提拔。他在任职盩厔尉时期因创作《长恨歌》而名动天下,此诗所展示出的文学才华及其题材与宪宗本人关注点的契合,才应是白居易被宪宗发现并提拔的真正原因。

元白政论文:时代、心灵与文风的标本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 ,政治全方位地影响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论文就是这种影响在文学领域的直接表现。元稹、白居易早年都有强烈的用世之志 ,写下了大量的政论文。这些政论文不仅内容丰富 ,几乎涉及封建统治的所有方面 ,而且大多贴近当时的社会现实 ,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些文章感情真挚 ,语言得体 ,在骈文的基础上吸收散文的表现特点 ,形成自然流畅的文风。它们既是重要的文学文本 ,反映了当时的文章风气 ;同时又是重要的窗口 。

地理空间位移与元白唱和之关系

元稹、白居易都是唐代著名诗人,向来以"元白"并称于世。二人自贞元十八年相识至大和五年元稹去世,唱和往来不断。文章试图从地理学、文化学、传播学等角度对元稹、白居易唱和诗进行剖析,认为诗人因仕历而产生的地理位移使他们的诗歌体裁发生了变化,并促进了地域间文化交流与传播。

李白和白居易对日本古代和歌与文学的影响

李白与白居易是我国唐代著名的伟大诗人,他们光辉灿烂的伟大诗篇不仅在一代代的中华民族的子孙中流传下来,鼓舞和激励着汉民族的子孙后代,还给日本的古典和歌与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通过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李白与白居易的伟大诗篇给日本的古典和歌与古典文学赋予了汉文化的底蕴,从而论证先进高度的文明向原始低级的文明传播的必然性。

《白居易诗集校注》商兑五则

谢思炜先生所撰《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是目前为止注释白诗的相对完整的力著。但其间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今暂列其中五则,以求教于方家。

宋诗话视域下的白居易宋代接受论

从宋代诗话这一宏观视野来看,白居易接受群体庞大而复杂,接受状况全面而具体。传统的伦理批评与宋代崇德尚贤的社会风尚使白居易的品格赢得各阶层的尊重。君主的嘉奖、批评家的赞誉、藏书家的传布、文人群体的追贤、民众的敬爱等,共同营造了浓郁的接受氛围。文人群体的影响接受论、不同阶层的文本接受论、道德及文学批评论等,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白居易接受体系。此接受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阶段性和地域性,反映出社会文风改革、政治教化、怡情悦性的多重需求,显示出宋人的思辨精神和理性批判,转法华而不为法华转,最终塑成一种新型内省人格和平民气质,召唤着后世的接受与再批评。

吾道自此孤,我情安可在?——谈白居易与崔玄亮的交游

在白居易一生的交友中,除元稹与刘禹锡外,崔玄亮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他是白居易的四位执友之一,透过白居易写于他的诗,可以看出他们是真正的诗酒朋友、艺术知音。

《白居易集笺校》系年疏正四则

本文就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笺校》中四首诗歌的系年做出疏正。《看浑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由永贞元年疏正为元和元年五月;《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看梦得题答李侍郎诗诗中有文星之句因戏和之》两首,由开成三年疏正为开成二年冬;《予与山南王仆射淮南李仆射事历五朝逾三纪海内年辈今唯三人荣路虽殊交情不替聊题长句寄举之公垂二相公》由会昌六年疏正为会昌五年初。

元和政治文化与白居易通俗诗风形成之关系

白居易最有影响的通俗诗作大多作于元和之世,元和时期由于宪宗的纳谏和改革,大唐中兴的希望重新出现,士大夫在儒家理想的感召下,纷纷以文上奏朝廷,希图改革民风弊政。白居易以诗为传播政治愿望的工具,走通俗之路,遂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诗篇均产生于宪宗元和之世。元和政治文化的独特之处造就白居易,白居易通俗诗风表面上从俗,其实以特有的"抗俗"来扭转坠落的礼教儒道,从而与时代的政治心态融合,这是白居易一生中最重要的历史世界。

论香山《长恨歌》的文学影响

白居易《长恨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巨大而长远:一是给戏曲、小说、诗歌的创作,在故事情节发展、人物形象塑造、艺术表现技巧等方面提供了借鉴和发挥的空间;二是一些诗句被化用,尤其是"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之句,启发文人创造出"梨花"与"杨妃"互喻的表达范式,成为吟咏梨花诗词中的常用典故。"梨花一枝春带雨"也被词人用来抒发离情别绪,有"梨花雨"、"梨花枝上雨"、"梨花春雨"、"梨花泪"等形态。

略论白居易与柳永对唐宋文人俗文学发展的贡献

白居易与柳永是我国唐宋时期的重要作家 ,二人同处于我国古代文学逐步趋于下层的发展时期。白、柳都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而对后世俗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

白居易哀悼诗简论

白居易的哀悼诗渗透着宿命论和"五阴聚合"的空观思想,认为人的思想、行为、贫富、寿数等命运在其出生之前已由天意决定,人们只能服从它而不能违抗它,唯有如此才能积福消灾,还指出了寿与贤的矛盾,并且用"五阴聚合"的空观来缓解死亡带来的悲伤和痛苦。在艺术上,大多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平实无华的手法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叙述死者的生平、交谊、才学、功业、去世等,抒发存者的哀伤、思念,往往运用议论以点睛和升华,多采用对比修辞。哀悼子女诗尤为感人,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哀悼诗史上的地位。

白居易咏物诗创作及其寓意浅论

白居易是唐代咏物诗数量最多的一位,在白居易的咏物诗中,有些借咏物来表现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与思考,反映现实,反映时代,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类作品寄托深邃、内涵丰富。也有一些借物说理之诗,构思巧妙,描写逼真,情趣活泼。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长歌当哭为湘灵——从白居易的初恋悲剧看其对《长恨歌》创作的影响

白居易长篇叙事诗《长恨歌》自创作以来,关于其主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共出现了近20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以爱情主题说为主,又以李、杨爱情说为主导的评价不在少数。但细细品味,如果知晓白居易早年的初恋悲剧经历,不难发现这首长篇叙事诗里融合了太多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情,而这感情的酵母,正是他的初恋女友湘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