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阳明学的特质及其影响

阳明学传到日本后,与正处于要求变革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日本的国民性格相结合,形成了与中国阳明学不同的特质。主要表现为主张朱王并举、希图调和朱王,强调实践、注重事功,对于实践的体的灵性、创造力、人和人的生命本身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怀;日本学者吸收了中国阳明学重视"心"的主体性而进一步提出了通过"正人心"来改造社会的理论,内含着反体制的精神,这种精神加快了阳明学的日本本土化进程,其结果是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幕府末期,阳明学成为了酝酿明治维新的动力和造就一代新人的思想指南,直接成为了推动社会变革的精神武器,为日本明治维新和步入近代工业社会开辟了道路。

幕末维新期日本对外观的嬗替

在"文明触变理论"视域下,近代日本的对外观经历了延续、转捩、定型三个阶段:鸦片战争是开启东西文明碰撞的标志性历史,幕末期日本的主流反应是礼义谴责与海防对策,其对外观正是"华夷观";围绕条约交涉问题,日本主动研习万国公法、评判世界情势,开国期日本的对外观转捩为法与力交错的"公法观",成为日本告别东亚的思想起点;自《西洋事情》至《脱亚论》,从出兵台湾至甲申政变,维新期日本的对外观在思想与行动的对接点定型为"文明观",而甲午战争的爆发则意味着东亚世界的整体裂变。

试论日本镰仓时期的武家法

镰仓初期幕府依据其统治需要制订颁布了武家第一部成文法《御成败式目》,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充实、完善武家法体系,构建了以诉讼为核心的武家法律制度。与同时期的公家法、本所法相比,武家法以武家社会的习惯法、先例及施政条令为主要渊源,重视维护武士利益及武家的统治秩序,具有明显的武家特色。在诉讼制度方面,武家的合议制度、回避制度都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但对习惯法的继承却约束了武家法制的健全发展。

日本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构造及其局限性——以幕末日本内忧外患的危机背景为视角

日本近代民族国家意识是在幕末时期内忧外患的环境下产生的,幕末思想家的思想启蒙以及倒幕志士的革命实践对这一意识的产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一国家意识在向近代民族国家意识靠拢的过程中又逐渐转向了天皇中心主义的国体论,从而使得日本近代国家意识在顺应日本近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