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藏秦简《制衣》“襲”字考

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制衣》记载了秦代“襲”衣的尺寸和制法,其“襲”字的含义在古代服饰与“三礼”研究中具备特殊性,厘清“襲”字释义并对“襲”的使用价值作出判断具备必要性。梳理历代典籍文献及学者对“襲”的注释训解,并与同时期汉墓遣策记载相比较,得出以下结论:秦汉时期,“襲”在服饰名称、穿戴动作及礼仪方面有规范的用法;《制衣》中“襲”为无下裙拼接的短款上衣,结合遣策、文献典籍记载,证明其为真实存在的;“襲”衣的形制、用途、使用人群在秦代、西汉初期至西汉中晚期经历了快速变化;“襲”字在“裼襲礼”中的使用有吉丧之分,结合遣策推测,在丧礼中“襲”衣为地方官府所赠裞衣,用以抚恤已故之人。

关于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乙种》的综合研究

新近公布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有三种前所未知的数学著作,《算书乙种》是其中之一。本文首次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体例与编纂特点、知识类型与数学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并修正了以前学术界的若干不当认识。此书为撮编之作,结构上有一定层次,体现出编排的意图但考虑不周。作为实用算法式数学文献,此书不属于从“九数”发展至《九章算术》的经典系统,但它的内容仍为刘徽关于《九章算术》源于其先秦祖本的记载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同时,此书也为研究秦国和秦代社会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原始文献。

出土文献与考古视野下“中华”观念的形成

日渐丰富的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中,蕴含着在先秦时期“中华”观念形成的历史信息。“中”的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关。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

秦汉病方类文本发展初探——基于北大秦简《病方》的考察

北大秦简《病方》等新材料的公布,使秦汉病方类古书的发展线索更为明晰。秦代病方往往没有目录,内容构成相对驳杂。西汉病方常附有以病名分类的目录,正文抄写格式与目录配合。秦代病方中常见的家畜方在西汉初年已经消失,祝由方也在西汉中期以后逐渐边缘化。秦代病方中的祝由方所涉对象广泛,病方因此与其他类型的数术文本边界模糊。西汉以来,祝由方成为与药石对举的治疗人类疾病的方式,病方类古书与其他数术文本的边界也随之变得清晰。从秦到两汉之际,病方从内容、结构到体例逐渐定型,其形态更近于后代的医方。

读北大秦简《从政之经》札记五则

北大秦简《从政之经》,在注释方面存在释义不确的地方。如,简5壹“安静毋苛”之“苛”,当训作“扰”;简8壹“廉毋刖”之“刖”,读为“刿”,当训作“割伤”;简9贰“术(怵)狄(惕)之心”之“术狄”读为“怵惕”,当训作“畏惧,恐惧”;简20壹“老弱独槫(转)”之“槫”,当读为“专”,训作“孤单”。

基于安大简谈《诗经》中的联绵词问题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诗经》与《毛诗》相较,在联绵词上呈现如下情况:《毛诗》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且非联绵词;《毛诗》不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而为联绵词;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而文字有别;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且文字全同。这些情况说明研究中要尊重出土文献自身的文本内容,以客观、统一的标准和原则处理传世与出土文本的异文。其也证明了简本对于《诗经》语言文字和文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清华简(陆)与《释名》训释合证举隅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收录了五篇先秦佚篇,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和语言文字有着重要价值。结合简文内容与《释名》训释,可以发现一些后世罕见之古义,为《释名》释义提供书证,提前与《释名》相关书证的年代。这些认识将有助于更清晰地梳理汉语词义发展的脉络,为大型工具书的修订和完善提供借鉴参考,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发掘《释名》一书的语料价值。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北大秦简《算书》甲种“三方三圆”宇宙模型新探

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甲种以《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为开篇,陈起为了论证“天下之物,无不用数”的观点,论及了“三方三圆”宇宙模型.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三方三圆”的基本结构是方内接于圆,通过小圆外切中方、中圆外切大方的嵌套结构将小、中、大三组方圆联系起来,小、中、大三圆的半径比为5∶7∶10.此模型的结构呈现出“外圆内方”的总体特征.“外圆内方”模型所确立的三圆半径比是正确的,但是“外圆内方”模型及其论证过程均存在疑点.“三方三圆”宇宙模型的结构应该是方外切于圆,小、中、大三组方圆的嵌套方式是中圆外接小方、大圆外接中方,呈现出“外方内圆”的总体特征.

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安大简《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兼与传世文献互证

新出安大简《仲尼曰》作为战国写本,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新材料。本文重点探讨《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对论及言行关系的简文加以解析,并指出《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的三个方面:主张言不过行,要求少言慎言,并强调慎言与“仁”的关联。在战国竹书本与传世文献相对读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窥见儒家思想的传承性与复杂性,同时能够对《论语》等传世文献的成书、流传以及儒家思想的演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从清华简《系年》看晋国的邦交——以晋楚、晋秦关系为中心

清华简《系年》对春秋战国的国际关系有许多揭示,以晋楚、晋秦关系为中心,审视晋国的邦交,同时将相关记载与《左传》等传世文献进行初步的比较研究。晋、楚两国史事在《系年》中所占比重最大,《系年》较明晰地记录了两国的争霸始末。按《系年》的话说,"楚以与晋固为怨",两国关系以对抗为主旋律。晋秦关系按照《系年》的话说,一开始是"秦、晋焉始会好",后来"秦焉始与晋执乱",经历了由亲善到对抗的道路。此外,《系年》对晋齐、晋吴、晋越关系均有称述。

《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解

根据安大简,《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的"濩"当读为"穫",与"刈"构成同义关系,此句和下句"为絺为绤"句式相同。《清华一·金縢》9号简中与《尚书·金縢》"穫"相对应的字,应分析为从"攴","刈"声,"刈"字繁体。"刈""穫"属于同义互换。根据安大简"刈"字从"禾"从"■",我们分析了楚文字中其他"刈"字的释义。

由清华简《系年》论《文侯之命》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系年》中有关两周之际历史的记述十分重要,许多地方可以与古本《纪年》合观,补充和订正一些历史问题的定见。据《系年》简文可推断《尚书.文侯之命》的著成年代当晚于晋文侯三十一年,即公元前750年之后。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文字学启示

本文根据已公布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材料探索了佚书《仓颉篇》秦汉间演变情况,讨论了秦始皇统一文字背景下的语言、文字问题及汉字在汉代形体发展的文化原因。

■羌钟与清华简《系年》合证

清华简《系年》的内容多可与■羌钟铭文参证发明。《系年》可以澄清■羌钟铭文的一些疑啎,如"隹廿又再祀"的理解,再如"■"、"■"等字的释读。《系年》与■羌钟均记载了公元前404年三晋伐齐之战,结合相关文献,得以进一步还原该事件的始末。■羌钟与《系年》均涉及齐长城,由《系年》引发的是否存在济水沿线的齐长城的问题,尚难论定。

释䙟

上博简三《亘先》和清华简壹《楚居》、清华简柒《越公其事》习见一个内从衣,外也从衣的字,过去学者或释读作“袭”。事实上,从训诂和音韵学角度看,这个字应该释作“!”,在清华简《楚居》、《越公其事》简27中读作“回”,表示“还”“反”“归”等意思,在甲骨文中则读作“危”,《越公其事》中相关的字则读作“毁”或“危”表示毁败义;而在上博简《亘先》里,此字可与微部字押韵。

谈楚文字中的“兕”

楚文字中有个旧释为""的字,根据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诗经》的材料,改释为"兕",字形分析为从"兕",加注"厶"声。包山269、牍1"一和兕",即"一和兕甲","兕甲",即兕牛皮作的铠甲。

清华简《说命》三篇校释

本文参证历史典籍和出土文献,对清华简《说命》三篇中的部分字句进行新的解释。将《说命上》之“甬（庸）”训为“雇佣劳动”;读“改”为“辠”,指出简文“隹（惟）孜（辠）人曼（得）敚（说）于尃（傅） （岩）”即傅说被辠人找到之义。将《说命中》之“隹（惟）乃 （腹）,非乃身”读作“惟乃 （腑）非（肺）乃身”,指出该句为名词意动用法,即“以乃身为肺腑”;将“ ”读作“厉”,训为“度”。将《说命下》之“眔”读作“怀”,指出该字与“忧恤”义近;将“ ”读作“祗”,训为“敬也”。

清华简《厚父》与早期民本思想

清华简《厚父》所记周武王与厚父君臣间的对话,不仅代表了周人对早期国家起源的认知,也反映了中国早期民本思想的萌动。简文表达的君权天赋的国家起源论虽不足信,但从国家伦理的角度看,其中蕴含的平等精神、正义精神、民本精神,却不乏可取之处。特别是立君为民、明德慎罚、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的核心关切,由周代政治家的倡导与实践,再经儒家的传承与升华,已成为中华政治文化的宏丽精华,其传统价值和积极意义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