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与“伪新”:班固历史兴亡观的再认识

秦朝和新朝短祚而亡,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波谷”。班固考察秦、新两个大一统皇朝的正统性、兴亡过程和政治遗产,指出:秦朝是顺承天命的“闰统”,新朝是不入五德闰位的“无统”;两个皇朝都由创业之君适应当时的政治趋势而建立,却因统治者施行错误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走向儒家制度精神的反面,亡不旋踵;汉承秦制是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具有两面性,新朝制度则在形式上被东汉统治者废除了。暴秦、伪新最终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班固在考察秦朝和新朝历史的过程中,寄寓着他对东汉皇朝完成西汉统治者未竟之功、迈入王道治世的期待。

《楚辞序》的作者并非班固

由于洪兴祖《楚辞补注》所介绍的《楚辞序》与附录的班固《离骚赞序》及《汉书》相关篇目对屈原的评价存在抵牾,所以引起了学术界的不断争议。通过各种材料以及逻辑分析可知,《楚辞序》的作者并不是班固,而是与班固同时期的东汉著名古文经学大家贾逵,这样一来,班固有关屈原的评价不再存有“矛盾”,且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论班固的经济思想

有人认为,班固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崇尚"安贫乐道"。其实不然,班固既重视农业,又重视工商业,提出了"食货二本"的新思想,认为"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重视经济对国家盛衰的决定作用。他主张优先发展农业,工商业不能伤害农业,更不能靠不正当手段经商致富。主张国家要发挥对农工商的调控和管理职能,为防止经济领域的不正当活动,要对人民进行"贵谊贱利"等思想教育,以便把人们引到上下有等的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理想的社会秩序之中。

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

《汉书》是中世纪“正史”的真正鼻祖。它的作者是否剽窃父书 ?是否剥取《史记》编纂形式而无所创造 ?本文尝试厘清这一名著攸关的人与事的历史真相 ,以论证决定《汉书》编纂取向的 ,是班固时代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当时的重大事变。将《汉书》的编纂过程 ,藉班固一生政治沉浮的历史陈述表而出之 ,悖于《汉书》学的研究传统。是耶非耶 ?

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

司马迁、班固史学思想的差异是多方面的 ,究其根由 ,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识见不尽相同外 ,关键还在于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 ,而由此促成的两人游侠思想的差异即是很好的例证。随着汉政府对游侠打击的力度不断加大 ,两汉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经历着从崇侠到抑侠的心理转变 ,马、班承此影响 ,在《史记》、《汉书》中虽然同为游侠立传 ,但目的迥异 ,他们对游侠的好恶及对游侠范围的界定亦存有差异 ,以至形成了两人不同的游侠观。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两汉文人的价值观演化之管窥

从《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记载来看,班固作《司马相如传》虽然基本上是《史记》的照录,但他对相如的评价与司马迁并不相同。司马迁认为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但功在讽谏,合于《诗》道;班固则否认相如赋的讽谏功用,尽管如此,他却认为靡丽文章也有传名后世的价值。两人对相如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两汉文人价值观念的演化。《史记·司马相如传》是第一篇以辞赋作品为主体的史传,而将司马相如视为文学家而立传者则是班固。

论匡正汉主是班固撰述《汉书·五行志》的政治目的

《五行志》作为班固新设的四志之一 ,在《汉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刘向《洪范·五行传》不同 ,《五行志》只记灾异不言祥瑞 ;从它选择的史事、依据的理论渊源以及当时的政治发展看 ,匡正汉主应是班固撰述《五行志》的政治目的。

浓墨重彩:班固与武帝时期历史的书写

班固重新搜集大量新史料,运用睿思,撰成内容丰富的《武帝纪》,又围绕本纪,以列传、志中的记载与之关联、补充,展开对武帝时期历史的全面记述,此项确是班固在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对此做专题的深入考察,能够提供大量生动有力的证据,说明班固不愧为一代良史,他有卓越的史才,高明的史识和高尚的史德。这对于深刻认识和恰当评价武帝鼎盛时期的历史,并从中获得治国施政的启示,也大有裨益。

班固年表

班固年表前人整理过,今在前人基础上对班固生平事迹作系统整理,对于前人说法作订正和补充,如对班固《终南山赋》的作年、班固为中护军的具体时间等均作出考辨,对相关的班固父亲班彪的若干事迹也提出新看法。

刘歆五德终始说与班固史学

刘歆创立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用以解说王朝更替与新朝的合法性。其五德相生说以木德伏羲作为＂百王先＂,由此构建了一套帝王系统;以伏羲为＂百王祖＂,大力宣扬了古文经学＂圣王同祖＂的思想;以火德汉朝上继木德周朝,视秦朝为闰朝,由此开启了以＂五德＂言正闰的先河。刘歆的五德终始说对于班固史学有重要影响,《汉书》的《律历志》、《郊祀志》、《高帝纪》、《叙传》等篇详细载录了刘歆的五德相生说;《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构建的自伏羲至刘汉的帝王系统,并且具体贯彻到志、表等的写作当中;《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宣扬的＂汉为尧后＂的思想,为刘邦建汉提供了合法依据;《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以＂五德＂言正统的思想,由此确定了历代正史以＂五德＂言正闰的做法,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重要影响。

东汉时期的两都之争:以班固《两都赋》为例

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汉代是不可阙如的环节。西汉立国之初,基于政治和军事、地理的考虑,定都于长安,但由于关中之地与"暴秦"的历史关联,这一帝都长期难以在政治上获得合法性。与此相比较,洛阳城营建于西周初年,是周王朝的都城,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这样,长安与洛阳,也就分别成为秦制与周制的象征,所谓的两都之争,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论争的表象形式。西汉王朝自武帝始,国家政治日益儒家化,迁都洛阳遂成为儒家士人日益强烈的政治冲动。东汉之后,国家新都定于洛阳,这可视为儒家士人政治理想的实现,但同时却又激起了"关中耆老"的情感反弹。班固的《两都赋》是东汉明帝时期为洛阳辩护的典范文本。在现实层面,这一作品加固了洛阳作为帝都的位置,在观念层面,则全面昭示了汉代儒家理想王城的建制方式。就中国城市史研究而言,它提示人们,中国古代城市的设置和建设,虽然奠基于经济和军事的考虑,但最终却是要在政治、伦理、哲学层面确立正当性。城市作为文化的容器或哲学、政治观念的物态形式,它承担着"器以藏礼"或"以器显礼"的重大使命。

司马迁、班固“实录”精神异趣探源

司马迁、班固在著史“实录”精神上的异趣 ,究其根由 ,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识见不尽相同外 ,关键还在于两人身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 ,文化专制刚刚开始 ,“为尊者讳”的社会风气还未形成 ,司马迁尚能比较自由地著书立说。班固之时 ,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 ,人们在评事论政时顾忌颇多 ,“讳君亲之恶”已成一种时习 ,而班固著书又受到最高当权者的直接干预 ,这使得他在许多问题上只能趋于正统。

汉乐府研究的滥觞——班固《汉书》汉乐府研究述评

班固是汉乐府研究史上开风气之先的大家,《汉书》"礼乐志"篇、"艺文志"篇和"诗赋略"是现存著录和研究汉乐府的最早文献,不仅具有文献价值,也确立了官修乐志的文本传统。但没有辑录各地歌诗则是其弊,这种阙载民间乐府的删选标准是"取可施于礼义",其学术渊源可以上溯到孔子的诗学理想。《汉志·诗赋略》的分类义例和排序原则体现了政教观念,贯彻了儒家的诗学理想。班固以儒家经学观念作为诗歌的阐释原则,较多地注意政教功能的价值取向而忽略了诗歌本身的艺术性。"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提法昭示了"言志"的淡化和抒情的抬头,孕育着感事诗学的滥觞。总之,班固对汉乐府的文献著录、分类义例、排序原则、阐释原则及对其社会功用和艺术特色的评述,是汉乐府研究的滥觞,也为汉乐府两千年的研究史奠定了基调。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

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对于研究《史记》、《汉书》乃至两汉历史有重要意义。以天人关系、封建正统史观、历史进化、经济观点为着眼点,并分析原因,力图找到学习两汉历史的门径。

班固对汉赋的研究

班固在《汉书》中为十余位西汉赋家立传,全文载录了18篇赋及其有关情况。他对汉赋的性质渊源、兴盛原因、社会功能、价值地位、创作原则作了理论阐发,对赋作也有评点解析。他的许多真知灼见连同他作为官方学者的历史局限,都对后代的汉赋研究有深远影响。

浅析班固赋学观的矛盾

汉赋作为有汉一代之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伴随和背负上了重重矛盾和尴尬,赋家本身更是充满了矛盾和煎熬。班固作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其围绕赋表现出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原因,他的赋学观鲜明而独特。他基于儒家诗学观的矛盾赋学观、自相矛盾的赋体艺术批评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自我割裂与背叛是他对赋这种特殊文体的认识矛盾重重的具体表现。班固的矛盾主要缘于其身份的复杂性和当时士人特殊的生存状态与心态。

论班固的史书编纂思想

班固不仅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著名的编辑学家,从他编著的图书中可以分析出他的编辑思想,即宣传儒家思想、关注民生、秉笔直书、既继承又创新。班固的编辑思想对后人编撰书籍、尤其是编撰正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逐渐形成一种传统。

论班固“山西出将”说

班固提出“山西出将”说,指明西汉“山西”多出将军。这是他以人文地理的观念阐论地理与产出将军之间的关系。为阐论此说,先厘清西汉山东、山西的地理范围,进而从经济、自然地理角度阐论“山西”的农业、经济发展之故;再从人文、历史地理方面论述此区域民风、多出将军之由,这亦与秦人在此区长期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主要论述秦人长时期与周、戎交杂的关系并形成尚武精神。

班固受贿写史辨疑

前人对班固“受金”写史之事说法不一,或信其为实,或疑其所无,或不置可否,但皆语焉不详。而如果班固在撰修《汉书》时受贿,则天子不宥,律令不许,士林不齿,怨家不饶,但这些事情却无一发生。合理的解释应当是:班固未曾在修史过程中收受过贿赂。而所谓“受金”写史之说,其最大的可能是班固“受命”写史之事在辗转传抄过程中形成的讹误。

司马迁与班固音乐史观的比较研究

司马迁《乐书》之可信部分简要记述了尧舜禹直至汉武帝时期的音乐历史,涉及音乐事项相对有限。而班固《礼乐志》则侧重记述了汉代制乐历史,其音乐史涵盖内容较为丰富。两部史书记载音乐历史相关内容反映出以天子为中心的社会政治音乐史观与以朝廷制乐活动为重心的雅乐史观的不同。其原因与史家的写作思路、文化思潮影响以及社会音乐生活变迁等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