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银行风险承担视角的房地产信贷政策调控效果研究

银行风险承担会影响房地产信贷政策对房价的调控效果。利用中国2005-2012年的省际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发现,房地产信贷政策对房价的调控效果在2009年出现结构性增强。进一步研究证实,银行风险承担与房地产信贷政策间存在协同或拮抗作用。2009年后,银行风险承担与房地产信贷政策表现出明显的拮抗作用,这是中国房地产限贷政策调控低效的重要原因。只有在稳健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以调节需求为主的房地产信贷政策才能够较好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中国实证——基于商业银行的视角

使用GMM动态面板模型估计方法,基于2004—2013年间34家中国商业银行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以及银行微观特征差异是否会导致其风险承担对货币政策调整的异质性反应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由于银行微观特征的差异,导致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对货币政策信号调整的敏感性发生变化,从而证实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和异质性。

银行异质性下货币政策调控与风险承担研究

随着金融体系的改革和优化,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方面的作用不能忽视,笔者基于现有文献和中国的实际,从银行异质性视角分析了货币政策调控对风险承担的影响。选取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7—2015年的季度财务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对货币政策调控和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调控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高;在紧缩的货币政策条件下,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降低。考虑银行异质性,结论表明,货币政策调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效果会随着银行规模的增大而减弱,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而增大,随着银行的盈利水平的提高由正变负。笔者建议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应该兼顾金融稳定目标,并对异质性的商业银行实行动态化和差别化的审慎管理。

银行风险承担、高管薪酬与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效率——基于动态非线性效应面板的实证

货币政策工具与银行高管薪酬水平会通过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对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效率形成综合影响。笔者利用中国13家上市商业银行2007—2014年的季度财务数据,使用动态非线性效应面板模型,按货币政策工具类别、政策松紧倾向、高管薪酬水平等对上述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高管薪酬之间呈现正U型非线性关系;在利润空间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低薪酬银行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率相对较高,但当利率下调而利差空间缩小时,高薪酬银行会出于对原有利润的维持而增加风险承担,从而提升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效率。银行风险承担与高管薪酬共同影响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信贷传导效率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

银行竞争与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本文使用勒纳指数衡量银行竞争程度,基于56家商业银行2010—2019年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银行竞争对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为进一步探究这种影响是否因银行类别和竞争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将样本分别按照银行类型和竞争程度高低分组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宽松的货币政策激励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银行的竞争程度越高,资产规模越小,流动性水平和资本充足率越低,货币政策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越强;竞争加剧对这种影响的强化作用,主要体现在股份制银行和城农商行中;对于竞争程度较高的银行而言,流动性水平和资产充足率越高,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反应越审慎。

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特征:来自中国银行业的证据

为验证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在中国的存在性和有效性,通过运用中国33家商业银行2001至2010年的年度数据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用银行脆弱性衡量的银行风险与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衡量的货币政策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最为显著。表明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在中国存在,监管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同时加强银行风险行为监管。

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和风险承担——基于多决策渠道机制的研究

选取2007—2019年220家中国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银行竞争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而讨论多样化经营、流动性创造、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与银行资本四个决策渠道如何调节银行竞争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竞争通过资产组合和杠杆风险显著增加银行风险承担;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与多样化经营决策不但减少银行风险承担,而且抑制银行竞争对风险承担的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能力强化银行竞争对风险承担的促进;银行资本决策强化全国范围内经营银行竞争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对于银行经营与银行规制政策的设计有意义。

金融科技会影响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吗?——来自中国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金融科技是数字时代赋能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对银行经营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基于理论模型和全国58家商业银行数据,探究了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通过缓解银行追逐收益动机和抑制银行风险转移动机两种机制,削弱了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其中,资金支付类和信息处理类金融科技的削弱作用强于理财服务类金融科技。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上述削弱作用在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中更为显著。因此,应准确把握金融科技作用下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新特征,完善对大中小银行和金融科技的分类审慎监管,加快发展监管科技,不断提高与金融数字化相适应的宏观调控能力。

中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3年间中国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采用GMM动态面板的估计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1)宽松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正相关,市场流动性对于风险承担也有正向效应;(2)转嫁机制、估值机制、寻求收益机制以及保险机制均作用于风险承担渠道;(3)流动性状况、资产规模和资本均会影响银行对于货币政策的敏感度。结果显示当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出现背离时,应借助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并且应该加强市场流动性的监控,防止出现长期流动性过剩,造成风险过度积累。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阻梗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从而阻梗这一渠道的传导;这种阻梗效应在经济上行期比经济下行期更强,在货币政策扩张期比货币政策紧缩期更强;通过"渠道识别"得到"纯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纯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阻梗效应依然存在。研究结果说明,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同业业务发展、货币政策传导与银行风险承担

商业银行同业业务逐渐从传统信用拆借演变为类信贷业务,一些银行通过同业业务实施监管套利、风险资产出表,同业业务的快速发展对原有货币政策传导体系形成干扰,甚至改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渠道。使用25家A股上市银行2008-2018年数据,在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同业业务发展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理论上,同业业务能够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和强化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上述影响并同时对于不同银行伴有异质性。实证结论验证了理论推演的假设:同业业务发展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正相关,并对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具有强化作用;同业业务对大型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有限,但对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表现了较强的正相关性。分析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中小银行对货币宽松与否更为敏感,其同业业务发展程度与货币宽松情况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监管政策应当更加关注银行体系分层结构下的同业业务发展引导,尤其是对于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应当逐步引导同业业务占比较高银行压缩同业资产,鼓励商业银行业务回归本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宽松性刺激政策、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基于155家银行2007~2014年的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对2008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考察,并据此研究了宽松性刺激政策和利率市场化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结果表明,2008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银行风险容忍度上升,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变得更明显;宽松性刺激政策使得银行降低了风险评估标准,利率市场化使银行更偏好风险资产,双方都会增加银行风险承担;对两者进行对比发现,宽松性刺激政策才是引起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需要更为关注刺激性经济政策引发的银行风险的积累,同时还需要稳健地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风险承担与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

基于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8~2018年季度财务数据,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应对此种冲击的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在三种类型跨境资本流动中,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效果不显著,而其他投资的流入能够显著增加我国银行的风险承担;宏观审慎政策整体上能够抑制其他投资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冲击,但在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之间存在差异,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抑制其他投资流入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增加作用,而未能有效抑制对国有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通过作用渠道进一步分析对国有银行失效的原因,发现其他投资流动主要通过汇率和股价波动以及银行负债结构渠道影响国有银行风险承担,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阻碍汇率波动和银行负债结构渠道,但不能有效阻碍股价波动这一渠道对国有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微观贷款数据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研究——基于银行特征、借款企业特征与贷款合约特征的视角

基于1998—2017年中国372家上市公司贷款数据,考虑银行特征、借款企业特征与贷款合约特征,以银行贷款的风险溢价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研究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银行特征、借款企业特征以及贷款合约特征的影响后,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仍然存在。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因银行特征与借款企业特征而异。银行对国有控股、违约风险低的企业风险承担受货币政策影响较小,但对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承担受货币政策影响较大。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使得非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但同时也造成更多资金流向房地产行业,影响金融稳定。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存在性验证——基于商业银行视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学术界认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长期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致使金融危机的发生。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高达12744亿元(不良贷款率1.67%)。同时不良贷款还将以40%左右的增速持续增长。因此,针对当前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及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屡创新高的事实,本文据此开展货币政策与当前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风险承担渠道在我国是否存在及其综合影响机制是什么等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存在吗?

本文通过对我国14家商业银行2002～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是否存在。研究结果发现，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引起我国银行风险承担的上升，而银行风险承担上升也显著引起银行信贷投放的增加。考虑到银行风险承担的度量对实证结果影响较大，本文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作为因变量对估计方程再检验，结果显示模型的稳健性较好。由此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是存在的，这意味着从金融稳定的角度而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并不是风险中性的，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以宏观审慎管理者的身份，更加关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问题。

货币环境、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1998～2010年期间59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采用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验证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假说。实证结果显示:(1)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变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收入和估值效应、收益搜寻动机、竞争效应3种子机制均存在;(2)规模越大、资本越充足的银行,其风险承担行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越低;(3)与传统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理论结论不同的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强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约束作用。为避免银行体系风险的过度积聚,政策当局可考虑银行业资本充足状况与宏观经济环境,搭配使用传统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弱化国内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是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和实现金融稳定的必要途径。

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本文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增长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三个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风险偏好渠道以及间接渠道,验证宏观经济增长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正向相关性。结果发现,东部地区的商业银行与宏观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更强,即当宏观经济增长率提高时,东部地区商业银行会倾向于承担更低的风险。

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检验——基于GMM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72家商业银行2006-2013年面板数据,构建商业银行在资产和负债选择上的风险承担代理变量,运用GMM方法,检验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完整性。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整体上看是存在的,且受宏观经济和微观银行特征影响:一方面,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表现在资产选择行为上,而非负债选择行为;另一方面,银行资产风险承担上升会引起信贷投放增加,而负债风险承担增加会鼓励信贷投放减少。这意味着从金融稳定角度看,货币政策非中性。因此,我国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的货币政策设计时,应当兼顾金融稳定目标。

资本监管、风险承担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综述与展望

频频爆发的银行危机暴露了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巴塞尔协议的内在缺陷,学术界就资本监管的微观效应和宏观效应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从文献研究的角度,通过回顾和分析理论界关于资本监管、银行风险承担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在微观意义上,关于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的研究忽视了对资本监管框架效应的分析;在宏观意义上,资本监管的强化给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带来了新的渠道,即银行资本渠道和风险承担渠道。这两种新的传导机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是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货币政策效应的核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