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自我:旗营文化空间与三多的身份认同

1650年,杭州城西落成八旗驻防营地,此举将杭州城市空间一分为二,旗人与民人则处于半隔离的社会生活状态。但在杭州旗营建设、毁灭和重建的三个阶段之间,双方始终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文化交流。随着文化涵化过程的深入、驻防政策的改变及城市创伤记忆的驱动,杭州旗人逐渐发生地方化转化,显现出江南地区的身份认同,并形成了修史编志的自觉意识。正是在此背景下,杭州蒙古旗人三多立志于旗营掌故的整理,并对江南旗人的身份建构展开了思考。三多通过其组诗《柳营谣》,以文学的方式将杭州旗营的历史片段重构为一方文武兼备的文化空间,这不仅是对杭州旗营文化溯源的一次尝试,也体现了其在多元文化的浑融中,凭借特殊的旗人身份和普遍的江南文化所产生的独特的自我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考察三多出任库伦办事大臣前后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三多仍抱持着以“江南”为中心的文化视角审视蒙地风物,呈现出明显的“他者化”的文学叙事,这说明空间转移和文化记忆让三多最根本的身份认同意识回归到了“江南”,可谓近代中国民族交融和文化互动的典型例证。

“不分满汉,但问旗民”--对清代满汉关系研究中“旗民界限”视角的反思

“旗民界限”视角在清代满汉关系研究中备受重视,但学界对于“旗民界限”的性质存在重大争议。在“不分满汉,但问旗民”这一话语的影响下,一些学者惯于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旗民界限”。然而,大量研究表明“旗民界限”的性质不是“二元对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二元合一”的。在辨析各种观点基础上,笔者提出反思“旗民界限”视角的若干进路,以飨学界同仁。

晚清民国旗人社会变迁与文学的互动

晚清至民国的旗人文学伴随社会时势变迁经历了三次转型:一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尽管已经出现了对于帝制王朝及其意识形态的犹疑与焦虑,但依然葆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信,并体现在文学书写的想象性纾解之中;二是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旗人群体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出现分化,伴随着新兴媒体的崛起和底层旗人社会位置的变化而带来关注民生的启蒙式书写,既有怀旧式的认同,又有向往革命的追求,由此带来了写实的美学风格与通俗的白话技巧;三是民国初至1949年间,旗人作为职业性为主的族群向现代国家里的少数民族"满族"的转化,这中间经历了对于从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从满洲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的重塑。作为文学史的侧面,旗人文学的嬗变生动地显示了近现代中国转型里多元族群分化重组的历史过程和心理过程。

康熙年间盛京旗、民垦区划界初探

康熙年间,清廷在盛京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旗、民垦区划界,划界具有明显的满洲本位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分立界限未能禁绝旗人与民人在开发过程中业已结成的紧密联系。整个清代,在满汉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东北边疆地区的农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冠姓、更名、改籍与民初旗民身份变化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民初旗民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平等的民族关系基本原则的确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民国成立后的多年间,各地屡有旗民申请冠姓、更名、改籍。对民初旗民冠姓、更名、改籍历史现象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转型时期旗民的生存状况,而且也有益于人们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视角下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民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诸多领域。

从旗人到满族:民间选择与官方导向的二重奏

在时人观念中,今天的满族源自清代的旗人,而事实上二者的人群构成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清代畿辅地区(今京、津、冀等地区)为例,这里曾经是旗人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然而目前该地区为数众多的旗人后裔却并未呈报满族,这一状况是辛亥革命之后多重历史因素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学术界在对从旗人到满族转变进程研究中较为注重自上而下的角度,强调官方政策导向对于民族意识的塑造,本文则提请学界充分关注自下而上的视角,考察主体人群的自我意识、自我建构和自我选择。满族的形成是辛亥直至今天官方导向与民众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不可忽视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有鉴于此,本文以北京、河北等地区的庄园旗人为中心,力图从下层主体人群的视角,以记忆与遗忘为切入点,探讨清代旗人群体与今天满族群体的"不对等"性,进一步探寻辛亥革命至今百余年间从"旗人"到"满族"的历史变迁。

清代旗人的法律特权地位

为保护旗人的特殊利益,清朝统治者在法律上赋予旗人以特权地位。这种特权地位既表现为旗人犯罪其审判机构的专有性,也表现为其法律内容规定中的减轻处罚或特别规定。但随着八旗子弟的堕落,清朝统治者对律例的许多条款作了修改,使旗人的法律特权地位有所削弱,但实际上清朝统治者对旗人尤其是宗室觉罗犯罪的优容从未停止过。

论清初盛京地区住屯旗人管理方式的调整

住屯旗人,是指居住在村屯之中的旗人,本文主要对盛京地区住屯旗人管理方式调整的史实进行了讨论,着重对调整的原因和过程进行了阐述,同时又对盛京住屯旗人管理中区别于直省驻防的旗民杂处和划界管理两个特点进行了揭示。

从《书词绪论》看子弟书

顾琳的《书词绪论》是现存最早也是唯一的研究子弟书的专著。重心是"以说书三昧告人",主要谈论子弟书的演唱问题。但顾琳在细论当中突出谈了子弟书的规范和定位,超出了谈"说书"的本义,其将子弟书作为八旗子弟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文化生活方式的特质凸显了出来。

身份变化与民初旗民群体的社会转型

辛亥以后,旗人特权丧失,身份随之变化,迅速由统治族群转变为被统治族群,其近代社会转型因此而展开。从旗民向国民转向的过程中,旗人群体虽然面临生计困顿、社会歧视、谋生乏术等多种困难,但在国家与社会一定程度的关注扶助和旗民自身的努力下,旗民的近代转向最终得以完成。旗民社会转型中遭遇的困境一定程度影响了其近代发展,但放眼整个民国时期,旗民生存之艰难并不特异于其他族群,在从统治族群到被统治族群的身份转化的过程中,旗民群体并未遭遇到族群间的大规模屠杀,相反能够在"排满"的语境下实现平民化的转型,不仅表明民国肇造后国人观念之更新,也体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国家整合的艰难与巨大成就。

论清朝侍卫的众生相——奕赓在子弟书中的反思

文章综合探讨爱新觉罗·奕赓两篇有关侍卫的作品——《侍卫论》及《鶴侶自叹》,二者与其担任了五年的侍卫经历（1831~1836）和其对此职业的敏锐观察息息相关。前者生动地描述了侍卫的生活形态,并且对不同类型的侍卫加以讽刺;后者通过今昔对比,比较其过去的侍卫生涯以及而今的穷困潦倒及世态炎凉。重要的是,这两篇作品不仅反映了奕赓的自责,更谱写了侍卫的众生相。换言之,侍卫这一职业像一个窗口,奕赓以过来人的身份,向读者揭示了当时京旗侍卫的不良风气和种种问题。

祖大寿疑冢考析——兼论皇太极对祖氏及大凌河群体态度之嬗变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祖大寿墓地石构件,是世界知名的中国古代文物精粹之一;但关于其是否真属于祖大寿、其石翁仲的年代等问题,多年来学界颇有争议。通过利用考古资料和文物进行考证,最终还原其真实主人及石翁仲所属年代;利用文献资料分析清初祖氏及大凌河将士这个群体的政治地位,推出祖大寿与子侄们分葬两地之原因;再通过祖泽润、祖可法爵位承袭脉络,推测墓冢传讹原因,在大历史环境下讨论了皇太极对祖氏及大凌河群体态度之嬗变。

纳兰家族在皂角屯的遗迹

纳兰家族随清军入关后,在京郊膺有庄田,后辟为坟地、花园,又散财修庙、浚河架桥,凸显了纳兰家族在皂角屯的地缘关系,所留下的历史遗迹,成为研究纳兰性德的背景材料。

清至民国时期旗人的生计问题——以成都满城旗人为个例

康熙六十年,成都留旗兵1600人,在成都满城正式设立驻防八旗。随后,旗兵家眷陆续迁来,成都满城旗人团体形成。清前中期,他们靠旗兵的粮饷维持生活,比较稳定。清后期由于旗人“生齿日繁”,加之清政府不允许旗人从事农、工等其他职业和旗兵定额等原因,旗人的生计出现了问题。民国时期,八旗制度彻底瓦解,旗人失去了稳定的生活来源,生计问题更加突出。

清代北京旗人群体的市民化与戏曲消费研究

本文通过对清代旗人群体的市民化过程与戏曲消费进行研究,探索特殊的旗人社会管理制度对旗人市民化的影响以及在客观上对戏曲消费的推动,并进一步分析这种消费背后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以及这种消费对戏曲发展的促进作用。

清前期东北民人的“出民入旗”

清朝统治的基本特征是旗民分治,旗人民人虽分别隶属,但并非彼此隔绝。清前期东北移民脱离民籍、编入旗籍(即所谓“出民入旗”),是旗民交流的一段重要历史。本文在充分挖掘家谱、典志、档案基础上,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度研究。首先,考察民人入旗的途径,包括编入汉军、投充官庄王庄、安置衙衡署、调拔边台驿站。其次,从多角度阐述民人入旗的影响,即巩固疆舆、发展农业、传播文化、陶融诸族。最后,指出清前期东北民人入旗,是八旗制度在清朝统治中不断调整以适应形势需要的典型体现,对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民族关系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畿辅旗地的私有化与租佃制发展

本文以旗民关系为切入点,考察清代畿辅旗地私有化进程与租佃制发展。清初旗地经历了由国有到私有的演变;因清廷禁止旗民交产,旗地交易大量采取“典”“老典”“长租”“白契买卖”等形式。清代中期,租佃制成为旗地经营的普遍形态,并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旗人地主与民人佃户构成租佃关系的两极;二是清廷只准旗人地主食租,不准夺佃增租;三是旗地所有权与租佃权分离,并导致永佃权的确立。这些情况,对畿辅地区旗民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盛京刑部司法审判职能研究述评

盛京刑部是清廷于陪都盛京设置的重要理刑机构,主要掌管盛京区域涉及旗人的案件。关于盛京刑部、清代司法审判机构以及清代东北地区司法问题的研究虽已形成一定的成果,但未对盛京刑部的司法审判职能详细展开研究。另外,已有的研究也未能完全揭示其在地方司法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清代东北的审级问题更是未能得到准确结论。盛京刑部在清代盛京地区司法审判中的作用,盛京刑部作为清代地方司法体系中特殊一环,如何通过司法审判来维护盛京地区的社会秩序等问题,都没有得到全面且准确的解答。

乾隆朝奉天两次官制改革探析

乾隆初期,为简化奉天司法程序,终止旗民会审,统治者选择在官制领域寻求突破。十五年,令旗员铨补州县。二十七年,旗民聚赌案、高锦贪腐案、赫木偷参案及郭纬殴差案相继暴露出第一次改革的不足,迫使乾隆帝做出第二次变革,令奉天将军节制府尹。“旗员铨补”政策成功实现了司法管辖权的转移,冲击和重塑了奉天旧有选官制度,同时也加速吏治腐化;“将军节制府尹”则因无例遵循,导致政策施行多流于形式。两次改革先后被废除,改革暴露出统治者以官制手段弥补司法缺陷的思维定式以及根深蒂固的满汉畛域思想。

翻译科与清代驻防八旗的仕进

翻译科是清代旗人专有的进身之阶。道光二十三年,驻防八旗始被允许应考翻译科,至同治年间,形成了翻译科与文场并重的局面。翻译科在驻防八旗的开设,旨在解决八旗生计与满语文衰退问题,此举同时也拓展了驻防旗人的仕进空间,为朝廷输送了数量可观的多语文人才。在翻译科的刺激下,驻防八旗社会的满语文教育繁盛一时,各地陆续建立官学,教授翻译,民间也形成了私学或相互讲求满文的师友团体。但由于铨选制度的弊端,驻防士子很难通过翻译科取得理想的官职。通过开科举缓解驻防旗人生计问题,固可收一时之效,但日久使宦途壅滞更甚,由此进身者补官不易,有的甚至放弃了仕途。清廷试图以扩大宦途改善旗人生计,其失败的根源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