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周瘦鹃赴京事考辩及其一封佚信

现存《周瘦鹃年谱》关于1958年周瘦鹃赴京的叙述,有缺漏和可疑处,尤其是周瘦鹃托人向毛主席敬呈盆景、出版作品和献诗一事,在目前资料中并未记载,不过类似的盆景和诗在周瘦鹃的散文中确曾提及,与年谱所记有差异。此外,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包天笑《1958年3月至7月日记》手稿,抄录了一封周瘦鹃写给包天笑的书信,此信为佚信,其中也谈到1958年周瘦鹃赴京事。从“日记手稿”和“书信”可知,这些通俗文学作家们晚年常通尺素,诉之衷肠、寄托情怀,阅读他们的日记和书信,可窥见其精神世界。

谈《迦因小传》译本的删节问题

《迦因(茵)小传》从它的全译本刚一问世,就在当时文坛引起轩然大波,后来研究界在事实辨认与评价上也出现争论。杨紫、包天笑的半部译本《迦因小传》比较林纾的全译本《迦茵小传》,究竟删节了哪些内容,是否为故意删节,这是研究界争论的焦点所在,也是如何对两个译本进行客观评价的重要问题。多年来研究者没有认真关注杨、包译本,因而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

蜂花蝶影里的海上浮世绘——包天笑《上海春秋》的上海叙事

包天笑是晚清文化界一位领头羊式的人物,但学界对其研究甚少,对其文本的关注则可谓无人拓荒。文章以其代表作《上海春秋》为个案,关注包天笑小说的叙事品格和鲜明的上海都市文化特色,从公共空间、近代进程、道德评判三方面论述其对上海的书写。

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包天笑小说翻译研究

包天笑翻译小说在翻译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运用上呈现翻译文本题材广泛、采用译述法、对文本多有删改等特点。从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操控角度进行分析,这些特点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通俗作家对军阀混战罪行的谴责——以《政海》《甲子絮谭》为中心

张春帆的《政海》和包天笑的《甲子絮谭》从不同侧面描绘了直皖战争。《政海》描述了第一次直皖战争,《甲子絮谭》描述了第二次直皖战争;《政海》重点描绘了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甲子絮谭》则全景式地反映了江浙齐卢大战。在反映扰民害民方面,《甲子絮谭》远胜于《政海》;而描写正面交锋,《政海》则高于《甲子絮谭》。《甲子絮谭》的重点在于强调战争的残酷性。此外,1924—1925年间,俞天愤、严独鹤、程瞻庐、范烟桥、顾明道、江红蕉等人,也都以江浙大战为题材,写过相关的短篇小说。

传统与时代的对撞——《钏影楼回忆录》中近代女性形象解读

《钏影楼回忆录》是近代报人、小说家包天笑撰写的自传体散文集。它描述了包天笑早年的人生经历,以及清末民初苏沪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钏影楼回忆录》中,作者以写实笔法勾勒出了各种独具时代特色的近代女性形象。在她们身上不仅可以看到包天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原型,而且体现了包天笑新旧思想相冲突的一面。

《人鬼情未了》之晚清科幻小说版——从宣统三年《无线电话》中的“手机”说起

刊于清末的白话短篇小说《无线电话》,以对话体结篇,借科幻写人鬼情缘,摹世态人情,可谓是小说版的《人鬼情未了》。它创造性地将传统小说中的鬼狐传奇同近代软性科幻叙事进行了嫁接,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成就了中国最早的"手机"科幻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发现对我们重估晚清科幻小说潮的文学史价值,重构中国20世纪科幻小说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旧道德视野下的夫妻关系——论《一缕麻》的百年变化

《一缕麻》是包天笑的一部短篇小说,这部小说的立场比较暧昧,既新又旧、既旧又新。百年来,这部小说频繁被改编,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四种改编作品。四种作品,又可分为新旧立场两类,虽本乎小说《一缕麻》,又皆根据自身立场对小说的内容和结尾进行了调整,形成了不同的文本,充分显示了小说《一缕麻》的张力。从《一缕麻》百年的改编史能够看出,新旧道德进行了百年的拉锯战。

林纾《傅眉史》与“武侠小说”的兴起

民国以来,武侠肇兴,实皆出于一股"强种保国"的理念,每欲藉武侠小说以雪国耻。论者过去皆以为"武侠"二字连读,从未见之于籍载,且有林纾之《傅眉史》为首张"武侠"之目者。然据资料所见,早在元代的苏天爵,即已援用"武侠"二字,且其意与现代差相仿佛;且见南山人之《金钏缘》才是最先以"武侠"为目者。尽管如此,由于林纾及包天笑之影响力,细探林纾之如何以武侠为嚆矢,更足以显现出其居于武侠体式的关键意义。

从“附属品”到“个人”——包天笑小说中妓女形象的演变

以妓女为创作题材的小说古已有之。包天笑在早期小说中塑造了“溢美”和“溢恶”的妓女形象,但这两种形象都是基于男性视角将妓女置于“被看”的位置和“失语”的状态,只是作为男性附属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五四”时期,在追求“独立意识”和“妇女解放”的思潮影响下,包天笑开始将妓女当作平等的“个人”来看待,叙述她们悲惨的人生遭遇,施以真切的同情。由此,妓女以“个人”的身份走进文本中,拥有了独立性和主体性。

清末民初的“戏仿”福尔摩斯小说

“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在清末民初译介进入中国,不仅开创了后来中国本土的侦探小说创作,更产生了一系列“福尔摩斯来中国”的“戏仿”作品。其中既有陈冷血、包天笑等人借福尔摩斯“受挫”来批判当时中国社会怪现状的“谴责”之作,也有刘半农执着于暴露福尔摩斯“失败”本身的“滑稽”故事,二者间既有着“讽喻”与“讽刺”的形式区分,又包含了“讥讽”(sardonic)和“挖苦”(sarcasm)的程度差别。而刘半农的“大失败”系列更可以视为最早的中国福尔摩斯“粉丝”所创作的“同人小说”。此外,中国台湾作家餘生的小说《智斗》(1923年)则沿着勒伯朗的足迹,将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对决”的舞台搬到了日据时期的中国台湾,并借此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本土化文学改写实践。总而言之,清末民初的“戏仿”福尔摩斯小说,一方面生动展示了侦探小说来华之初的复杂接受场域及其所激发的创作/改写热情,另一方面也开启了中国后来滑稽侦探小说这一条独特的文学发展脉络。

翻译“现代主义”--包天笑的译作《六号室》

在1916年之前包天笑不仅翻译契诃夫作品的数量最多,而且他翻译了契诃夫晚期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杰出作品《第六病室》,表现了五四新文学发生前全新的阅读旨趣和创作倾向。包天笑的译作《六号室》中的"狂人"形象以及觉醒者即"哲人"与"庸众"对立的母题极有可能影响了鲁迅的创作,特别是《狂人日记》。《六号室》的翻译语言为"新文体",有效且充分地表达了原著中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思想。但译作中依然存在着包天笑本人对文本的操纵,尤其体现在对原著风格的改写上。

跨越三种语言的文本旅行——包天笑译《梅花落》

作为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惊悚小说”,英国女作家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的《恶魔》,从1868年英文单行本发行,到1895年黑岩泪香日译本《舍小舟》,再到1910年包天笑中译本《梅花落》,在42年间完成了英日中3种语言间的越界旅行。本文考察了《梅花落》的翻译底本,首次通过英、日、中3个文本的比较研究,阐明黑岩泪香日译本翻译和改编之“鬼斧神工”为包天笑中译本的“脍炙人口”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包天笑的巧妙译笔和文化植入使中译本彻底本土化,并成为清末民国时期小说界的明星。借此,本文揭示了清末民国时期翻译小说中的“日文转译”现象以及中外文学作品跨文化阐释传播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