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导向下洪武至永乐时期大明宝钞及其通胀

洪武八年,朱元璋建立起以宝钞为核心的货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宝钞获得了法定货币的地位,明朝由此进入了钱钞兼用的时期。但由于其完全为国家财政所服务,宝钞从设立之初便存在违背价值规律以及法偿矛盾的致命缺陷,逐渐从具有现代信用色彩的纸币沦为了失去国家信用的“国家纸币”。其发行量完全取决于国家财政需要,而不是市场需求。在明初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宝钞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尽管洪武永乐二朝试图通过紧缩性政策预防与缓解其通胀问题,但单向性的政策不仅注定失败,也增加了民众的赋税负担。极端贬值的现实促使市场放弃了宝钞,最终倒逼明政府对这一财政主导型货币制度作出调整,明朝也逐渐从钱钞时代过渡到银钱时代。

战争、市场与国家：正统景泰之际通货流通体制的变迁

明代正统景泰之际的通货流通体制经历了由微入显的变迁过程:首先,历经信用制度转型且为国家体制强力支撑的法定货币宝钞,因土木之变等战乱因素冲击,愈加难以为继,彰显了明初货币体制运转的困境。其次,自洪武末年一直被禁行用的铜钱在此前后不断突破禁令,逐步在大运河一线及沿海的商贸地带广泛恢复流通,迫使政府不得不放开钱禁,昭示了市场力量的自发崛起。最后,因财政体制转型所需与民间稳定通货缺乏等因素,白银稳步崛起,开启了中国"白银时代"的重要转向,预示着货币转型的可能发展方向。此一时期通货流通体制的变迁堪称明代纷繁曲折的货币转型的先声。

国家“救市”与货币转型——明中叶国家货币制度领域与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替代

在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前,称量银已在明中叶的中国社会渐成广泛流通之势,这首先应归因于国家货币制度和祖例政策的接连失败,但其背后有着显见的市场机制。正统中后期,在经历了之前政府的大力救钞举措后,宝钞在低值层面稍有起色,但正景之际的政治变乱严重冲击了宝钞体制。与此同时,铜钱与实物货币实际并主要支撑着基层的市场交易。然而,明廷囿于祖宗成例依然限制并打压铜钱,国家认可的制度性货币逐步陷于真空状态。随着商业的恢复和市场的拓展,长期通货紧缩的局面无法避免。面对市场上通货不足的局面,国家与市场俱做出了反应。国家"救市"的做法为:先解禁铜钱,而后整顿钱钞法,禁止私铸,乃至不断重开铸局,却连连受挫。市场的反应则步步先于国家:民间挑拣私铸之风很早兴起,物价逐步抬升,继而私铸钱泛滥成灾、难以禁治。劣币竞择的格雷欣法则现象在景泰至嘉靖时期的中国社会达到了极致性的呈现。最终,源于民间的稳定通货白银因需求进入市场,形成"良币驱逐劣币"之势。行钱地区多出现"银进钱退"的现象,但并未完全替代铜钱;未行钱地区,白银及多种实物货币充斥。货币流通在地域上依然呈现分割化、细碎化等欠深度整合特点。

论明代宝钞行用中的“喜新厌旧”现象

“大明宝钞”是明朝政府发行的唯一纸币,行用中却出现了民众厌弃旧钞的现象。此现象是宝钞不同时期主要问题的外在表现。宝钞发行初期,因元末币制大乱给民众留下了旧钞容易被折价的印象,宝钞尚未完全取得民众信任,因此细微的钞样调整就引发了民众拿尚能使用的旧钞来在京行用库倒钞的行为。政府随即广开在外行用库,该措施反而使制度冲突导致的“制度逆变”被暴露,加剧了倒钞现象。宝钞贬值时,商贾为规避处罚,以折价或拒收旧钞的方式来达到收取其他更稳定的通货的目的。宝钞被排挤出市场后,势要之家、铺户、收钞官吏相互勾结,通过拒收旧钞的方式迫使民众纳银。明廷的应对暴露了其在危机研判、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上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