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帝国”一种事实还是模型建构——评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美国人类学学者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于1989年出版,他结合自身人类学考察的成果,在书中提出了一种"游牧帝国"的理论和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关系的新的解释模式——"两极世界"模式。该书中的一些观点对于中国边疆史研究和游牧文明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拓宽视野的意义,是一种新尝试。但其在史料使用、理论建构、人类学方法论等问题上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需要学者们客观、辩证地思考与再探讨。

托马斯·巴菲尔德眼中游牧民族的边界战略——读《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中,从独特的视角出发,将历史主体性给了游牧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游牧民族"内部、外部边界战略"模式,游牧民族根据自身发展情况,从外部边界战略转向内部边界战略,再复归外部边界战略,形成一个战略周期。不管游牧民族选择实施内部还是外部边界战略,都有其自身和中原王朝两方面的原因,为我们重新认识北部边疆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同心圆”论到“两极模式”论——美国中国学界有关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的学说

1960年代,费正清提出"中国世界秩序"的"同心圆理论",长期以来,乃是西方解读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学说,在西方和日本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巴菲尔德提出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游牧帝国是一个彼此依存的"两极模式",而周边游牧民族根据自身实力对中原王朝采用"内疆策略"与"外疆策略",发展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梳理了自先秦到清代数千年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关系的历史,也是影响深远的重要学说,这种学说在当今美国流行的"新清史"中也有反映。无论"同心圆论"还是"两极帝国论",两个学说都有其适应性,也有其局限性,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些历史层面。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批判的眼光,取其所长,去其所短,从而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

诗意的欲望与天国的律法——理雅各的《诗经》与翻译意识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为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937年翻译的《诗经》做序时指出,这部古代"颂歌集"(Odes)在中国一直是处于"诗与经"的地位。~①尽管这个判断与韦利的译本有关,但其实最初是韦利的前辈理雅各在其1871年里程碑式的作品中向英国读者解释《诗经》时的说法。~②这种说法透出了一种崇敬之情,自此以后成为西方人对这些诗歌的基本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