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批评、“第三空间”理论与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的解读

华人离散群体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国内外学术界对海外华人婚丧文化史的研究多从离散批评的角度探析华人对中国传统婚丧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忽略了其日益呈现出来的在地化趋势。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是现存稀见多语种未刊华人民间文献,集中反映了荷治时期印尼华人的族群认同与信俗迁移,展现出华族母体文化、西方异域文化、印尼土著文化在华人婚丧文化中杂糅共生、包容互渗的奇特现象。在离散批评的基础上,利用“第三空间”理论对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进行全面解读,无疑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它是利用民间文献对华人婚丧文化史展开的深入研究,为华人社会的真实存在提供有力证据并对族群多元文化主义给予直接例证。

“吧国公堂”档案之《公案簿》述略

《公案簿》是现存吧国公堂 (巴达维亚华人评议会 )档案中的核心部分 ,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大约为 1 5 0年 (1 787-1 940年 )左右。《公案簿》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吧国公堂有关华人的各类案件的会审记录 ;二是对有关吧城华人社区重要事件和重大决议的记录。对涵盖这一时期最为原始的记事录的内容及案例加以考察和分析 ,一方面可以洞察一个处在多种变革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华人社区的社会生活及其行政管理的内幕 。

18世纪末-19世纪中叶吧城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以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档案为中心的个案分析

在荷印殖民统治时期的吧城,华人始终是构成当地各种族居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正在整理并陆续出版的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档案的记载,并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吧城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进行具体案例的分析,从中了解荷印殖民统治时期吧城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的真实状况。

试析吧国华人公堂的盟神审判

盟神审判是中国民间一种处理民间冲突和争议的风俗。随着中国移民移居东南亚,这种风俗也随之传入印尼巴达维亚华人社会,成为18、19世纪当地华人社会处理纠纷的一种法律手段。《吧国公堂(吧城华人公馆)档案丛书》的《公案簿》第一辑,收录了多种有关盟神审判的案例。本文从当时吧城华人的思想信仰、荷兰殖民统治的政策以及中国的影响等方面来探讨其存在的背景,并根据《公案簿》的案例分析吧城盟神审判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吧城华人公馆档案文献及其研究现状

吧城华人公馆档案是现存唯一最为完整地记载东南亚华人城社区历史的文献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文在系统和全面论述吧城华人公馆历史沿革及其档案文献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公馆档案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的评述,旨在更加深入地认识和了解公馆档案的文献史料价值以及其在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应用价值。

荷印吧城华人文化的传统与变迁——以“吧国公堂”的司法行政职能为视角

本文以吧国公堂(荷印吧城华人公馆)档案资料文献为依据,考察和分析吧国公堂司法行政职能的演变,从中探讨吧城华人司法行政制度的文化内涵及其对华人社会的意义,进而更为深刻地了解荷印殖民统治下吧城华人在竭力保持自身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逐步融入殖民地社会体系的历史发展进程。

试析吧国公堂的盟神审判

盟神罚誓是神判的一种形式,用于解决各种民间冲突和争议。随着东南沿海人民移民东南亚,盟神罚誓传入巴达维亚华人社区,成为十八、十九世纪吧国公堂审判的一种法律手段。透过《吧国公堂档案丛书》的《公案簿》第一辑收录的关于盟神审判的案例,从当时吧城华人的思想信仰、荷兰殖民统治的政策、中国方面影响等方面探讨其存在背景和吧城盟神审判的特点等,可知其有一定历史作用。

荷属东印度华人社会的自治与困境——以18—19世纪吧城公堂丧葬管理为中心

论文利用公堂审理华人民事案件和日常管理的档案记录《公案簿》和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藏原始公堂数字化档案,从华人社会权力管制的视角对公堂的丧葬管理过程、华人丧葬规范以及丧葬背后体现的社会内在矛盾进行了研究探讨。1742年建立的吧城公堂是荷属东印度时期荷兰殖民者委任华人甲必丹管理的华人半自治机构,主要处理华人民政事务,其中丧葬事宜便是管理要务之一,包括倡建、购置和经营华人塚地,规范华人葬仪、丧服之礼。然而在西方殖民统治不断强化的时代背景下,公堂在丧葬管理中面临唐吧贸易衰落后甲必丹们义葬观念的转变、闽粤二帮祭祀矛盾、华人美色甘及公堂内部人士对塚地经费管理的质疑以及殖民政府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对塚地的侵蚀等挑战,再加上1900年吧达维亚中华会馆成立后倡导革新婚丧旧俗,公堂的权威地位逐渐遭到削弱,华人社会管理多元化的诉求和实践成为时代需要。

冲突与兼容:荷印吧城华人遗产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以巴达维亚华人公馆《公案簿》档案为例

在19世纪的吧城华人社会里,华人的遗产继承涉及诸多法律适用问题。本文拟就已整理出版的《公案簿》档案中一些较为典型华人遗产继承案例进行考察和分析,从中探讨荷印法律与中国法律在这一时期吧城华人遗产继承上的相互冲突和相互认可,以及在不同情况和条件下吧城华人遗产继承纠纷的法律条规适用问题,以期进一步了解荷印吧城华人在保持中国传统的同时又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进程。

巴达维亚甲必丹制度与华侨包税制关系探析——以玛腰陈永元为个案

以玛腰陈永元为个案,阐述了巴达维亚甲必丹制度与包税制度的源起与演变及包税事业的经营,并通过探讨陈永元长期经营承包税收的原因,对两个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荷印时期巴达维亚华人的主要节庆——以吧城华人公馆(吧国公堂)档案资料为中心

荷印时期巴达维亚(吧城)华人的主要节庆,诸如农历新年、元宵、清明、端午、中元、冬至等六大节日,虽然均根源于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但依然在吧城华人社会经济生活中得以沿用和传承,并且构成了吧城华人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依据吧城华人公馆(吧国公堂)档案等文献资料的相关记载,考察和分析吧城华人主要节庆的由来,以及中国传统历法与荷印历法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从中探讨吧城华人主要节庆所隐含的文化宗教内涵以及其对华人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和影响。

荷印吧城华人天花抗疫实践初探

华人移民吧城历史悠久,并构成其“东方外侨”的主体。荷兰殖民者对华人采取“分而治之、间接统治”的民族政策。1742年成立的吧国公堂是吧城华人精英分子管理华人社会内部事务的半自治性组织。间接统治政策给吧城华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诸多不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华人社会内部的联系与沟通,有利于华人社会抵御各种疫情的侵袭。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吧国公堂组织协调华人社会力量,积极配合殖民政府的天花抗疫工作,避免了因疫情而导致的排斥华人问题的出现。吧城华人的天花抗疫实践对新冠疫情下反击西方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论调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析女婢在华人与其他民族交往中的媒介作用——以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资料为基础

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异族女婢极少受到学界关注,然而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群体地位,她们在华人与其他民族之间充当着相当重要的交往媒介。主要表现在:其一,直接介入华人婚姻,形成华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其二,诱使华人女子私奔、私通于异族家庭,促动非合法形式的民族通婚;其三,介入华人经济生活,在华人商贸往来中沟通双方;其四,沟通着华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在双方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吧国公堂的房屋典当经营——以《公案簿》第13、14辑资料为中心的分析

论文主要依据《公案簿》第13、14辑的资料,从吧城华人典当房屋给吧国公堂的原因、基本程序和吧国公堂经营房屋典当的风险控制、相关收益等方面,梳理研究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吧国公堂的房屋典当经营情况。结果显示,当时巴达维亚华人典当房屋的情况较为普遍,其与爪哇的经济发展遭遇危机及荷印殖民者长期实施的殖民剥削政策对吧城华人的经济生活所造成的双重压力有关;华人典当房屋给吧国公堂的程序较为复杂;吧国公堂采用多种风险控制手段,为其开展房屋典当经营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吧国公堂的房屋典当经营活动,不仅对稳定当地华人社会起到了正面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堂的日常管理工作提供了经费支持。

明末清初中国与荷属东印度贸易对巴达维亚华侨社会的影响

明末清初,中国与荷属东印度贸易由于受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松动、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府和民间急需白银、高额利润的驱使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得以迅速发展。中国的商船频繁往来于中国和巴达维亚等地,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移居巴达维亚提供了便利。中国与荷属东印度贸易在巴达维亚华侨聚居区的形成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1757-1794年荷兰对华贸易中巴达维亚的角色

从1729年至179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1794)操作的荷兰对华贸易可分为3个阶段:1729-1734,1735-1756和1757-1794。其中,第三阶段跨越了将近整个18世纪后半期,是该贸易最成功的阶段。此阶段中,虽然巴达维亚荷印殖民政府对该贸易失去了直接控制,但荷兰对华贸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巴达维亚在该贸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重要贡献者与有限受益者。但无论如何,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最高领导层的角度来看,虽然巴达维亚自身利益在公司对华贸易新的运营形式中受到损害,但公司的整体利益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证。

吧国公堂华人丧葬管理研究——以《塚地簿》为中心

论文利用吧国公堂《塚地簿》档案,回顾了吧城华人塚地的发展轨迹,分析了吧国华人丧葬管理机制和吧国公堂丧葬管理的特点,以及19世纪中期以后公堂丧葬管理面临的问题、管理职能的丧失。认为19世纪中期以前,面对数量不断增长的华人,统治力量尚薄弱的荷兰殖民政府给予华人社会一定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就体现在公堂对华人婚姻、丧葬、教育、宗教、社会福利等诸多事务的自主管理。公堂的管理为促进华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及维护荷兰殖民统治做出重要贡献。但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华人社会的自治权被削弱,加上华人社会新风气的兴起,公堂的管理举措难以与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相衔接,其管理职能的丧失是历史的必然。

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女性——以《公案簿》为中心的个案考察

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女性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她包括了中国去的新客、与华人通婚的番人、华人与华人通婚后产生的第二代土生华人和华人与番人通婚后产生的第二代土生华人。吧城华人社会中,女性的观念和地位等都与中国国内有很大不同。文章根据对《公案簿》中相关案件的分析,来揭示这一特殊的群体。

巴达维亚的中国洋船及华商:以瓷器贸易为中心

本文关注的重点不是瓷器本身,而是运输瓷器和陶器到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下文简称荷印公司)亚洲总部巴达维亚的中国商船、船员及其乘客。自从克里斯蒂安·约尔赫(Christiaan J rg)关于荷印公司瓷器贸易的开拓研究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迈克尔·哈彻(Michael Hatcher)关于东印度大商船“海尔德马尔森号”(Geldermalsen)的惊人发现公布以来,我们对荷印公司在广州的贸易活动以及把成千上万件瓷器从中国高效运至欧洲的方法已经相当清楚。然而,最近一些船只残骸的发现提醒我们,中国瓷器并不只是通过欧洲东印度商船运到国外。

1619-1928年间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程序初探

根据《公案簿》案例,分别对审前、审理和判决这三个阶段的审判程序进行了梳理。在1619-1928年间,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法律移植的历史现象。具有相当自治权力的公堂,负责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公堂较为完整地将母国的法律移植到所在地,并保持了母国的民事法律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