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发明专利权属结构对专利质量的影响研究——来自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证据

基于2015—2021年40所试点单位的227 851项职务发明专利,利用国际专利分类号(IPC)提供的技术创新信息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专利质量指标,实证分析了职务发明所有权结构与专利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专利保护范围、创新水平、主体特征、时间以及技术领域等因素后,科研单位和企业合作发明的专利比科研单位单独发明的专利质量更高;而企业、个人合作发明的专利相对于科研单位发明的专利质量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专利所有权变更也是衡量专利质量的重要指标,在专利转让时企业和个人会选择更高质量的科研单位发明专利。

科技立法创新视阈下拜杜规则的适用研究

从"Bayh-Dole"法案的立法动因和基本内容的系统回顾出发,探讨其得以有效运行的制度要素,并结合我国现行法制政策的移植效果,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引导,以期对我国公共财政资助科研成果所获之知识产权的归属和管理问题有所裨益。

中国“拜杜规则”能提升专利质量吗?

[目的/意义]我国学界关于法律制度实效的研究相对比较缺乏。中国“拜杜规则”确立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将专利产权赋予了项目承担单位,以提升财政资助完成的专利的利用率。良好的专利质量是提升专利利用率的先决条件。[方法/过程]以专利维持年限作为代理变量,运用虚拟回归的分析方法对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拜杜规则”前后的专利质量进行了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中国“拜杜规则”的确立和实施后专利质量出现下降。通过探究“拜杜规则”下产权激励的内在机理,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科研体制奠定了实证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国法律制度实效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财政资助发明权利配置:国家、单位、个人三元平衡分析

财政资助发明权属不清常被视为影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事业的最后一道障碍,现已成为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回顾我国自建国以来财政资助发明的权利配置要点和改革进程,从权利分配、介入权、收益分配三方面开展了国别比较分析,明确了我国在财政资助发明权属上存在的核心问题。研究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拜杜规则”,实施介入权制度,强化单位法人权利,充分平衡国家-单位-个人三元权利结构,以图从制度层面改善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不利局面。

论我国“拜杜规则”的形成演化及其规范特点

本文以2015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出台为背景,参照美国拜杜法案,对我国"拜杜规则"的形成历史及其发展演化进行了梳理。通过剖析2015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范体系,我们认为,我国的"拜杜规则"隐蔽于该法的条文规范中,在立法设计和规范制定方面因应现实问题而具有适用标准身份性、国家授权性、重视奖励分配、行政任务设定性等中国特色,但尚欠缺配套要素以保障立法目的的实现。

“拜杜规则”的全球困局与中国方案

“拜杜规则”是促进财政资助科技成果转化的代表性制度,其“限制公权介入+规范私权激励”的二元架构被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认可并引进。但是,“拜杜规则”在限制公权时难以保障公益、在激励私权时易致激励异化与发明人参与不足等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实施困局。近年来,我国一方面推动科技成果“三权下放”以优化公权介入机制,另一方面加强产权激励以提高发明人参与度,却仍面临成果效益跨境溢出、成果转化失序、产权激励失灵等改革隐患。鉴于此,应以问题为导向,在现有改革基础上建立健全我国“拜杜规则”的公益保障机制、成果转化规范体系与成果权益分配机制,进而构筑有效回应全球困局且符合国情的“拜杜规则”中国方案。

俄罗斯“组成统一工艺的智力活动成果利用权”制度

通过静态与动态两种方式对俄罗斯"组成统一工艺的智力活动成果利用权"制度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与分析,明确了其名称、概念、特征等相关问题,并界定其为国家财政投入的科学技术成果转移制度,进而在此基础上将其与美国《拜杜法》、我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20条对比分析,确定其对应到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应为某一项具体的措施规定。

中国“拜杜规则”促进高校专利产出了吗?

中国"拜杜规则"将财政资助完成的专利产权赋予了项目承担单位。高校作为"受益"人,在"拜杜规则"实施之后专利产出确实有较大增长。但利用虚拟回归分析的方法发现,全国总体专利产出和中国高校专利产出主要受科研投入因素的影响。排除研发投入因素之后,中国"拜杜规则"的实施并未能够促进高校专利产出。这可能是由于中国高校特殊的专利产出机制和债权制度下自发形成的产权安排等原因造成的。

面向协同创新的我国“拜杜规则”再设计

我国"拜杜规则"旨在解决财政性科技投入所形成的R&D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与管理问题,但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目标上尚未实现其立法预期与制度功效,亟待有针对性地进行再设计。再设计的关键在于解决目标再定位问题,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这个抽象目标赋予时代内涵,定位于协同创新这一可操作、可检验、可执行的具体目标,并在此基础上从主体协同、利益取向协同、资金链协同三个层面构建协同体内主体间的知识产权利益协同机制。

基于ROCCIPI模型的中国“拜杜规则”分析

借鉴美国"拜杜法案"而形成的中国现行"拜杜规则",旨在解决财政性科技投入所形成的R&D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与管理问题。既有研究尚欠缺一套兼具描述、解释、评价和预测作用的整体性分析工具。ROCCIPI模型,是赛德曼教授夫妇立法理论与实践的核心方法。基于该模型分析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与适用"拜杜规则"并进行制度再设计。

“教授特权”政策适用性研究

"教授特权"赋予高校教师在职务科技成果权属上特殊权利,曾被欧洲国家广为采纳,新世纪以来各国受"拜杜规则"影响纷纷对其进行了改革调整。中国已经建立了高校为权利主体的"拜杜规则"框架,权益分配做法却更趋于"教授特权"。为在"拜杜规则"框架下充分发挥"教授特权"的优势特点,有必要在尊重市场规律、防范技术风险的前提下,做好"赋权改革"的制度衔接和权利分配。

制度体系强制下的“拜杜规则”跨区域变迁

中国进行深入的制度改革必须考虑既有制度体系的影响。制度不是孤立的存在,其发生效用和发展变化均是在既有的制度体系下互动完成的。通过对"拜杜规则"的历史沿革和跨区域变迁的考察发现:"拜杜规则"的诞生是制度演化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建构理性可以直接达致的,"拜杜规则"发生效用离不开其他配套制度的契合;制度变迁明显地受到制度体系的强制作用,在不同制度背景下,"拜杜规则"变迁的特点具有明显差异。据此,本文提出制度变迁中的制度体系强制理论,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的内涵,对变革型国家的制度建设具有重大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