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战争中的乡兵与堡寨

在宋夏战争史上,北宋政府为了对付西夏军队的寇掠,除了在西北沿边地区部署大量正规军外,还积极招募弓箭手、蕃兵等乡兵部队配合禁军戍防和作战。自仁宗朝始,北宋政府在西北地区大量修筑堡寨,以构建防御西夏的军事屏障。在此过程中,乡兵和堡寨的紧密结合,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北宋防御西夏的能力,并逐步扭转了长期对西夏战争的不利局面。

北宋时期中国冷兵器发展的特点

北宋时期,中国冷兵器发展到最高峰,且此时火药武器第一次出现,此后冷兵器渐渐走向衰落。对北宋时期及北宋之前冷兵器的研究,将对中国冷兵器的发展有全面的掌握,从而为武术学科的全面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基于物流视角的北宋粮食纲运分析

基于物流系统要素理论,从一般要素、功能要素、支持要素和物质基础要素四个方面分析了北宋粮食纲运系统,从纲制编排与纲运限程、纲运管押与催检、行运秩序与安全保障三个方面描述了北宋粮食纲运的管理过程,纲运过程存在着诸如纲物丢失、损坏、延期运抵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押纲、催检和起卸三个环节上的官吏腐败。

北宋诗文革新中“农商皆利”与“重农抑商”的两种思潮

范仲淹和欧阳修及苏轼等人忧“商旅(商贾)不行”,不仅反映了当时商贾经济发展的社会现实,也说明北宋政治改革和诗文革新者将“忧以天下”上升到新的层次:着眼于士、农、工、商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进行变革。另外,苏辙指责王安石《兼并》有“诗病”乃至“诗祸”,既是文学批评,又大大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围,反映北宋政治改革及文学革新家之间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以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为代表,主张农商皆利;一是以王安石为代表,强调重农抑商。显然,儒商精神与文学的交叉影响,是北宋诗文革新的又一动因。

经贸交流在宋、夏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在北宋的兴起、发展和灭亡过程中 ,宋王朝以外 ,中华大地还先后并存着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等族建立的辽、夏、金和元四个王朝 ,其中 ,西夏对宋的影响不同于其他三个王朝 ,独具特色。西夏在发展强大过程中与宋朝时常因为土地和人口的争夺 ,粮食、茶叶、青盐和马匹等贸易市场的开闭 ,以及对贸易的限制和反限制等问题发生磨擦 ,以至升级到大规模的战争。但是 ,宋、夏经贸互需关系和生活互相依赖关系这个“杠杆”,决定了它们之间的每次战争都不可能长久 ,常常是时战时和 ,讨价还价 ,互相妥协 ,最终订立和议 ,恢复经济贸易往来 ,关系达到正常化 。

北宋胡瑗入朝校律考

胡瑗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教育家,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景祐、皇祐年间,胡瑗两次入朝参与乐律校正,引发朝野议论。研究当年的校律定乐情形,可以发现两次定乐既有钟磬、律管的分别,又有阴阳附会的道德评价,绝非简单的音律校定。从两次校律的效果来看,胡瑗只是创造性运用了"管口校正"与管长调整的校音方式,其音律校正效果并不理想。

陪都文学精神的形成与演变

作为中国文学版图的重要一支,陪都文学随着历史演变和城市轴心的迁移,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精神。本文选取东汉长安、唐代洛阳、北宋洛阳、明代南京等四大陪都文学作重点分析,在梳理其前后承继的文学脉络中,进行各自多重色彩的具体辨析,分别为东汉陪都长安夸饰中的自豪、怀恋与失落,唐代陪都洛阳闲适中的忧惧、苦闷与解脱,北宋陪都洛阳韬晦中的内敛、执著与理趣,明代陪都南京凄艳中的风情、诤骨与感伤。

北宋三次回河东流失败的社会原因探讨

北宋治河用力勤、投入大 ,但三次回河东流工程皆以决而北流宣告回河的失败 ,这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以政治、经济和军事为治河决策的惟一依据而导致治河的决策失误 ,回河前忽略东流堤防和河床的综合整治及不合理的规划设计或根本没有进行规划设计 ,水官因受到歧视地位低下而造成治河不得其人 ,因机构臃肿而造成各管理部门和各堤段之间的互相推诿和牵制、治河埽料和治河人员的混乱调度和不到位的管理、吏治腐败和监管不力 ,治河方略只针对黄河的水而忽视了黄河的高含沙量 ,为保卫京城和国家的运输大动脉而重视黄河南岸大堤和轻视北岸大堤的修筑等 ,这些诸社会因子反映了北宋以人事治河和人事不振的特点 。

直面历史的挑战——论欧阳修的新型人格结构的构成

本文有意突破以往欧阳修研究的框架,从士人主体与文化转型的关系来观照欧阳修的文化意义。欧阳修所处的北宋真宗到神宗时期可以说是宋代文化转型很关键的时期,作为一个处在转折期的重要人物,欧阳修自觉地进行了调整,以促使自身一种新型人格结构的生成。它们在他的各种文化活动中不断发生着作用,并且由于他的社会地位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北宋文化转型和宋代以后士人人格结构的调整都功不可没。

浅析北宋东京城绿化成就与特色

北宋东京城主要在城中四条主干道、市内河道和护城河上进行绿化建设,形成了以城市中轴线御街为中心、4条街道辐射、外围护城河环绕的绿化格局,其景观植物品种配置及色彩搭配独具特色。宋廷的宏观规划、全民参与、选种适当等要素保障了绿化建设成果,对绿化果木园艺的深挖掘和果实的深加工,使城市绿地产生了许多可药、可食、可看、可游的综合价值,凸显了地方特色。

词在北宋传播的历史文化环境

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它在北宋时期的接受与传播,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北宋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为词体文学的传播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士大夫文人们歌舞享乐的风尚又是促进词体文学传播的社会因素;以表演声乐为主的宋代歌妓成为词体传播的直接手段。

北宋明州高丽使行馆

明州 (即宁波 )地处中国大陆东海之滨 ,航道四通八达 ,海外交通便利 ,是开展海外贸易较早的城市之一 ,和世界各国进行通商贸易己有一、二千年的历史 .到了宋代 ,明州和世界各国 (如 :高丽、东南亚、阿拉伯等 )的交往达到繁盛的阶段 .特别是到了北宋时期 ,明州与高丽的交往有了显著的增加 .北宋时 ,由于与高丽的交往日益频繁 ,高丽来明州的人日益增加 ,北宋政府为了接待高丽使者和商人 ,在明州兴建了“高丽使行馆” .为了了解北宋和高丽的交往情况 ,中韩两国历史学界和建筑学界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 ,高丽使行馆作为两国交往的重要场所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本文尝试了解。

浅析北宋对秦陇林业的开发

北宋时期,秦陇一带山多林木,因宋初北方为契丹所有,南方运材不便,所以宋初所需的大部分木材来自秦陇,但这时期对秦陇林木的开发局限在修筑宫殿、官邸、造船等方面。宋辽关系缓和后,宋夏矛盾尖锐,北宋御边政策的重点放在了西北边陲,秦陇地区被推到了战争的最前沿,宋廷在此大修堡寨进行防御,由经济型的利用转成军事掠夺式的砍伐,并使这一带的生态系统惨遭破坏。

北宋佛教政策述评

北宋各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但对佛教态度的总体精神基本上一脉相承开国皇帝宋太祖。具体来说,北宋佛教政策的主旨有如下几个方面:保存佛教;允许佛教适度规模地发展;支持、参与佛教活动;不同程度的限制。北宋佛教政策总体来说是成功的,开明的,当然也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

由“阿云之狱”看北宋士大夫司法

王安石、司马光等士大夫阶层代表人物围绕着"阿云之狱"如何判决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辩。与旧派士大夫不同,新派士大夫注重通过细化规范和完善法制体系,而不是笼统地依照伦理纲常来进行司法裁判。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北宋士大夫集体参与司法是基于救治前代遗留下来的司法权结构不完整的弊端,而其中新派士大夫又进一步追求司法的确定性,使新兴平民阶层的利益诉求在司法中得以表达。这顺应了新一轮社会整合的需求,并确定了宋以降中国法制演进的方向,对当代司法改革不无启示意义。

苏轼与北宋选举

苏轼以科举步入仕途,以议选举见重于神宗皇帝,以知贡举达到仕途高峰,一生与北宋选举结下不解之缘。

北宋初期古文家的韩愈观

韩愈对北宋古文运动以及宋明理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晚唐五代以来却一直很少为人们所关注。最早发现韩愈的价值和意义,并高举韩愈的大旗,排斥佛老,对抗时文,力图振兴儒学、恢复儒家独尊地位的是北宋初期的柳开、穆修等古文家。他们的韩愈观在北宋初期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虽然存在某种程度的偏差,但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女性对北宋新儒学兴盛的贡献

北宋是新儒学开始兴盛的年代,在多种引发这一现象的因素中,女性的作用不容忽视:家庭教育中,出现了诸多擅长启蒙教育的母亲;社会上,由于女性善于从精神上陶冶子女,形成了北宋以名节自励的士大夫群体;文化方面,女性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李谘生平及其对北宋榷茶制度的改革

江西新喻籍人李谘,自幼仁孝,又聪明善辩,洞察世事。在地方为官历练多年,政绩突出。回到中央任职后,以革除滥赏、抑除侥幸为己任。李谘主持实行“见钱法”和“贴射法”,改革北宋的榷茶制度,虽然最终失败,但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仍不愧为宋初一位有所作为的财税改革家。

“天书降神”新议——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

宋真宗"天书降神"一事,不但为当时"不语怪力乱神"的儒者反对,亦为今世秉后见之明,崇尚"理性"、"科学"的学人严厉批判.但元儒修撰<宋史>,于此曾表"同情之理解".本文即以此为起点,以考据为基础,试图揭示"天书降神"背后的文化意蕴和实际效果,并提出与亨廷顿"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不同的观念--"文化竞争"(the cultural strug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