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壤一脉与奖借二氏——陈著诗歌论析

陈著的诗风有击壤一派的特色,沿袭了击壤体在诗体方面的变化,在诗歌语言上表现为散文化、平易化。他的部分诗歌突破了传统美典的法度和格律约束。但其诗歌的变异性远没有达到邵雍诗歌的极限程度,也没有击壤体的率易之习。陈著学击壤诗,其胎息主要是在精神气格上,而不限于形貌之间。陈著以儒家的入世伦理和家族伦理拒斥佛道,以理性主义反对神秘主义,因而他受的佛道影响主要是审美趣味,而不是信仰倾向。他"奖借二氏"不是从哲学体系和思想模式方面着手,而是从僧伽奉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角度着眼。从诗歌题目和内容来看,陈著"奖借二氏"的诗歌可以分为赋题建筑、登览纪游、醵饮醉吟、祝贺寿辰、次韵寄答五类。总体看来,陈著诗歌的内容以抒情言志、自乐其乐为主,而不以理道占优,不以教化垂训、明著善恶为目的,没有将击壤派往语录体方向发展。其诗中的山川风月、花鸟虫鱼,主要作为怡情悦性的对象,而不是格物体道的对象。

卢瓌《杼情集》考论

《杼情集》应是晚唐时人卢瓌所编纂的一部"唐人诗话"。此书在宋末元初已亡佚,今由《太平广记》、《诗话总龟》前集、《诗人玉屑》、《能改斋漫录》辑得材料35条。分析这些材料可知:《杼情集》既有对诗作的辑录与评论,亦有对诗事的记载;其体例目前已无法探寻,只知其由几十条并无联系的短小文字连缀而成。较之《本事诗》,《杼情集》更接近《六一诗话》,是晚唐时期的一部"类诗话"作品。它不仅记录了诗歌、诗事,为后世提供了研究"诗话"渊源不可或缺的材料,还代表了先宋诗话发展的高峰,成为链接先宋诗话与宋代诗话的纽带。

“委悉具书”与“《春秋》遗意”:两《唐书·本纪》记云南事之再比较

《旧唐书》与《新唐书》的“本纪”部分均记载了云南地区史事,且表现出不同的史学特征。内容方面,《旧唐书》的记载丰富、翔实,却有“委悉具书,语多支蔓”的问题;《新唐书》叙事简略,但亦“删削过甚”,有害于史书意涵的准确表达。义例方面,《新唐书》较之《旧唐书》更能体现出“《春秋》遗意”,但并未完全落实于史书内容。总体来说,两《唐书·本纪》记云南事,保存了云南地区相关史料,反映出唐廷与西南割据势力的客观历史关系及深沉的时代气息。

顾况《宋州刺史厅壁记》考索

宋州为唐代丝绸之路重镇。顾况贞元五年(789)东贬饶州、途经宋州所作《宋州刺史厅壁记》是唐代厅壁记名篇。既往研究多从文学角度加以介绍,对其蕴涵的文献价值较少涉及。以新出土汤贲家族人物三方墓志材料为切入点,梳理相关传世文献,考述壁记所谓“房梁公”为初唐名相房玄龄,“相国彭城刘公”为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范阳君”为宋州刺史汤贲;汴州归隶宣武军及宣武军移治汴州的时间,并非《新唐书·方镇表》所记载的兴元元年(784),而当在贞元元年(785);顾况与刘玄佐所统宣武军也有交往。同时,订正《唐刺史考全编》疏误三则。

清初福建文人与琉·日文人的交流——以王登瀛为中心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有一册清代康熙年间福建诗人王登瀛的诗集《柔远驿草》。王登瀛本人不见国内的史料记载,却多次出现在日本的馆藏汉文典籍中。《柔远驿草》是其中一种,另外还有和刻本的《晚香园梅诗》(闽人林潭著),萨摩诗人相良玉山的《梅花百咏》,琉球诗人蔡文溥的《四本堂诗集》都附有王登瀛的序文或跋文。那么王登瀛如何跨跃重洋与日本、琉球的文人产生联系呢?《柔远驿草》《晚香园梅诗》《梅花百咏》《四本堂诗文集》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本文以新发现的史料考察这段古代东亚民间文学交流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