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视野中汉语二语习得的语法特征——以Bernhard Karlgren《汉语的本质与历史》为中心

高本汉作为西方的一位知名汉学家,对汉语的类型特征颇多关注,其著作《汉语的本质与历史》的内容分别涉及汉语的文字、音韵、语法与语义等四个方面,其中,语法部分所占内容最多.可以说,该书是高本汉写给欧洲的大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入门级教科书,能够站在欧洲人如何有效习得汉语的视角,说明汉语与欧洲的诸多有屈折形态的语言相比具有哪些类型学意义上的特征,本文拟对此做出评述,基于国际汉语教学的背景,汉语的类型特征研究尤其是来自西方汉学领域的研究应该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巢穴污染者”的自我救赎——论伯恩哈德与耶利内克作品中的语言暴力书写

托马斯·伯恩哈德与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在奥地利当代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因犀利的语言风格及对祖国奥地利的嘲讽,被冠以“巢穴污染者”的称号。文章以伯恩哈德与耶利内克作品中的语言暴力书写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表现形态、形成原因及背后的文化反思,发现这种语言作风格指向的是一种对自我精神的救赎。以语言暴力为视角,有利于加深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更具有重要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高本汉“二手材料”构拟《广韵》之检讨

瑞典学者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使用"第二手资料"构拟《广韵》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例如:宽式音标与严式音标记音不协调;传统音韵文献使用上的"粗疏"影响到了结论的精确性;"抽样选字"方法获得虚假音类;用"阿尔泰语系"语音材料违背语言亲属关系比较的原则等。这种状况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毕竟当时条件下以"第二手资料"为始,逐步向"第一手资料"全面过渡,需要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结合新的研究成果与条件,我们应当扩大高本汉构拟《广韵》所用"第二手资料"的应用范围,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高本汉学说的理论与方法,努力取得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新突破。

高本汉所记兰州声韵系统检讨

本文归纳了90年前高本汉所记兰州方言例字读音的声韵系统,指出了与今兰州方音的共同特征和明显差异,分析了造成这些差异的主客观原因。

《朗读者》对战后德国反思文学的传承与发展

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传承了战后德国反思文学揭露战争残酷、揭露纳粹法西斯罪行、反思纳粹德国历史和个体罪责的总体特征,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多重反思融于爱情故事,可读性强,对于二战时期像汉娜一样的德国普通人既谴责又同情。

趋向差异多元的文学流变——战后德国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一种考察

战后德国是冷战中东西方阵营及之后世界格局的一个缩影,其从分裂到统一后的文学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民主德国作家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文学表现、其作品与社会的互动,联邦德国战后反思文学的发展变化,均为我们探讨时代与文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从两德最著名的前辈作家伯尔、格拉斯、克·沃尔夫、海纳·米勒到1968年代作家彼得·施耐德、乌佛·梯姆、施林克等,从他们获得高度评价、影响广泛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察见一种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风格演变的文学发展路径。

高本汉早期学术行历与《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撰作

该文对《中国音韵学研究》的作者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早期学术行历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考察,指出他得以写出这部汉学经典之作与其早期学术行历,特别是当时西方历史语言学和汉学研究的进展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而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成果及其在华的方言调查,则为该书的撰写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的“平庸之恶”

在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之恶"思想框架下解析小说《朗读者》中错综复杂人物的人性,重点分析小说女主人公汉娜作为一名从未接受过人性教育的普通人,在法律和道德面前,其人性是如何被展现和被定义的。人们总是对于"极端之恶"充满警惕却很少意识到正是那些不易觉察的"平庸之恶"逐渐浸润到社会生活体系的各个角落。人性教育的落脚点应是良心,要把所学到的知识转化成智慧,审视自我、理解他人,并善用智慧超越人性弱点。本研究期望通过反思"平庸之人"的"人性"来唤起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营建"完整"精神这项富于"意义"的工作。

论北欧汉学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半个世纪以来,北欧汉学在研究内容、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已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北欧汉学研究表现出从古典到现代、从单一到多元转向的特点。这种转向既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是汉学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体现。汉学备受关注,与中国世界地位的日益提升紧密相连,北欧汉学的发展趋向正是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朗读者》——德国反思文学的承前启后之作

分析了小说《朗读者》对揭露二战时期法西斯罪行,以及对历史和罪责反思的价值意义,认为其传承了德国反思文学的总体特点,小说对女主人公汉娜的形象塑造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德国反思文学的禁忌,是德国反思文学的一部承前启后之作。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研究综述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出版以来,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批判者有之,赞誉者有之。前贤时俊多撰文阐释己见。在前贤时俊研究的基础上,从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声母问题和韵母问题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述评。

“疯狂”的意义——感受贝恩哈德戏剧

戏剧是托马斯·贝恩哈德获得更大社会成就的途径。他的戏剧有“疯狂”的特征和“残缺”的特点。构成了上个世纪70年代德国戏剧的新的审美机制,表达了时代社会的思想苦闷和精神荒凉。

《中国音韵学研究》讹夺举例

《中国音韵学研究》是研究汉语言文字学的重要经典著作之一,它的出版标志着现代音韵学的诞生。但"古音字类表"存在的一些讹夺等现象尚未引起前修时贤的关注。现参照《康熙字典》、《广韵》等辞书,分类列举"古音字类表"的疏漏现象,并以声母表和韵母表中韵字对应的情况稍加说明。

理雅各与高本汉的《尚书》注释比较研究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典籍,著名的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都曾对其进行过翻译和注释。他们的注释有着各自的学术特色,在注释目的、理念、内容、方法等方面既存在一些相同之处,又有诸多不同;其不同原因主要包括各自所处的社会语境、个人经历、对典籍的认识以及参考资料的选择等。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来看,理注与高注所引用的互文本的社会内容有所不同,二者对互文本的引用、吸收等也有诸多的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其不同也反映了西方汉学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经过了一个从"注释性"到"解释性"的演变过程。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体认西人对《尚书》等中国典籍的认知路径和规律,也可以为汉学、翻译学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高本汉论汉语汉字特征的启发

高本汉提出,汉语的"单音节、孤立"是从早期具有复杂的形式变化演变过来的,比英语更先进。汉语的特征是词义繁复、句法灵活、缺乏形态,单音词可用作名词、动词、形容词,修辞上多省略和隐喻。他把"六书"归纳为单体象形、复体会意、借音和半表声半表意,如果理解造字法,认得少数象形字,学会一两千字并不难。汉语和汉字"辗转循环",互动发展。由单音词到复合字,为别同音加偏旁,无语缀则造语助词。文言书面语超越方言并可与古人交谈,使人热爱古代文化。对新文化提倡白话文他热情肯定,但指出汉字拼音化办不到,因为汉语和汉字"非常适合",废弃汉字,文言就难以保存。由于熟知印欧语和汉语,又无偏见和成见,所以能把"他者"看得透彻。

权力意志和权力关系的呈现——评伯恩哈德的《鲍里斯的节日》

伯恩哈德的剧作《鲍里斯的节日》对属于上流社会、拥有巨额财富且时常行善的女主人公的以统治欲和占有欲为体现的权力意志进行了重点刻画,并且突出描写了其在与女仆和丈夫的权力关系中对后二者的指挥、控制、侮辱和折磨,从而使二战之后在奥地利社会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并以慈善面目示人的富裕阶层的丑陋本质得以显现。而作者之所以在剧中对人的权力意志和权力关系有上述呈现,一方面是因为其思想受到了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其家庭出身、生活经历及其文学(戏剧)追求和创作方法密切相关。

极端化的自我反思——论小说《寒冻》中的批判内涵

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在小说《寒冻》中塑造了一个极具批判意识的画家形象,并通过画家的独白对自我存在的危机和人类发展中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反思。通过分析发现,作家批判意识的根源与其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存在非常紧密的关系,小说的极端艺术风格是对自我困境和人类困境反思的外在表现形式。

《毁灭》:托马斯·贝恩哈德的自我救赎

奥地利作家托马斯·贝恩哈德在长篇小说《毁灭》中对奥地利的近代史和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抽象化和变形,对自我和祖国进行了深度自我剖析和批判,其目的是为了从精神层面实现自我救赎。从"灵性之人"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矛盾、自我认知的矛盾以及内在情感的矛盾三方面分析《毁灭》与以往作品的细微差异,勾勒出贝恩哈德的自我救赎之路。

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天鹅之歌”

格奥尔格的“天鹅之歌”是指《你纤柔纯洁像一束火焰》。这首赞歌先被格奥尔格在1919年底刊登于《艺术之页》终刊的最后一页,后被他在1928年底编为全集的最后一首以彰显其志: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崩溃之时以及希特勒上台的前夜,格奥尔格深感绝望,他在这首赞歌里歌颂诗与美,创造了一个完美的新世界去对抗和批判黑暗的现实。

高本汉与杨树达的学术因缘

高本汉是在汉语史、古音学、青铜器、古文字、先秦典籍、辞书编纂等领域成就卓著的汉学大师。杨树达是以旧学为根柢,同时熟谙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与理念的国学大师。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高本汉、杨树达两位在先秦典籍考订、汉语词源、殷周青铜器与古文字等领域有颇多相通的旨趣和成果,从相关的书信集、日记、传记、论著等学术史资料中,可以勾勒出两位“汉学”大师的文字交往与学术因缘,亦可将其视作民国时期中西学术交融汇通的佳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