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空间与文化图式——基于湘西边城的民族志研究

道路是一个充满流动性的空间,现代道路的修筑使其沿线出现了许多与地方文化传统迥然相异的“非地方”。马克·欧杰的“非地方”理论概念和国内路学研究对流动性议题有着充分观照,但疏于分析道路所潜藏的文化图式及其转换逻辑。以湘西边城作为田野点,从道路的实体和虚体两个层面讨论传统与现代的遭遇、碰撞和调适,并借由当地人的地势观念剖析道路连带的“玉带环腰”“镰刀煞”和“阴阳之隔”等文化图式的转换过程。研究表明,现代道路造就了格式化、标准化和高流动性的“非地方”,但地方意义和感知结构并不易被取代,相反,地方社会也会从其传统中调用资源赋予道路新的文化意涵。

《边城》语言艺术特色管窥

《边城》语言艺术神韵的形成得益于作者对中国古典文学及其所深蕴的美学精华的萃取和吸收。将《边城》和古代山水小品文进行比较,可管窥《边城》的语言艺术特色:在描写中流露唐宋气质,在叙述时突显魏晋风骨,在行文中体现出独特的审美追求。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边城》两英译本解读

基于翻译目的论,对比分析《边城》两英译本,以期找出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被外译的原因以及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分析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方法,译者与原作者、译者与译语接受者、译者与发起人之间关系等影响翻译的因素,得出戴乃迭译本倾向于异化,金堤和白英译本倾向于归化。两译本都尽力本着忠实于原文和忠实于读者的态度,遵从了忠实原则,同时他们竭力实现了各自的翻译目的。

自然自在的生存与成长——《边城》中翠翠情爱历程探析

翠翠的情爱是《边城》中最迷人的乐章。在生命的早期,翠翠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自在地成长着;在爱情来临时,她自然本真得如山野间的小花;而当爱情遇挫时,她是茫然无措地等待和无可奈何地守望。探析翠翠的成长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边城少女的成长完全是生命自然自在的成长。

《边城》的民族伦理与性别叙事

《边城》在重塑中国形象时其叙事基点是张扬民族伦理;民族伦理表速框定着文本的性别叙事:失衡的自然性别设置、抽空与变形的社会性别意涵、诗性叙述背后的传统性别文化逻辑、女主人公的"失语"与"假借"、一潜一显两代女性的爱情悲剧与民族历史文化命运表里互村的结构等,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社会性别形象;在女性及"边城"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寄予了作者关于民族和自我的想象,隐含着"内部东方主义"的文化逻辑。

明晰化视阈下《边城》四译本政治军事词汇翻译研究

本文基于《边城》四英译本平行语料库,以政治军事词汇翻译为研究对象,考察译本信息传递的明晰化差异。研究发现:历时看,《边城》四英译本政治军事词汇翻译的明晰化程度逐渐升高。受社会因素、文化身份因素和翻译思想因素等影响,四译本政治军事词汇的明晰化有较大差异。项美丽与邵洵美译本以归化与省译为主,体现出项美丽“异乡客”的身份;金隄与白英译本偏重直译,追求译文等效;戴乃迭与杨宪益译本采取相对保守的翻译方法;金介甫译本体现出尊重事实、注重细节的学者型翻译特点。本文尝试探索了翻译文本明晰率的计算方法与影响因素,对于中国文化外译研究有一定启发。

《边城》金介甫译本阐释翻译观

《边城》是湘籍作家沈从文先生享誉国内外的一部经典小说。2005年,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将《边城》重新进行了英译工作。为了给《边城》英文译作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从阐释翻译观角度对金介甫的《边城》英译本进行了初步分析与研究,并找出其中的优缺点,这也是对沈从文研究的有益补充。

翻译伦理视角下《边城》英译研究

从翻译伦理的视角,主要以彻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来对比研究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的两英译本——1947年金隄和白英的英译本,1981年戴乃迭的英译本。以期找出《边城》两译本所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的背后因素,探讨中国文学外译中译者翻译伦理观的主体体现。分析结果表明,当个人伦理与职业伦理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伦理往往基于各种不同的因素而做出不同程度的屈服让步。

从“意义未定性”看《边城》的三个英译本

接受美学是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和新兴方法论,它标志着文学批评理论的重心由关注作品、作者转向关注读者——文本关系。"意义未定性"是接受美学的核心概念,它是连接作者的创造意识和读者接受意识的桥梁。从"意义未定性"出发,对《边城》的三个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重新审视现有的译本,则不难理解这些不同译本产生的原因。

基于拉斯维尔传播模式的《边城》译介研究

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四个英译本的出版时间跨越了73年,它们见证了中国近现代文学英译的历史。借鉴拉斯维尔的传播学模式,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五个维度分析了《边城》英译本的得失,为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提供借鉴与参考。

“鲁镇”与“边城”:现代乡土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取向

鲁迅笔下的"鲁镇"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足以构成现代乡土小说中最具代表性、最突出的典型环境,传达出对乡土不同的文化价值判断,隐含着作者对乡土在情感取向上的矛盾。"鲁镇"可视作乡土中国的缩影,鲁迅以"鲁镇"为喻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的剖析;"边城"不仅是一个地域、空间概念,它是优美的"人生形式"的形象描绘,也是对乡土中国诗意的想象。"鲁镇"与"边城"代表了现代乡土小说"现实"与"梦境"的不同审美追求。

揭示国民性美丑的镜子——《阿Q正传》、《边城》国民性比较

作为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巨擎,鲁迅、沈从文创作关注的落脚点是不同侧面国民性的解剖和"重造民族经典"的殊途同归的理想。从各自的代表作《阿Q正传》、《边城》中所展示的人性丑与美、丑的群舞图与自然和谐之美、民风习俗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鲁迅重在"揭丑",将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国民性批判"推到极致,塑造了阿Q这个以精神胜利和奴隶意识为标志的经典形象;而沈从文着意对生命神性的颂唱,重在"显美",注重发掘、凸现边域山民的传统美德和自然人性,爱与美是其颂扬的永恒的生命主题。

非形式化美学价值在《边城》三译本中的对比

在《边城》中,沈从文用抒情诗似的笔调创作了一个发生在其家乡的唯美爱情故事,作品因而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美学元素和审美价值。鉴于此,拟研究的内容从翻译美学理论视角对《边城》三个英译本所实现的审美价值做初步探讨。研究依托《边城》原文美学素材及描写特色,以翻译美学理论深入探讨客体的非形式层面之美,比较了《边城》三个英译本的翻译审美价值实现的形式。

从“化境”论对比探究《边城》的三个英译本

《边城》是沈从文牧歌式小说的代表,自1934年出版以来,先后被译为多种语言,迄今已有四个英译本。国内外学者对《边城》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其译本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而从中国翻译理论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则更少。文章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论视角入手,对照原作,对比分析了《边城》的金隄译本、戴乃迭译本以及金介甫译本在语言、文学、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处理。研究结果表明:戴乃迭译本保持原作的精神姿致,入于"化"之境界。

翠翠的孤独 沈从文的痛

沈从文的作品,读者从中透视出的不单是人性美,人情美的书写,还有他心灵深处内隐的孤独和苦痛。本文试图以《边城》主人公翠翠生命自在自为状态在现实生存环境中的种种遭际及其透彻心骨的孤独,来探视作者孤独的人生及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忧思。

湘西州边城特色小镇建设与民族传统体育融合研究

运用实地考察法、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边城特色小镇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地域文化特征、文化价值以及边城特色小镇建设与民族传统体育融合的必要性等进行了概括和总结,特别是对边城特色小镇建设与民族传统体育融合进行了SWOT分析,认为当地政府应该抓住国家好政策的红利,有效地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边城特色小镇建设融合的工作,进而破解"三农"难题。

溱潼凹陷边城—叶甸地区构造解释及储层预测

通过使用Landmark软件包的合成地震记录、相干技术对溱潼凹陷边城—叶甸地区地震资料进行精细构造解释 ,应用 Gridstatpro油藏描述技术对储层进行预测。分析了该区虽多口钻井油气显示活跃 ,但并未发现工业油流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落实了局部构造 ,优选出可供上钻的有利圈闭 3个。

“边城”生命范式对于民族精神重塑的功能及局限性

"边城"生命范式以其生命主义哲学完成了对民族精神的现代性审视。它以自然的人性观为改造现代人性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以审美的途径实现了对现实人生境界的提纯,以文化的视阈为民族文化启蒙提供了形式上的可能性,由此指向了民族现代性的建设问题。然而,"边城"生命范式是一种主观的生命范式,作家对于生命活动的抽象与嫁接,使得人本主义精神没有真正贯穿到现代实践领域,也没有真正解决传统与现代对接这一重大课题。"边城"生命范式是一项尚未完成的生命工程。

美的聚合,爱的载体——浅淡《边城》中翠翠的形象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温馨的理想世界,塑造了一个个勤劳、善良、淳朴、淡泊、乐于助人、平等友善的人物形像。尤其是小说主人公翠翠的形象,倾注了作者满腔的心血与热忱,闪耀着熠熠夺目的人性光辉。

试论《边城》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兼议《边城》两英译本

该文以典型译例为依据,比较戴乃迭、金介甫对《边城》原文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处理,从而得出译者不同风格主要受制于三方面因素,即译者的源语文化意识、特殊文化身份及对读者阅读期待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