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丝绸之路上的变文、讲经文音乐(上)

变文音乐和讲经文音乐是丝绸之路音乐的重要品种。变文是小品式说唱文,起源于对因缘故事的讲唱,中古时期配合画卷和连续构图式壁画,既讲唱佛经,也讲唱世俗故事;讲经文是连环式说唱文,以整本佛经为讲唱内容,中古时期配合向心式洞窟壁画等大型经变。二者来源于西域的呗、赞之二分,到晋代演为经师、唱导之二分,到唐代进而成为俗讲的两种主要方式:构成共生(而非互生)关系。其音乐以来自六朝的呗赞音乐为基础,所以使用了一套音曲符号:其中“平”“侧”“断”是三种呗赞曲调,联系于三种定弦方式或三种调式;“经”“偈”“诗”“韵”是四种吟诗曲调,分别接受了吟经之法、吟诗之法、琴曲揉弦之法的影响;“古吟上下”等则代表六朝的吟诵古调。变文音乐和讲经文音乐皆沿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到唐代,积极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曲子音乐。不过,其音乐成分仍有区别:讲经文说唱的特点是增用新的呗赞曲调声法,变文说唱则在保留六朝吟诵调的基础上,按“乐官”方式“调置曲词”。变文的充分世俗化,使它在文本体制、说唱程序等方面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民间说唱。

敦煌藏文写卷《开示轮回》解读

敦煌藏文文献P.T.24.4、P.T.24V.1、P.T.32BV.2、P.T.459、P.T.580V、P.T.757V、P.T.977.4、IOL Tib J 335.I等八个抄卷实为同一部文献。这些编号在相关目录著作和影印本中的命名多有出入,个别亦未命名。本文根据文献题名统一将其定名为《开示轮回》,并以P.T.24.4+P.T.24V.1为底本进行录文、翻译、解读,并指出此文为受藏译《法句经》、《入菩萨行论》等佛经文献及汉文佛经变文影响而创作的一部唐代吐蕃时期的佛经变文.

论丝绸之路上的变文、讲经文音乐(下)

变文音乐和讲经文音乐是丝绸之路音乐的重要品种。变文是小品式说唱文,起源于对因缘故事的讲唱,中古时期配合画卷和连续构图式壁画,既讲唱佛经,也讲唱世俗故事;讲经文是连环式说唱文,以整本佛经为讲唱内容,中古时期配合向心式洞窟壁画等大型经变。二者来源于西域的呗、赞之二分,到晋代演为经师、唱导之二分,到唐代进而成为俗讲的两种主要方式:构成共生(而非互生)关系。其音乐以来自六朝的呗赞音乐为基础,所以使用了一套音曲符号:其中“平”“侧”“断”是三种呗赞曲调,联系于三种定弦方式或三种调式;“经”“偈”“诗”“韵”是四种吟诗曲调,分别接受了吟经之法、吟诗之法、琴曲揉弦之法的影响;“古吟上下”等则代表六朝的吟诵古调。变文音乐和讲经文音乐皆沿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到唐代,积极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曲子音乐。其音乐成分有区别:讲经文说唱的特点是增用新的呗赞曲调声法,变文说唱则在保留六朝吟诵调的基础上,按“乐官”方式“调置曲词”。变文的充分世俗化,使它在文本体制、说唱程序等方面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民间说唱。

变文生成年代辨证

过去有学者依据文献中较早出现的“变文(变)”,认为变文形成于唐高宗时期乃至于唐前,细分则大致有“东晋说”“梁代说”“唐高宗说”等。实际上,相关讨论所引文献中的“变文(变)”并非文体概念。变文的出现和定型固然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但目前所见唐玄宗朝之前文献中出现的“变文”皆与敦煌藏经洞中所出的变文无关。结合相关文献中的记载可以推定,作为转变伎艺书面化产物的变文形成于八九世纪之交。

唐代艺术、文学和讲唱表演的宝贵证据——再谈发现于莫高窟藏经洞的《降魔变文画卷》

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降魔变文画卷》(P.4524)是研究唐代文化中结合了绘画、文学和讲唱表演的“综合性艺术”的一份宝贵材料。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讨论,分别为卷子的形态和内容、卷正面所载画像、卷背面抄写的文字,以及可能的演出方法。并考虑此卷流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形态及使用上的变化。

从敦煌卷子《伍子胥变文》看唐代民间“忠”伦理

敦煌卷子《伍子胥变文》是根据伍子胥故事改编的一篇民间文学作品,在唐代传唱度极高,反映出唐代民众的某些伦理价值观念。通过研究《伍子胥变文》,我们可以了解唐代对于“忠”真正的伦理价值取向,并发现唐代民间所倡导的“忠”的独特之处,有助于推进敦煌学和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

从中古写本文献的生成方式看敦煌变文古已结集的可能性

以敦煌文献为代表的中古写本文献是一座研究宝库,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很多“遗案”或可藉助其得以解决。变文即是中国文学史上尚未研究完全的一种文体形式,其定义、特点和范围尚有争议,敦煌文献中哪些是变文,现在仍不能完全确定。通过对现阶段被认为是敦煌变文者的藏地、编号以及对敦煌变文所在写本遗留信息的分析,可以发现变文有被归类成集的情况,这主要表现在有些卷号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文文献,或为全本,或为残文,或有篇题名;在敦煌文献各收藏地中,有紧邻或邻近卷号均为变文的情况。这说明变文写本抄写者和整理者存在着有意无意地以“因类相从”思想将敦煌变文结集的行为,这一行为的出发点是为了更方便抄写者和整理者阅读与学习。“变文集”的确认又可以重新审视学者对变文定义、特征、意义的论证是否合理。

“变文”概念的再辨析

变文是一种俗文学,但它更重要的特质在于其宗教性,是佛教俗讲的产物。俗讲是对僧讲的模仿,起初,俗讲题材和僧讲一样,主要是义理类的经典如《金刚经》《妙法莲华经》等,由于其讲唱结合,通俗易懂的特点,很受普通信众欢迎,后来扩展到因缘类经典,其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深为一般信众所喜欢。在因缘类俗讲的基础上,后来又出现了讲唱结合的形式和曲折生动、变幻离奇故事情节相结合的变文。“变文”之“变”,如同儒家《诗经》中的诗有正、变之分一样,是与俗讲中的讲经文、因缘相对而言的,讲经文、缘起为“正”,而变文为“变”,它体现着变文内容离奇、夸张和变幻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人士也模仿变文的形式创作了一些以历史和民间故事为题材的俗变文,为民众所喜闻乐见。

敦煌变文校读札记

敦煌变文写本字多俗别,文多疏误,校勘殊非易事。本文在既有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一篇旧有变文和两篇新见变文,就其中部分疑难字句的校释提出新的意见。

敦煌变文的名称及其文体来源的再认识

敦煌变文在严格意义上并非是一种单纯的"文学体裁"概念,其思想内容和文体特征并不统一,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文中具体分析了前人对于变文名称的争议,强调用"变文"这一历史概念来统称敦煌写卷中的这类通俗文学作品是可取的,也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对变文文体的来源进行了深入辨析,认为变文是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产物。

千古一现的痴情汉单于——论《王昭君变文》中的单于形象

描写王昭君的故事非常之多,但其主题多为怜其远嫁,哀其不幸,也有一些是褒其伟功的,但都忽视了少数民族首领单于。《王昭君变文》却一变传统,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典型的痴情汉形象,这在整个昭君故事的发展中可谓仅此一例,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究。

敦煌本《张淮深变文》当为《张议潮变文》考

敦煌伯3451号写卷,首尾皆残,题目散佚,体制上属于变文,故孙楷第拟名《张淮深变文》,而学界多从之。文章根据变文对朝廷使者第一次到沙州的情景叙述及尚书打回鹘的时间,考证本卷中的"尚书"应为张议潮而不是张淮深;本篇应当拟题为《张议潮变文》。

敦煌变文中称谓词“阿婆”综论

构词奠基于词根,词义因构词而丰富,更因语境等因素的变化,随语用而扩大、缩小乃至转移。称谓词交际性强,与语境的关系密切,随着时代、地域、文化、阶层的不同,使用上有构词、语义及语用等等的变化和兴替,这些情况在社会文化快速发展的唐代渐趋明显。敦煌变文中“阿婆”一词分别出现在九篇变文中,总计有28处之多,除了构词与词义的研究意义外,更可作为唐代称谓词在语用表现上的考察。根据唐代寺院宣讲的实况,衡之讲唱者与听众的互动关系,参酌《北里志》、《因话录》等记载,押座文、解座文中的“阿婆”似可解读为当时妓女对假母、老鸨的称谓。

《伍子胥变文》与唐代的血亲复仇

《伍子胥变文》在情节上对唐前史籍特别是《吴越春秋》多有因袭,但在复仇行为等细节上,它又大胆虚构,突破了伍子胥故事在以往流传中所形成的注重史实的模式。这些变化是与唐代血亲复仇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在唐代政府对私自复仇的严厉打击以及社会主流观念倡导理性复仇的压抑下,民间浓厚的复仇意识在文学上的反映,其文学史意义值得注意。

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

大中十年(856)唐朝遣使册立西迁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可汗一事是晚唐西北史的重要篇章,本文结合传世的诏令、史籍、敦煌发现的《张议潮变文》和西安新出《李浔墓志》,对于这次事件的全貌,特别是使团被"背乱回鹘"劫夺国信的详细情形做了深入研究。

从双音新词的存亡看敦煌变文在汉语史上的地位

本文从敦煌变文的双音新词入手 ,考察了它们在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存亡情况 。

敦煌李陵变文的考原

为了深入解读敦煌李陵变文,了解它的渊源情况,通过运用比较、例证等多种方法,将一些历时和共时性史料进行了有机的组合。认为李陵故事的渊源流变,与《史记》、《汉书》、唐代诗文的咏唱及其唐代安史之乱后的社会风气,都有着天然的联系。

探寻俗赋的流变遗踪——简论敦煌俗赋与后世文学

两汉以来的俗赋到唐五代时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故事性强、语言浅显、亦庄亦谐、娱乐性的作品。这种俗赋虽因其封闭于敦煌藏经洞而不为人知,但作为一种传统文体却并未停滞不前,它仍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新的传承和应用。通过考察唐五代之后的俗赋对变文说唱、话本小说、杂剧戏曲、通俗类书等方面的流变影响,以此可探寻和揭示俗赋与后世文学的关系。

敦煌变文双音新词全面透视

本文首先对所提取的变文双音词进行了历史分类，然 后从形式和语义、共时和历时等多个侧面对双音新词的组合和聚合特点进行考察和深入 探讨，试图展示变文双音新词的突出特色和运动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