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国时期四川诗坛“为东坡寿”的历史流变、特征与意义

“为东坡寿”是清代民国时期重要的诗人雅集活动与文学现象,清代民国时期四川诗坛“为东坡寿”现象不是以翁方纲为中心的北京“为东坡寿”的地方扩展,是四川诗人自觉的诗歌行为。四川诗坛独辟“诗集代像”“拜东坡像”的寿苏形式,诗词创作注重苏东坡与蜀地之间的联系等。清代四川诗人构建了除文化与精神偶像之外的苏东坡“乡邦典型”形象,民国时期四川诗人则把苏东坡作为泅渡黑暗现实处境的精神符号。对清代民国时期四川诗坛“为东坡寿”的研究扩大了苏东坡研究范围,显示了其历史价值与诗学意义。

《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孟森传》撰人问题及史料价值

《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所列《孟森传》,长期被误认为张惟骧之作。梳理该书撰人及成书过程,并证以《蒋维乔日记》,可知此传实出蒋维乔的增补。蒋氏为孟森常州同乡、江阴南菁书院(高等学堂)同窗及上海商务印书馆同事,相识甚早,交游直至孟氏暮岁,因而能习知孟氏生平学行,并为之作传。此传并无行述、事略、碑传等完整的孟氏生平材料作为底稿,然而抽绎其文,并推定其所述事实之所本,可知皆来自蒋氏所见、所闻及所亲历之事,大多有直接、可靠的来源。蒋氏《孟森传》,实为有关孟森生平最早、最完整的原始史料。唯其并无孟氏行述一类文字作为底稿,方得免溢美之词,而多纪实之语,其史料价值,应予表彰。

道光时期皇太后万寿庆典承应演戏考略——以清宫南府、升平署档案为中心

道光时期是宫廷戏曲变革的重要阶段。清仁宗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自宣宗即位后便被尊为恭慈皇太后,由于她酷嗜观剧,对当时内廷戏曲承应的影响很大。今存清宫南府、升平署档案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恭慈太后在内廷看戏的记载,通过对比升平署成立前后皇太后万寿庆典承应演戏的情况不难发现,崇俭趋俗是道光时期宫廷戏曲嬗变的主要特点。

唐至明清时期《霍小玉传》的经典化历程

《霍小玉传》是唐传奇中的优秀代表作,一直以来都广受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而目前的研究重点多在其文本结构和人物形象等方面,对于其在不同时期的流传与接受情况以及文献著录情况等却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其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方面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欲全面充分地认识《霍小玉传》的文学价值,需要从文献稽索和文本解读的方法梳理出《霍小玉传》从唐代诞生之初到明清时期的经典化历程,从而还原《霍小玉传》在古代不同时期的流传和接受特色。

文献、读书人与宗族:明清徽州婚姻缔结礼仪的建构与实践

明代以降,国家礼仪下移,但如何使其与民众日常生活有所契合,并内发地开展礼仪建构与实践,能够在形成稳定体系后被地方民众持续执行与坚守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探讨文献、读书人以及宗族等在徽州地区婚姻缔结礼仪建构与实践过程中的表现与作用,更好地理解“礼制下行”至地方之后,民间为实现与国家礼制的“恰当对接”而进行的自我调节以及国家礼仪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抵牾、调适与融合的动态过程。

流动的文化:明清桐城私修乡贤传记考论

基于乡贤传记概念将前人鲜少涉及的传记史料与地方文化地理著作有机结合,从文献分布、编撰时间轴和文献类型三个方面对明清时期桐城乡贤传记的的基本情况作出概述:认为桐城乡贤传记的书写区域相对集中,有以宗族为中心的分布特点;编撰时间长且主要集中于三个高峰时期;文献类型分为单独的人物传记和传记附传主著作的合集等两种。作为地方史书写的重要文献,桐城乡贤传记的编撰具有重视考据、以人存史的收录原则、秉公论和崇理学的编撰理念、重视家族文化的书写倾向以及广见闻与通俗性的编撰策略。而桐城士人赓续传承地书写乡贤则是为了保存乡邦文献,构建地域文化,以及广施教化,让桐城才力不限于一代,风气不囿于方隅。

清宫廷与凤阳花鼓

清宫廷与凤阳花鼓的关联,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凤阳“十年九荒”,凤阳民众打花鼓外出乞讨,引起当地官员及朝中官员们的反对,他们纷纷上奏皇上,要求立即立法劝诫,取缔凤阳花鼓。而几位皇帝对凤阳花鼓的存在较为宽容,甚至默许其存在,这为凤阳花鼓在全国的流行提供了条件;二是清宫廷内收藏的五幅表现凤阳人打花鼓卖艺的《花鼓图》,其中有四幅是清宫廷画师所绘,表现出清代皇帝对《花鼓图》的喜好;三是自乾隆年间起,至光绪末年,宫廷内一直保留着一出“昆腔杂戏”——《花鼓》,戏中的[凤阳歌][鲜花调],优美动听,最后演变成闻名中外的中国民歌。乾隆帝“八旬”“万寿庆典”时,就利用戏中的曲牌,改编成歌舞表演。

“名士牙行”与清初“赠送之文”的繁荣——以袁骏、孙默征集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明末清初以还,伴随着文人交往方式的变化,各类"赠送之文"泛滥不休,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史景观。除了文体自身衍变、文化境遇之迁改等因素外,文学生态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促发原因。袁骏、孙默以表彰母节和归隐黄山为题目,以数十年之坚持,征集相关诗文作品达万首之多,不仅成就了两种大型主题式创作,还足以引发征集过程及其相关利益诉求的思考,即作为一类特殊存在的"名士牙行"的交往特征、生存方式和人格风貌,以及他们为种种文学乃至文化活动牵线搭桥行为之于文学创作风貌、走向的影响。这些活跃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近似专职文化经济人的"名士牙行"的存在,为了解大量出自名人之手的"赠送之文"的生成过程提供了特殊的视角,生动反映了明清时期文化权利下移所促成的文人交往模式及文学生态的新变。

从《万寿盛典图》解析清代北京城街道活动空间

以康熙《万寿盛典图》为对象,结合乾隆《京城全图》对所绘街道场景进行转译,解析清代北京城街道活动空间,发掘中国古代街道空间的内涵特征。结果表明:康熙《万寿盛典图》所描绘的清代北京城街道场景具有极强的写实性;其次,街道活动空间包含围合式、开放式、沿街式的形态类型,空间相对独立,实质性质与"广场"相似,串联分布,在街道上具有连贯性;最后指出,由于街道上的公共活动使得街道形态由线性空间发展为树状空间,形成富有变化的场所。

从《利玛传》到《畴人传》——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利玛窦传记探略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是天主教传华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明清以来,为其作传者不少。其传记首创之作是刘承范《利玛传》,它为利玛窦离开肇庆迁居韶阳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解释;张维枢与艾儒略的利氏传记,从中国士大夫与来华传教士的两个不同角度,对利玛窦的生平进行了阐述;韩霖、张赓之作,则展现了中国普通文人与信徒对利玛窦的认识;《明史.意大里亚传》提供了清政府的官方看法;阮元《畴人传》主要介绍了利玛窦在天文学与几何学方面所传播的新知识及其贡献。

人物传记中水利史料的考辨与利用——以明清时期的项忠传记为例

流经西安城的通济渠与引泾(河)渠首的广惠渠,是明代关中新修的著名水利工程,且被作为政绩写入明清时期的众多项忠传记之中。但是各种人物传记在史料选取、事项表述上具有主观倾向性,有的与史实存在明显背离。事实上,水利等记载不仅是作者记录的传主生平内容,而且是其凸显或褒贬传主的话语与依据,往往因人纪事,包含着作者的价值取向与内在意蕴,但针对水利研究或难以为凭。辨别史料性质、理清各类史料之间的脉络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基本前提。

论明清历史小说的结构技巧

明清历史小说的编撰者,在宏观上运用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的结构技巧,将宏大史实交错于人与事的叙述中,造成叙事上环环相扣的效果;在微观上运用探听、伏笔、照应的结构技巧,勾连情节内部的关联,使其丝丝入扣、浑然一体。这些结构技巧,使历史小说在中国刚刚出现长篇章回小说的时候,就能以完整、连贯、严密的结构形态出现。

宋荦事迹征略(下)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别自署绵津山人、沧浪寓公、西陂放鸭翁、西陂居士等,河南商丘人。年十四,应诏以大臣子入侍卫。康熙三年,授黄州通判,历官江西、江宁巡抚,以吏部尚书致仕。康熙五十二年卒,年八十。荦能诗文,工书画,精鉴赏,尤以诗享盛誉于清初文坛,一时文士多与之交游。故对其生平、创作事迹的梳理,有助于其他相关研究的展开。

宋荦事迹征略(中)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别自署绵津山人、沧浪寓公、西陂放鸭翁、西陂居士等。河南商丘人。年十四,应诏以大臣子入侍卫。康熙三年,授黄州通判,历官江西、江宁巡抚,以吏部尚书致仕。康熙五十二年卒,年八十。荦能诗文,工书画,精鉴赏,尤以诗享盛誉于清初文坛,一时文士多与之交游。故对其生平、创作事迹的梳理,有助于其他相关研究的展开。

翻译的传说:清末民初西方女小说家的中国之旅

自晚清起,西方女小说家被陆续介绍进入中国。由形式观之,传记译介的数量由少到多、篇幅由短到长,形式渐趋多样。由内容观之,传记作者从关注"小说"对社会风尚、人心变革的作用,转向赞美其高超的艺术水准,最终将"她们"置于"小说家"的独立位置予以观照。由体例观之,对西方女小说家的传记译介从"豪杰译"发展为忠实的"传记体"。这些藉由"翻译"引入的异域女性,以一种"在场"的力量,见证了中国女性从与"他者"的缠斗中,最终阐释和生产出新的自我,演绎了一个"翻译的传说"。

清代学者名流与陕西地方志的修纂

清修陕西地方志是陕西乃至全国旧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质量上乘的佳作,这些名志大多出自学者名流之手。乾隆年间毕沅抚陕,主持并倡导修志,掀起了学者名流参与陕西方志修纂的高潮,此风气一直沿及嘉道时期。学者名流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及修志主张在方志中均有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陕西方志的质量和学术价值,对当时及以后的陕西方志修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商人传记中的侠义书写——以明清碑刻资料为中心

明清时期,商人地位的上升影响了商人的文本形象。商品经济与社会变迁的交融在无形之中拉大了民众之间的差距,从而导致社会对侠的需求愈加强烈,促使困于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观念的商人积极扮演“侠”这一角色,他们重然诺、乐于助人、为国事奔走,以期改变自身形象。士人也在有意识地塑造商人的侠义之风,通过文本宣扬商人的侠义行为,重塑商人职业的形象与价值观,号召更多的商人践行商人职业的侠义精神,以期构建新型的社会网络。因此,明清商人传记呈现出充满侠义精神的商人形象。在塑造商人侠义形象的基础上,士人重点强调商人的侠义行为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吴门治验录》中风临证思维探析

本文基于《吴门治验录》治疗中风的经验,分析总结了其临证辨治的特点:重视中虚致病,细审病机之因,详究施治法活,注重后期调护;治疗以补虚养营为基,养血活络熄风,治肝肾祛风湿,重视内外之风,用药动静相宜,察病证审法度。

周亮工事迹征略(下)

周亮工（公元1612~1672）,字元亮、伯安,号栎园、减斋等。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籍,生长于南京。明崇祯庚辰（公元1640）进士,授山东潍县令,擢御史。入清,历任两淮盐法道、淮扬海防兵备道、福建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青州海防道、江南江安督粮道等。生平好读书,喜诗文,善书,能画,嗜印章,喜藏墨,富收藏,且精鉴赏。笃故旧,搜遗佚,奖人才,表章寒素如恐不及。对其生平、创作事迹的梳理,有助于其他相关研究的展开。

《虞初新志》中传记文研究

《虞初新志》并非是单纯的小说集,其中收录了不少传记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清初文人复杂的处世心态、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倾向、在情性与道德之间的认识矛盾与重视"技艺"的开明心态等内容,在艺术上求新、求精,追求"写照传神,仿摹毕肖"的境界,也展现出传记文文体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