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有生有:会泽铜商文化资源续用的县域方略研究

县域作为重要的行政治理空间,孕育了独特的县域文化,是传统文化集散地。时下,要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村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就需要依托县域这一中观载体,上承国家宏观战略下接村落微观实体,进而实现农村传统文化资源的整体性、立体化传承创新。会泽县铜商文化资源的民用、学用、商用实践方略表明:乡村振兴和地方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是有机统一的,并行于县域传统文化资源的续用实践之中。

地屈孕酮联合黄体酮对先兆流产保胎成功情况、激素水平、新生儿出生指标、疗效及安全性的影响研究

目的探究先兆流产患者联合应用地屈孕酮、黄体酮治疗对保胎成功情况、激素水平、新生儿出生指标、疗效及安全性的影响。方法100例先兆流产患者,经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50例。对照组实施地屈孕酮治疗,观察组实施地屈孕酮联合黄体酮治疗。比较两组保胎成功情况、激素[雌二醇(E_(2))、孕酮(P)、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水平、新生儿指标(新生儿体重和新生儿畸形率)、治疗效果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保胎成功率为88.00%,高于对照组的70.00%,差异显著(P<0.05)。治疗后,两组E_(2)、P、HCG水平均上升,且观察组E_(2)、P、HCG水平分别为(1078.41±18.26)pg/ml、(31.86±3.66)nmol/L、(8574.21±96.69)U/ml,高于对照组的(905.25±26.69)pg/ml、(25.91±4.13)nmol/L、(7410.33±105.53)U/ml,差异显著(P<0.05)。对照组新生儿体重为(3259.87±84.91)g,新生儿畸形0例;观察组新生儿体重为(3275.46±86.29)g,新生儿畸形1例(2.00%)。两组新生儿体重、新生儿畸形率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96.00%高于对照组的84.00%,差异显著(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先兆流产患者联合应用地屈孕酮、黄体酮治疗可获得突出效果,利于提升先兆流产保胎成功率,改善激素水平,不会对新生儿出生指标产生影响,且安全性较高,建议临床推广应用。

东亚地区人口结构转变中独特的低生育模式及成因

东亚地区的各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从高生育水平到远低于更替水平的深刻转变,这使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生育“洼地”。中国在生育问题上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但与东亚其他经济体一样受相同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同样面临低生育率的挑战。因此,探索传统文化背景下东亚地区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原因及其潜在机制,可以为理解和解决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提供重要视角。论文围绕非婚生育、婚育年龄、孩次结构、生育偏好等方面分析东亚社会向超低生育水平趋同的独特生育模式,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该地区低生育模式的直接因素,并进一步探究传统文化和社会因素影响东亚社会生育意愿的深层原因。在生育模式方面,东亚地区呈现非婚生育比例低、初婚初育年龄推迟、孩次递进比降低、终身未婚率增加、生育的男孩偏好等特点。这种独特的生育模式是其他地区普遍因素与该地区特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直接原因方面剖析,“压缩现代性”刺激了东亚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转型,教育扩张促使女性经济地位和婚育观念发生改变,而经济不确定性和高昂的生育成本约束着婚姻和生育的选择;从深层原因方面探究,以家庭主义、集体主义和精英主义为核心的儒家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不仅形塑性别角色、家庭分工、代际关系和生育偏好,影响家庭的教育理念和育儿的心理成本,也对政策干预的有效性形成制约。东亚地区持续的低生育率和独特的生育模式表明儒家文化对生育模式的影响并非单一的,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儒家文化对生育率的影响也在不断演变和调整,这对未来生育政策的导向提供了启示。东亚地区应重视其独特的文化制约因素,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尊重并融入儒家文化价值,围绕促进家庭和谐与代际互助,推动生育政策与传统价值观变化的有机协调,使政策措施与深植于社会中的传统文化期望和行为模式相适应,从而提高政策的文化敏感性和社会影响力,促进东亚社会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浙江省舟山市不同亚型妊娠期糖尿病与胰岛素水平对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交互作用

目的阐明不同亚型妊娠期糖尿病(GDM)与胰岛素水平对新生儿出生体质量的共同作用,为GDM孕妇的孕期管理提供循证依据。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以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在浙江省舟山市妇女儿童医院建册并符合标准的孕妇为研究对象,收集孕妇社会人口学、婚育史和饮食营养等信息,在孕中期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并检测空腹胰岛素水平,随访新生儿生长发育信息。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胰岛素指标与出生体质量的关联;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胰岛素指标与低出生体质量、巨大儿的关联,并根据是否患有GDM对孕妇进行分组,分析组内胰岛素指标与出生体质量的关联;采用叉生分析探索GDM亚型和胰岛素抵抗对出生体质量的交互作用。结果调整孕妇年龄、分娩孕周、孕次和产次后,孕妇胰岛素水平和胰岛素抵抗指数均与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呈正相关(胰岛素水平:β=3.01±1.21,P=0.013;胰岛素抵抗指数:β=14.99±5.24,P=0.004)。在调整孕前体质量指数和孕期增重后,孕妇胰岛素分泌指数与出生体质量呈负相关(β=-0.06±0.03,P=0.046);根据是否患有GDM分组,仅非GDM孕妇中存在与上述相似关联。高胰岛素水平(≥75.00%)和胰岛素抵抗(≥75.00%)分别与巨大儿发生率呈正相关[高胰岛素水平:比值比(OR)=2.03,95%置信区间(CI):1.08~3.83,P=0.028;胰岛素抵抗:OR=3.69,95%CI:1.91~5.95,P=0.002]。未发现GDM亚型和胰岛素抵抗对出生体质量存在交互作用(P交互>0.05)。结论孕妇胰岛素抵抗、胰岛素分泌和整体胰岛素水平对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均有重要影响,应注重监测GDM孕妇以胰岛素抵抗指数为代表的各项胰岛素指标,制定基于亚型的孕期管理指南与不良围产期结局防治措施。

孕前BMI和孕早期血脂水平与新生儿早产关系

目的:分析孕前BMI和孕早期血脂水平对新生儿早产发生的可能影响。方法:前瞻性队列研究,收集2022年1-12月于本院产科建档、规律产前检查并住院分娩的单胎产妇临床资料,收集年龄、孕次、产次等,孕前BMI、孕早期血脂水平[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及游离脂肪酸(FFA)]等指标。依据新生儿是否发生早产分为早产组(n=98)和正常组(n=1088)。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孕前BMI和孕早期血脂水平与新生儿早产发生的关系。结果:共纳入1186对母婴,新生儿早产98例(8.3%)。早产组年龄大于正常组,分娩孕周短于正常组,新生儿体质量小于正常组(均P<0.05);两组孕次、产次、新生儿性别、分娩方式及新生儿Apgar评分均未见差异(P>0.05)。早产组BMI<18.5kg/m~2占比(15.3%)低于正常组(25.0%),BMI≥24.0kg/m~2占比(20.4%)高于正常组(7.8%)(均P<0.05),两组18.5kg/m~2≤BMI<24.0kg/m~2占比无差异(P>0.05)。早产组孕早期TC、TG、LDL-C、FFA水平均高于正常组(均P<0.05),两组HDL-C水平无差异(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孕前BMI≥24.0kg/m~2、孕早期TG高水平、LDL-C高水平及FFA高水平是早产发生的独立风险因素(P>0.05)。结论:孕前BMI≥24.0kg/m~2,孕早期TC、TG及FFA水平升高是新生儿早产发生风险因素。

三十年来关于生育水平的争论和对总和生育率的重新估计

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出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31,这一结果得到官方和学者的普遍认可。此后历次调查和普查直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均被认为严重低估,也未被官方所承认。这期间学者们依据相关数据对总和生育率做过很多估计,也有很多讨论和争论,但均未形成共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总和生育率为1.3,这是自1990年以来的三十年里官方第一次承认直接调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准确的。利用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结合2000年和2010年普查数据,在对三十多年来中国出生人口估计的基础上,重新估计了从1986年到2020年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将估计结果与以往学者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得出判断: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92年就开始低于2.1的更替水平,1999年开始首次低于1.5,进入超低生育水平。如果这一结果在当时就能够被确认,可能在2000年之后就应该把调整生育政策纳入议事日程,而不需要等到2015年才放开“全面二孩”政策,更不至于在2022年中国人口就进入了负增长。

rh G-CSF皮下注射联合常规治疗对复发性流产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

目的:研究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hG-CSF)皮下注射联合常规治疗对复发性流产(RSA)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1月-2022年1月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100例RSA患者,按照单双号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单号,n=50,进行常规治疗)和观察组(双号,n=50,在对照组基础上予以rhG-CSF皮下注射治疗)。比较两组的妊娠率、流产率、活产率及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血清可溶性fms样酪氨酸激酶1(sFlt-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胎盘生长因子(PLGF)水平变化,统计比较两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治疗后,观察组妊娠率和总活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妊娠8周,观察组活产患者hCG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妊娠16周,两组活产患者PLGF水平高于妊娠12周,sFlt-1及s Flt-1/PLGF低于妊娠12周,且观察组活产患者PLGF水平高于对照组,sFlt-1及sFlt-1/PLGF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rhG-CSF皮下注射联合常规治疗可有效降低RSA患者流产率,提高活产率,安全有效。

厦门市常见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风险级别与低出生体质量儿的关系

目的探究厦门市常见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风险级别与低出生体质量儿的关系。方法分析2020年在厦门市妇幼信息系统建册且分娩的产妇及其活产儿资料。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低出生体质量儿的保护因素有产妇年龄20~25岁(OR=0.666,95%CI:0.503~0.883)、25~30岁(OR=0.690,95%CI:0.534~0.892)、30~35岁(OR=0.748,95%CI:0.580~0.966),产妇受教育程度高中(OR=0.794,95%CI:0.697~0.905)、大学专科及以上(OR=0.819,95%CI:0.739~0.908),经产妇(OR=0.882,95%CI:0.805~0.965),产妇孕前体重指数(BMI)18.5~24 kg·m^(-2)(OR=0.651,95%CI:0.586~0.724)、24~28 kg·m^(-2)(OR=0.604,95%CI:0.517~0.706)、≥28 kg·m^(-2)(OR=0.567,95%CI:0.435~0.740)(P<0.05)。低出生体质量儿的危险因素有双胎或多胎(OR=39.262,95%CI:33.022~46.682),妊娠糖尿病黄色风险(OR=1.157,95%CI:1.040~1.288)、妊娠糖尿病橙色及以上风险(OR=2.098,95%CI:1.374~3.203),肝病橙色及以上风险(OR=1.864,95%CI:1.494~2.327),妊娠高血压黄色风险(OR=2.615,95%CI:2.011~3.402)、妊娠高血压橙色及以上风险(OR=16.545,95%CI:11.564~23.671)(P<0.05)。结论对常见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有影响的风险因素进行重点管理,可预防厦门市低出生体质量儿的发生。

规律产检联合孕期保健对孕产妇自我保健管理水平及分娩结局的影响

目的 探讨孕产妇采用规律产检联合孕期保健对其自我保健管理水平和分娩结局的临床影响。方法 从2020年10月至2021年10月在我院建卡的孕产妇中抽取80例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使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0例,两组孕产妇均采用规律产检,对照组不给予孕期保健,观察组在规律产检的基础上联合孕期保健,对比两组护理前后的负面情绪、自我保健水平、妊娠并发症发生率、不良分娩结局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护理后的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护理后的自我防护行为、胎儿监护行为、遵医行为、日常生活行为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的妊娠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不良分娩结局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孕产妇采用规律产检联合孕期保健的效果较显著,不仅能有效减轻其负面情绪,提高其自我保健管理水平,还能降低其妊娠并发症发生率,减少不良分娩结局的发生。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以人为本:酒泉地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探索

酒泉地区结合本地实际进行了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全区在稳定推行基本生育政策的同时,制定并落实一系列配套措施,效果明显。

低生育水平国家或地区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论文介绍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鼓励生育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社会政策,归纳了这些社会政策传递出的政策制定理念。论文认为,低生育水平国家的实践表明人口政策必须根据一国所处历史阶段的需要做出调整,但人口政策关注的不应当只是人口数量的增加,还需要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当生育意愿较低时,即使有鼓励政策,生育水平的回升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国不同出生队列人群血压水平差异分析

由于社会变迁的影响,不同年代和地域出生的人群可能存在健康差异,包括作为健康重要测量指标的血压水平的差异。本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1-2011年跟踪数据,以1931-1980年间出生人口为研究对象,分别以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为测量指标,通过分层增长曲线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总体上,按样本平均年龄标准估计,年轻出生队列人群的血压水平高于年长出生队列人群,但在北方女性中,收缩压的估计值随出生队列变更呈倒"U型"分布;(2)血压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上升,但年长出生队列人群的血压年龄增长率估计值高于年轻出生队列人群;(3)总体上,年轻出生队列中的南北方人群平均年龄标准时的血压估计值差异小于年长出生队列中的,只在男性舒张压方面发现年轻出生队列中的南北方人群血压估计值差异大于年长出生队列中的。相对于传统流行病学研究,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我国人口心血管健康随出生队列推移的内在变动趋势,为我国不同地域人群的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提供实证参考。

“单独二孩”政策下新增人口测算方法及监测系统构建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出台后,各地需要测算符合这一政策的潜在夫妇数、可能导致的新增出生人数、由此带来的生育水平变化,以及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测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好新政策正式实施前的准备,确保政策实施风险可控。结合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3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提出了关于新增出生人口和新增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以及相应的未来生育水平估计和人口预测方法。对如何构建政策实施监测系统提出了建议。

北京市生育政策调整对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

在全面分析北京市户籍人口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孩次结构、独生子女比例、婚配模式、人口迁移和生育意愿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北京生育政策调整对出生人口规模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户籍人口放开单独对北京新增出生人口的影响非常小,2020年以前每年对北京市户籍人口出生规模的影响在1万-2万人左右,远远低于迁入人口规模的影响。

IP级拓扑新生与消亡节点的特征

针对IP级拓扑新生与消亡节点特征进行研究,基于CAIDA项目授权的海量数据,结合复杂网络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IP级Internet拓扑新生与消亡节点的度分布、幂律特性等特征量,以及IP级新生连接进行统计分析及演化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与消亡节点近似符合幂律分布,新生节点不倾向于与新生节点相连,而倾向于与网络中已存在的节点相连,且连接数为1的可能性较大.新生连接不符合优先连接性质,富者更富理论在动态上的表现不显著,高度节点的影响力在连接产生时不高.新生节点连接数目具有稳定性及普适性,这为Internet建模提供有效依据.

2006-2016年西北五省区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和新时期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采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西北五省区数据,通过对比各省份及不同民族的总和生育率、孩次结构及生育意愿等指标系统分析西北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现状。研究发现:生育政策的调整对西北五省区汉族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产生了明显的短期激励效应,但对少数民族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并不存在影响。西北五省区汉族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和意愿主要受到生育政策调整和教育程度提高的双重影响,其中,生育政策调整是短期正向效应,教育程度提高是长期的负向效应。西北五省区少数民族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和意愿主要受到教育程度提高的负向影响,其低龄组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明显减弱。西北五省区十余年间总体呈现出的较高的总和生育率多是由于少数民族具有较高水平的总和生育率,而随着西北五省区少数民族低龄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不断下降,其生育水平很可能会表现出“后劲不足”,从而呈现长期缓慢下降趋势。本文对此提出以下建议:优化生育政策,发挥生育政策调整的长期效应,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探索放开生育限制的可能性,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减轻女性抚幼负担,促进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包括探索支持性的经济补贴政策,减轻家庭在育儿方面的经济负担;探索灵活的夫妻产假制度,缓解女性抚幼负担;完善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促进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平衡。

四川省贫困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影响因素的两水平logistic模型分析

目的了解贫困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情况,探讨影响贫困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的因素,为提高贫困农村住院分娩率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对四川省8个贫困县孕产妇进行入户现场问卷调查,采用二分类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被调查地区住院分娩率61.4%,被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是否享受贫困救助、产检次数以及产检时是否发现异常为影响住院分娩的因素。结论切实提高贫困农村妇女的文化水平,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医疗补助,加强农村孕产妇系统管理工作,提高产前检查率,将有助于增加贫困农村孕产妇的住院分娩。

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变化的历史回顾

本文以“四普”、“五普”数据为基础,采用人口间接估计技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的历史过程进行回顾,探讨生育水平下降过程中,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并以蒙古族、回族和维吾尔族为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当生育水平下降到较低水平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2014年上海市黄浦区出生监测结果分析

目的分析上海市黄浦区新生儿出生特征、产妇生育特征、人口生育水平及变化趋势,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卫生策略和规划人口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对监测点收集的出生数据,统一用国际疾病分类(ICD-10)进行编码,并用Excel软件进行分析。结果 2014年上海市黄浦区户籍人口总生育率45.67‰,总和生育率1.17‰,出生性别比105.37,区内非本市户籍新生儿出生性别比为121.2。2014年黄浦区户籍人口剖腹产率为52.04%,非本市户籍人口剖腹产率为45.81%。结论上海市黄浦区户籍人口生育水平偏低,剖腹产率超过警戒水平,非本市户籍新生儿性别比失衡,出生缺陷发生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