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静嘉堂藏元刊本《新刊惠民御药院方》版本考

[目的]考察日本静嘉堂所藏《新刊惠民御药院方》(以下简称静嘉堂本)的版本特征及递藏过程,分析此版本的研究价值。[方法]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对《御药院方》的成书概况、版本现状进行概括,重点研究静嘉堂本的版本特征、递藏过程及其研究价值。[结果]静嘉堂本为元刊孤本,刊刻质量较高。此本已知最早的收藏者应是清代藏书家张金吾,后依次经汪士钟、蔡廷相和蔡廷祯兄弟、陆心源递藏,最后远渡日本,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得。此外,通过对比《御药院方》另外两个版本发现,静嘉堂本中对部分方药的记载更加详细,对部分药物剂量的记载也更为准确。以上说明,静嘉堂本有一定文献和临床研究价值。[结论]静嘉堂本版本稀见,曾为多位有名藏书家所珍藏,其内容与国内此前所见的另外两个版本有所不同,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崇贤与论贤:《钱塘先贤传赞》考释

《钱塘先贤传赞》问世后,其传世过程坎坷,宋、元本已不可考,今所见较早的版本是清代版本,这些版本可分为郑大节家藏本和《知不足斋丛书》本2个体系。作者袁韶在书中给人物编写小传时,非常注重人物信息的完整性。他不仅撰写人物的基本信息和主要事迹,还会给每个人物撰写赞词。同时,为了突出所撰写内容的严谨性,袁韶立足正史、方志、政书及其他文献资料,参考的史料比较丰富,因此该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关于该书的专门研究和关注,几乎处于真空地带。该文从《钱塘先贤传赞》的版本、编纂、人物类型和史料价值等方面进行讨论。

海源阁旧藏“元本《史记》”考

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的“元本《史记》”,在海源阁书散后,曾由王子霖藻玉堂送傅增湘先生经眼,但之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最近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整理袁氏赠书中才被发现。通过实物研究,可以认定此本确如傅氏所言是明游明本。众人误判的原因是:①游明本版式与中统本相近,明代前期建阳刻本继承了元代的字体风格;②此本属后印本,后印时正文卷端和《史记集解序》中“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木记已被剜;③有“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新增”木记的《史记正义序》等5篇已被全部抽走,书内已不见任何游明痕迹;④董浦序后半叶为割补,据正德慎独斋刻本补抄的“皇元”二字误导了众人。

元十行本注疏今存印本略説

元十行本注疏今存印本頗爲豐富,除數部元刻明修《十三經注疏》匯印本外,主要以單經流傳,各本補版印刷時間不一,不同傳本之間多有差異。本文搜羅網絡發佈的元十行本注疏全文影像及已出版影印本、書志、圖録等資料,以經爲單位,列舉元十行本各經不同時期代表性印本,梳理其版面特徵與印次關係,以供讀者選擇利用,並爲圖書館編目工作之參考。

《宣和画谱》宋元版本考

针对元大德以来,《宣和画谱》作于何时之学术公案,本文较为详细地考察了该书宣和二年(1120)成书以来于宋元之刊刻、流传情况,认为: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古本《宣和画谱》(学界普遍认为是元大德本)应为宋刊本,甚至可能是宣和年间初刊本;《宣和画谱》"非宣和所集",为元大德年间吴文贵"裒辑","必系众手之所杂作,或经后人之所窜易"等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论《新安志》刻本的系统和价值

《新安志》自宋代罗愿修纂后即有刻本问世,元明清皆有翻刻,而现传的古代刻本基本上是清代的。在清代的4个刻本中,康熙、嘉庆、光绪皆为民间刻本,乾隆本是官本。康熙翻刻明万历本,光绪本又翻刻康熙本,流传甚广,形成版本流传系统的重要一支。嘉庆本也为民间坊刻,以宋本为底本,并参校康熙本,具有较高的价值。乾隆本为四库采进本,馆臣抄写,相对独立,虽有四库全书的通病,但总体质量不会太差,且还有优于它本之处。

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明修丛考——以《论语注疏解经》为中心

元十行本在明代至少经历了正德六年补版、正德十二年补版、正德十六年补版、嘉靖三年补版和嘉靖重校修补五次修版,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嘉靖重校修补。嘉靖重校修补不但大量更换原已破损的板片,而且对元十行本原版和正德年间的三次补版也进行了校对和修订,并由此在版式上作了更新和统一。嘉靖重校修补的时间介于嘉靖三年补版和李元阳刻本之间,李元阳刻本是以元刻嘉靖重校修补本为底本的。清阮元撰《论语注疏校勘记》和刊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解经》所依据的十行本是台湾"国图"所藏的元刻明正德修补本或类似此本者,其原文讹误与此有关。

静嘉堂所藏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的文献价值

《松乡先生文集》是元代文人任士林的别集,国内藏有九种版本,均为明清时期的刻本或抄本。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有元刊本,这是现存于世的最早的版本。该本曾经王闻远、金檀、汪文琛和汪士钟父子、郁松年、陆心源等著名藏书家辗转收藏,更显其弥足珍贵。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为研究任士林及元中期文人士大夫群体的文化活动,元中期江南士人对亡宋的复杂心态,以及元中期江浙地区道教的流传等问题,均提供了珍贵资料,同时具有很高的文献校勘价值。该本刊刻于元顺帝至正四年。

严粲《诗缉》版本考

南宋学者严粲所著《诗缉》书成后,即于南宋淳祐戊申年(1248)刻板行世,其后各代皆有重刻。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元刻本,此外还有味经堂刊本、《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明祁氏淡生堂抄本、清李盛铎旧有清抄本等。本文着重考查《诗缉》现存的刻本。

海源阁藏书楼形成因素探析

藏书达二十多万卷的海源阁藏书楼是我国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对我国历史文化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京杭运河兴盛的润育、杨家几代人执着的藏书嗜好、收藏过程中的历史机遇和对藏书的精心管护等几个方面,全面分析了海源阁藏书形成的多种因素,揭示了杨氏几代人搜集、保管、整理藏书的心态和辛苦,展示了海源阁藏书由于社会动乱而聚而散的史实。

宋元书院本杂考——以《书林清话》著录为中心

宋元时期书院刻书活动广受学界重视,历代书目及今人著述多引述并讨论"宋元书院本"。叶德辉《书林清话》一书较早并有系统地总结了书院本的基本情况,但是问题也不少。细检现存的宋元书院本,详辨宋元刻书的史料,可以订正其讹误、补遗其缺漏。在此基础上,学界同仁有必要重新思考书院本的定义、宋元书院本的类型以及宋元书院刻书的相关问题。

黑水城《资治通鉴纲目》残叶考述

本文以俄、中、英藏黑水城《资治通鉴纲目》残叶为中心,对其版本、刊刻年代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俄、中、英藏《纲目》版式皆为半叶10行16字,小字双行22字,四周双边,中乌丝栏,细黑口,有鱼尾。且俄、英两地所藏残片部分可拼合,故三地所藏残片似为同一版本。宋元版《纲目》除八行本、十行本两个主要系统外,另有十一行本、十二行本传世,黑水城本与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同属十行本系统。二者虽非同皈,怛版式基本吻合,应同出一源或互为底本。又,黑水城本有误字且个别字未用正字,因此黑水域本《纲目》可能是在南宋至元末间刊刻于书坊的一个版本。此外,笔者还对三地所藏残片的内容进行核查,制成"残片定位表"并将分属卷二一第十六、十七、十九、二十叶的残片缀合复原。

《草堂雅集》的版本系统及成因

元末诗歌总集《草堂雅集》大致有三个版本系统:元刊本系统、俗本系统和徐渭仁所藏清抄本系统。从诗人和作品的收录情况和编次对比来看,元刊本系统可以替代俗本系统,而与徐渭仁所藏清抄本系统差异较大。造成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元刊本的递修成书、渐次刊刻与辗转流传。综合了三个版本系统优长的民国陶湘刻本是《草堂雅集》最全的古籍版本。

复旦藏清抄本《剡源集》所录何焯评点的学术价值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剡源集》所录何焯评点,涉及戴表元诗文作品一百多篇,所评内容包括有优劣得失、创作渊源、内容考辨、文字校勘等方面,评点对于我们认识戴表元的诗文成就、诗学思想及何焯的学术思想等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南戏《拜月亭》传承考

《拜月亭》在“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中,思想与艺术成就最高,对后世影响也最大,其时只有《琵琶记》可与它抗衡。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多注重于思想性与艺术性,而对其在历代的传承,尤其是在地方剧种中的遗存与搬演情形却着力不多。南戏历千年而未绝,主要是依靠地方剧种的传播。本文试为补缺。

五山时代前期的元日文学交流

五山时代前期的元朝与日本,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对峙状态,但民间的商业贸易、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因而造就了元日文学交流活动的盛况。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交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东渡元僧在日本的诗歌唱和、文章应酬等活动,直接刺激了五山文学的发展;其二,受东渡元僧的接引,日本僧人纷纷入元游学,在中国的游历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有诗文集传世的入元日僧多达12家,尤以雪村友梅、此山妙在、别源圆旨为杰出代表;其三,日本南北朝时期翻刻的元人诗文集至少有15种,翻刻数量之多、传播速度之快、刊刻质量之精,都是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的奇迹。

国家图书馆藏周叔弢所捐宋元明清古籍善本说略

周叔弢是我国著名的古籍文物收藏家,他捐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七百余种善本书,多为宋元刻本和明清抄本,大多购自公私大藏书家及书估。

三朝本《三国志》版本略谈

由于三朝本《三国志》系经过多次补版印刷 ,其版式不一 ,对其版本的认识容易产生混乱 ;综合多方面资料 ,至少存在三种三朝本《三国志》。

文渊阁四库本《缘督集》考论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清翰林院抄本《缘督集》,一直以来被视为善本。在四库文献群体中,它不同于阁本,亦非四库底本,而应称以'四库抄录本'。这个抄录本是《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产生的衍生品。将此本与文渊阁四库本《缘督集》进行比较,发现这个'四库抄录本'实非善本,阁本《缘督集》明显胜于翰林院抄本。阁本《缘督集》较之现存的万历本、清抄本而言,均有其特殊优势,其底本来源可靠,文字校勘精良。从某种意义上说,阁本《缘督集》实为善本。

地图史上的“马湖现象”考

在现存明清一类以罗洪先《广舆图》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舆图中,四川政区往往画出一个巨大的湖泊—马湖,大致与湖广境内的洞庭湖、江西境内的鄱阳湖的水域面积相当,在长江水系的几个主要湖泊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且与代表黄河源的"星宿海"有一一对应出现的关系,这一现象在地图史上颇具典型性,笔者称之为"马湖现象"。经研究发现,马湖作为一个大湖出现在地图上,主要集中在明代,尤其以受到罗洪先《广舆图》影响的中外系列地图最为显著,承继了元代朱思本《舆地图》对黄河源参照物的特殊表现形式,即出现马湖与星宿海(黄河源)的对应关系。笔者认为:马湖被夸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元明以来马湖所属政区、聚居民族与水陆交通道路的重要性;地图史上的"马湖现象",实际反映了元明以来地理学家们对黄河源与长江源孜孜不倦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