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极盛”前夕的教案态势与清方对策

在义和团"极盛"前夕,山东、直隶教案数量较前骤增,反洋教阵线构成复杂,而以义和团及相关秘密会社力量为主导,外国方面借端进行的武力威胁、政治讹诈以及各国间的协同性则明显加强,格局空前复杂。清方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官员(特别是山东、直隶),尽管在对教案所谓"持平办理"的言论上较为一致,但实际态度和举措或差异颇大,阴差阳错地为最后义和团在京畿地区的兴盛和教案在该区的激化提供了过渡和铺垫性条件。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力主“惩办祸首”主张探析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在其奏折、往来函电中多次联衔或单独提出"惩办祸首"的主张。袁世凯认为,这一主张为议和先决条件,是抵制联军内犯山东、长江、晋、陕等地的关键。"惩办祸首"又与保护教士与使节、回銮等问题密切联系。袁世凯通过与东南督抚的协力,以"惩办祸首"为此后新政推行扫清了阻力,对清末政局的走向起到了巨大影响。

另一种视域下的义和团运动——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评介

文章试图通过聚焦柯文先生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剖析其运用心理学、比较宗教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跨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分析义和团运动引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最终对此事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对于理解历史记忆与现实重构有很大帮助。

历史真相的变异与史家无奈的折中——以《历史三调》为例

在《历史三调》中,我们不难看出柯文的无奈,也不难看出历史与历史学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恰是历史学存在的不二法则。事实上,人类基本人性中重叠部分要远大于人类的文化异质性,片面强调文化差异会歪曲我们的自我认知,或许放下主客观之间的争论,站在人本主义的高度,应该能更好地接触到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历史。

传闻与现实:庚子两宫“西幸”中的诸臣反应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慈禧携光绪帝后及大阿哥等人仓皇西逃,这一举动被称作'西幸'。在'西幸'前,李鸿章、刘坤一等人曾联衔劝阻,张之洞等人则反对列衔。双方争执日久,最终密奏没能送达两宫手中。两宫西幸后,打听两宫所在及扈从、留守情况成了重中之重。两宫在太原驻跸一月,又欲'幸陕'。对于两宫行止,官员间意见相左。两宫'西幸'对议和关系至要,也使群臣产生分歧,对晚清政局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