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庾信的佛教信仰及其转变

庾信由南入北,经历“四朝十帝”,其与佛教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信仰”或者“不信仰”能够说明的。梳理《大藏经》等内外典籍可知,新野庾氏之兴与中古佛教政治关系密切。庾信早年随萧纲奉佛,侯景之乱后责备梁武帝兴佛,入北后以佛寺济世,明悟“空”与“佛性”的关系,经历了奉佛、斥佛、用佛、明佛的转变。作为中古士人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剪影,庾信的经历显然具有一种特殊的典范意义。

泗州大圣信仰的阶层流传与地域变化

泗州大圣是南通狼山广教寺开山祖师。泗州大圣信仰兴起于唐,盛于宋。泗州大圣神职形象经历了从高僧到神僧又到神佛的演变过程,其信仰属性介于佛教和民间信仰之间,在千年流变过程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微妙嬗变。该信仰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土壤中,与佛教、民俗长期相互交融,与上至帝王、中至文人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频繁互动,以至神职功能、特性、外观形象等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经其护佑的地区也由最初的江淮流域渐向东南沿海及岭南扩展,逐步由区域性信仰发展成为盛极一时的全国信仰,且渐由佛教神衍化为民间俗神。

敦煌出观音版画浅议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一批观音的版画,反映了观音信仰的本土化、民族化及佛教社会化的中国特色;特别是与民众生产生活紧密结合的信仰形式,对后世观音信仰的多元化的流变等方面影响巨大;而独存的填色观音版画在世界美术史上起到过一定的作用。

“妙善公主”模式的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探讨

中国佛教要在现代期内平稳发展,必须要在“佛教中国化”和“观音信仰”这两个基本维度下功夫。进入中国的宗教必须能够保证与当地的宗教或文化进行对接,或相互发生影响,从而促进两个异质的宗教与文化发生强烈的互动,同时又在一个内体中共同成长,也不排除最后形成一种特质的宗教与文化。对“妙善公主”类的观音信仰,应看到它的背后存在的民间信仰主因,这是中国佛教徒创作的,是地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结合之后而出现的结果。隋唐之前的观音信仰主要分布在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宋代以后观音信仰的地方化元素则呈现全面开花的势态。观音信仰证明,中国佛教界始终自觉地走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尽可能将外来信仰改进为民族性信仰,完成“在地化”转换。印度传来的“妙善公主”之观音信仰母本《法华经·妙庄严王本事品》部分元素被当地中国佛教界接受,创造新的“妙善公主”观音故事,再经过历代佛教徒不断地增衍,故事内容日益丰满,并且不断地扩编,最后成型变成中国佛教界自己的故事。观音信仰“在地化”表现,得到当地文化认可,受到当地文化尊重,影响了当地文化发展,成为具有地方特点的“佛教中国化”现象。

从宋元普陀山山名看观音道场信仰的中国化

《华严经》中记载有古印度的观音道场信仰——补怛洛迦山信仰。译传中国后,受其影响,宋元时期浙江梅岑山(今普陀山)出现了多种与《华严经》相关的山名。从山名看,此山被认为是《华严经》记载的“补怛洛迦山”,但未能完全确定。直至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盛熙明撰写《补陀洛迦山传》时才“断无疑矣”。宋元时期普陀山山名种类及其演变,反映了观音道场信仰中国化的过程。

佛教信仰与地震灾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目的探讨佛教对震后老年信徒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将216名受灾老年人按照信仰佛教和无宗教信仰分为两组进行协方差分析。两组被试的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等人口学特征完全匹配。结果震后佛教信徒心理健康总分、情绪体验、适应能力的修正均数皆低于无宗教信仰者(F总=7.15,P<0.01;F情绪=11.32,P<0.01;F适应=6.80,P<0.05),抑郁修正均数高于无宗教信仰者(F抑郁=10.64,P<0.01)。结论佛教信仰对震后老年信徒的心理健康有消极影响,信佛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无宗教信仰者。

缘分·功德·共同体——佛教信仰的私人性与社会性

信仰具有私人性。就佛教信仰而言,表现为人佛关系的私人化。但信仰最初也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作为社会公共精神的表达。构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间佛教"及其信仰实践方式,需要提升私人化的佛教信仰的公共性涵义。因而,佛教如何参与社会建设,或者以什么样的信仰方式进入社会建设的过程,就涉及到一个佛教信仰者的身份建构及其在社会认同、国家认同之间,寻找一个彼此能够整合的认同路径的问题。

试论弥勒信仰与弥陀信仰的交融性

学术界一般认为,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仰。其实,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具有一定的融合性:不但古来弥陀信仰者亦可兼修弥勒净土,而且弥陀类经典也包含了弥勒净土因素;无论是传统的弥陀净土信仰,还是李唐伊始的白莲净土信仰,都有弥勒上生或下生的痕迹;元代正统白莲净土信仰中的弥勒信仰,主要是往生弥勒净土,而宋末以来的民间白莲净土信仰,则逐渐将弥勒下生信仰取代了弥勒上生甚至于弥陀净土信仰,以之作为民族斗争的工具;元代传统的白莲净土信仰,与当时中国化、民间化的布袋信仰,彼此也是共存的。

杜甫与佛教

在学界,人们普遍认为杜甫在诗歌创作中是贯彻儒家“诗教”的典型,而忽视了他在创作中多方面地受到佛教滋养的实际,即使有人注意到佛教对其创作的影响,但也未展开专门而具体的研究。杜甫一生与佛教特别是禅宗有很深的交涉,其给杜甫的思想和创作增添的新鲜内容,给他的艺术思维方式和美学趣味带来的重要影响。佛教思想不仅成为他儒家用世之道的补充,也成为他困顿时的安慰。

现代藏传佛教系统初探

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藏传佛教演变为现代藏传佛教。一方面,藏传佛教的外部系统已被瓦解,但它仍具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力量;另一方面,现代藏传佛教的内部系统(包括信仰、修炼二类体系)得到了加强,使藏传佛教复归为一种以人生信仰与生命修炼为主的生命文化实践系统。考察现代藏传佛教系统,对认识现代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探讨——以清代台南大天后宫为考察对象

妈祖信仰普遍存在于清代台湾社会,其庙宇不乏与佛教关连者。台南大天后宫自竣工时至日据时代皆有僧住持,其宫内存碑、牌记二件。乾隆重修"碑记"保存妈祖宗教归属二说:其一,视其行迹近"仙道",实则杂糅佛道以佛为多。其二,将其视为佛、菩萨"化身";咸丰铸钟"牌记"从佛教角度解释宫内"佛像"(含"妈祖像")尤其是"大钟"的佛教功用,赋予更多佛教内涵。因僧住持庙宇使民间神的妈祖信仰被赋予佛教内涵与色彩,谓之"佛教化"。此类现象在台湾鹿耳门妈祖庙、北港朝天宫、鹿港天后宫等皆有。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可远溯至宋代南方。

佛教信仰与北朝时期的社会救济

北朝时期,佛教在北方广为流播。在佛教经典所倡导的福田思想的影响下,广大信众积极投身于社会救济事业。他们通过救助贫乏、赈济饥荒、举办斋会、施医舍药、敛葬贫民等方式,对大乘佛教所倡导的菩萨行思想予以践行。从根本上说,根植于佛教信仰基础上的社会救济是佛教教团传播宗教信仰并促使信众皈依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对于弥补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缺失,打破依靠血缘和地缘维系的联合,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蒙古神话与佛教神话比较研究

蒙古神话与佛教神话以及信仰佛教的一些国家和民族神话的比较研究是蒙古神话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比较研究的领域、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及比较研究资料、比较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等四个方面去设计论证了该课题。

宗教、文化和生态的互动关系——尕藏加对藏传佛教的诠释

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一书系统性地对藏区的宗教、文化和生态进行研究并试图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分析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探讨了藏传佛教对藏区文化和生态的多方面影响,注重藏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重视从宽角度、多层次审视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期望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使藏族地区摆脱经济文化滞后的局面。

关于郑和佛教信仰两条史料的辨伪

邓之诚《骨董三记》卷六《郑和印造大藏经》引郑和《题记》有三点可疑:其一,《题记》所载三部《大藏经》印造的时间,郑和人在海外;其二,永乐八年、九年、十三年不具备印造《大藏经》的雕板;其三,该《题记》与云南发现的郑和《施印大藏经发愿文》矛盾。另外,《佛说摩利支天经》后姚广孝所作题记将道衍官衔误作"僧录司右善世",也使该史料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泰国南传佛教的早期传播分析

泰民族为追求解脱而选择南传佛教,庇护思想与制度的形成、短期制出家习俗的流行推动其传播和发展。素可泰初期佛教开始传播,但发展缓慢,直到素可泰后期,特别是阿育陀耶王朝萨迪纳制度改革中,官员的短期制出家习俗制度化以后才有较大的发展。19世纪后期萨迪纳土地制度解体,泰国南传佛教步入现代发展轨道。

古代蒙古族传统宗教文化心理对元朝政治的影响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主要是由于他们传统宗教文化多神教萨满信仰的强势存在。在中国历史上,佛、道等宗教的隆盛,很多是因为统治者对神道设教的扶持和宣扬;元代各种宗教并存,而且达到相当繁盛的地步,主要是由于蒙古贵族虔诚的神灵思想的作用。元朝统治者只是出于朴素的功德或功利思想尊崇各种宗教,而并没有把宗教作为设教化民的统治工具。

佛教果报观与传统报应观的融合

印度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焦点在于生命意识和伦理道德的差异。为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佛教果报观作出巨大让步，实现了中国化。其显著标志是承认现世报，肯定人世的福寿利禄，接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在保持固有的戒律性、出世性、精神性和个体性的基础上，接受了传统报应观的伦理性、现世性和功利性。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完全合二为一是在民间信仰，二者之所以融合无碍，是因为民间报应信仰本质上是浅薄的实用性的信仰，所关注的是个人和子孙现世的幸福以及来世好报，没有门户的羁绊和学说的顾忌。

试论北朝家庭的佛教信仰

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教信仰家庭化的趋向日益明显。北朝家庭的佛教信仰,具有极为鲜明的特点,即以家庭和家庭成员为关注焦点,重视宗教信仰实践,并且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当时的家庭,之所以成为宗教信仰的单位,一方面在于环境的熏染,另一方面,也根源于家人的有意弘传。

泰山信仰功能的演变与佛教中国化进程

泰山治鬼观念在两汉时期民间已普遍流行。佛教初传中国,为了传播的需要迎合民众的传统思想将地狱说成泰山。魏晋时期,在佛道两教的共同利用下泰山府君成为民间流行的掌管冥间之神。随着佛教的深入发展,人们普遍接受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说,梁齐以后,阎罗王信仰开始占据优势。唐代,地藏菩萨特殊的地狱救度功能使它在民间迅速流行逐步成为地狱之主,阎罗王和泰山王变为冥神之一。至五代宋初,形成了以地藏菩萨为主神与阎罗王和泰山王等十殿阎王结合的地狱诸神体系,实现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也标志着佛教冥报思想中国化的最终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