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佛教赈灾活动的基础

辽代在其200余年的统治中经历了多次自然灾害,除了政府有组织的赈灾活动外,民间自救也是辽代赈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些民间赈济中,有许多佛教寺院和佛教徒参与其中。坚实的理论与雄厚的经济基础是佛教徒的赈灾活动在辽代能够顺利开展的后盾。佛教的慈悲观和寺院经济的发展构成了辽代佛教赈灾体系理论与经济基础的两大来源。

佛教信仰与北朝时期的社会救济

北朝时期,佛教在北方广为流播。在佛教经典所倡导的福田思想的影响下,广大信众积极投身于社会救济事业。他们通过救助贫乏、赈济饥荒、举办斋会、施医舍药、敛葬贫民等方式,对大乘佛教所倡导的菩萨行思想予以践行。从根本上说,根植于佛教信仰基础上的社会救济是佛教教团传播宗教信仰并促使信众皈依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对于弥补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缺失,打破依靠血缘和地缘维系的联合,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代画像石中的佛教环境生存智慧

尽管从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石不是纯粹的佛教绘画,但它蕴涵有丰富的早期佛教存在论生态审美观念。这种审美观念的产生,与当时特殊的文化转型背景有着密切关系。通过汉画像石直观生动的表现,我们在领略早期佛教无情有性、众生平等这一心灵金弦的氤氲热气之外,也可以感受生态灾难警示、命运终极关怀这个醒世木铎的悲壮与厚重。这些作为两千年前墓葬依附物而保留下来的文化遗迹,对于当前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巴蜀弥勒文化考论

佛教传入巴蜀始于后汉,净土僧侣传播其宗诸经,则时代较后。本文所考论者即净土历史文化及弥勒信仰入蜀之途径,传法高僧弘扬该宗之历程,嘉州大佛弥勒文化之影响。弥勒文化慈善济世,普爱博施的宗风经累世传承,形成了对社会民众受灾莫不广施赈救的优良传统。这种赈灾救难精神为后世的慈善事业开乎先路,应该给予肯定。

从疾疫应对到慈善救助:唐代佛教病坊的功能演化

南北朝时,病坊即已出现,但早期的病坊只是患病僧人修行的场所。唐代,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世俗化和平民化,病坊收容对象已不限于修行者,亦包括了普通百姓。唐初的病坊作为寺院中的医疗机构,具有自发独立性的特点:一方面,病坊的运作空间是独立的;另一方面,病坊运作管理亦完全不受政府干预。武则天之后,随着政府对于病坊控制的逐渐深入,病坊由纯粹的医疗救助组织变成了综合性的慈善组织,但官督寺办的形式导致病坊治理上的梗阻,并造成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宋代继承了唐代的病坊体制,在管理上设计了更为完善的约束机制。病坊发展反映了国家救助体系的日益完善,亦代表了儒家伦理与传统佛教慈善理念的融合。

从普陀山二十四孝浮雕看佛教对儒家孝文化的接受

明代石刻儒家《二十四孝》浮雕是普陀山佛教文化会通儒家文化的历史见证。这一事件,是观世音菩萨慈悲精神暗合儒家文化主张的内因表现,也是普陀山高僧在明代皇家崇佛、明末高僧隐士倡导儒佛融合与会通思想影响下的必然产物。

略论唐代佛教对鳏寡孤独三疾人群的救助

佛教对鳏寡孤独三疾人群的救助是唐代民间救助的主要形式之一。慈悲观、福田思想及因果报应论是佛教救助鳏寡孤独三疾人群的思想基础。唐代病坊起初是佛教救助贫病疾苦的机构,置使专职的出现使其被纳入国家的救助体系之中。唐代病坊救助的对象包括鳏寡孤独三疾人群,而实际操作中,其救助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唐代佛教救助鳏寡孤独三疾人群的方式,主要有布施、收容、疾病救治及精神抚慰等几种。

新罗自然灾害及其应对研究

新罗历史上共发生自然灾害346次,以旱、地震、饥荒、蝗等四灾为主,并且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区域广泛性与差异性等特征。灾害致使新罗农业生产损失严重,大量人口流失与死亡,发生多次大规模的饥民起义,佛教发展受阻。为此,新罗统治者制定了多样化的应灾措施,大体包括赈济、安辑、劝勉农桑等,佛教亦以法会、祈雨等活动参与其中,其应灾能力日趋成熟。然而,这依然存在不少问题,诸如,过度依赖政府与佛教力量,民间应灾能力较为薄弱,以及缺乏实际有效的救灾措施,如政府借贷、减免徭役、社会救灾力量等。

明清闽南家族与佛教的社会救济

晚明以来佛教在社会救济事业远不如唐宋以前,除了政府政策的立意、乡绅势力的积极涉入与新兴民间宗教的相继参与,及频仍的战乱局限了佛教的社会救济能力外,如闽南地区某些寺僧受雇于宗族家庙(寺),担任提供宗教服务的神职人员,代为执掌祭拜家族先人的祭祀工作,流为家族之附庸。而这层雇用与依附的关系,似乎也隐藏着明清时期寺僧难以独立承担社会救济的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要素。透过闽南地区的几部家谱资料,就寺僧与家族在社会救济方面的推动与互动关系,进行更具体的观察。

晚清天津慈善兴起的原因探析

天津早期慈善社团发端于明末直隶巡抚李继贞于崇祯十二年(1639)创办的养济院。清朝建立后,天津作为京畿门户,地位愈加重要,清政府在此相继创建了养济院、育黎堂、天泽会等慈善救济机构。民间也出现了兴办慈善机构的热潮,各种慈善机构为天津贫困人群提供了生活保障。天津慈善社团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天津地理自然环境和工商业的发展状况、传统儒释道思想及政府官员对慈善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中古北朝佛教与社会救济

中古时期,佛教盛行,不仅佛教造像刻经发达,也产生了重要的佛教救济事业。佛教传入中国社会,不仅为中土提供了超验的神学体系和独特的宇宙解释系统,而且其完整精致、充满同情的伦理价值体系对于中国社会以儒学为主的伦理道德也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在现实层面,佛教则为民众主动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可能性。

山东滕州新发现佛教内容汉画像石的初步研究

山东滕州汉画像石馆藏有一块疑似早期佛教内容的汉画像石。本文通过对其图像志的分析,结合山东地区其他汉画像材料,并将其放置在汉代佛教初传中国的视野中,将其初步定为"胡人礼佛"题材的汉画像石。这一图像与同时期犍陀罗美术中"梵天劝请"佛传故事图像形成可供对比研究的序列,代表了早期佛教与中国本土神仙信仰和儒家信仰在鲁南地区的碰撞和融合,对研究早期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汉画像石中新发现的佛教故事考

佛教传入中土以后,给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艺术注入了全新的因素,这从汉画像石中也能找到迹象,如汉画像石中所见须大拏故事。可由此找寻佛教在汉代传播的证据,并藉此探讨佛教故事的流变及其对中国小说的影响,探讨佛教初入中国后所见文化事象。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古尔沟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2014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古尔沟镇古尔沟村发现两处摩崖造像,其中一号摩崖造像共9龛,分布于一不规则四棱锥形的天然岩石之上,年代判断为唐宋时期。该处造像有明显的汉地风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号摩崖造像2、5、7、9号龛的台座下均有方柱形束腰,这种形式的束腰不见于周边地区同时代造像,可能属于地方独特的造像因素,是杂谷脑河流域最早的一处摩崖造像,为研究唐宋时期岷江上游的佛教传播、造像艺术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