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佛教赈灾活动的基础

辽代在其200余年的统治中经历了多次自然灾害,除了政府有组织的赈灾活动外,民间自救也是辽代赈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些民间赈济中,有许多佛教寺院和佛教徒参与其中。坚实的理论与雄厚的经济基础是佛教徒的赈灾活动在辽代能够顺利开展的后盾。佛教的慈悲观和寺院经济的发展构成了辽代佛教赈灾体系理论与经济基础的两大来源。

辽宁北镇偏坡寺诸遗址性质的再探讨

辽代佞佛始于萧绰。建佛寺依附帝陵始于萧绰葬于辽乾陵后,寺院与陵墓相结合的陵区规制,影响到其他贵族墓葬,形成了墓寺相邻的葬俗。位于辽乾陵北的偏坡寺诸遗址为辽代皇家寺院——崇仙寺,崇仙寺建筑布局与同时代的密宗佛寺建筑布局相似,大殿供奉密宗大日如来,东配殿供奉药师佛,西配殿供奉阿弥陀佛,前有东钟西鼓二楼,骆驼峰顶有相当于法舍利塔性质的藏经阁,起尘沾影覆之功效,佑福山坡下的辽乾陵。辽代陵墓、佛寺、佛塔三位一体的建筑布局,是辽代中期以后皇族及贵族墓葬的一大特色,也是辽代崇佛、佞佛的具体体现。

辽代摩羯形象崇尚观念的形成

摩羯形象自东晋随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不断与本土文化融合发展。辽代,摩羯形象的技艺处理与应用达到巅峰,形象刻画更为细腻,应用范围更为宽广,同时其文化内涵也更为丰富。辽朝社会普遍形成摩羯崇尚观念,这种观念是辽朝社会多元文化格局下的产物,受到唐代社会文化的影响,也是佛教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彰显了契丹人开放包容的民族性格以及民族大融合基础上高度的文化认同和能量汲取意识。

辽代佛教邑社补议

辽代是中国佛教邑社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邑社没有整齐划一的组织体系,其领导职务构建明显是从世俗职官体系、佛教僧官体系中借鉴而来,邑众成分呈现多样性特征,邑众地域构成主要以自然村为单位。邑社与寺院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彼此处于平等地位,不存在隶属关系。邑社增加了邑众之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有效推动了辽代佛教的发展,亦促进了辽代的国家认同与地方秩序的重建及维系。

从《新编诸宗教藏总录》看辽朝佛教

辽朝佛教史料稀缺,但高丽义天所编《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以下简称“义天录”)中却收录了多位辽朝僧侣所撰佛学著作,为世人了解辽朝佛教发展情况提供了珍贵史料。辽朝与高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辽人所编佛学著作为义天所熟知。根据《义天录》可知,在辽中后期佛教取得了较大进步,佛教义学走向繁荣,且华严宗、密宗及律宗开始崛起。

北朝晚期佛教摩崖刻经书法艺术研究

北朝晚期的佛教摩崖刻经是在"末法思想"和"灭佛运动"的影响下,以护法为目的而依山凿刻的巨型书法作品,以使佛陀教义"逢劫火而莫烧,对灾风而常住"。通过对可感不可见的佛学理念的观照,塑造出了可感可见的书法形象,使刻经作品具备佛教的审美特质,创造出了独特的"刻经体"书法样式。这些摩崖刻经不仅仅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作品,被誉为"大字之宗,榜书鼻祖",更是书法的形式与意义相统一的典范之作。摩崖刻经以其具有佛性的文字形象及其经文本身共同构建了佛教的文字般若,使人们通过对文字的观照领悟佛法实相。其书法空寂庄严、肃穆雄浑,开创出了独特的宗教审美意境和书法表现形式,这是其伟大的创造,也是佛教艺术史和中国书法史上不朽的杰作。

隋代独孤皇后与佛教关系述论

隋代独孤皇后,不仅是隋文帝朝政治系统中的核心人物,也是隋朝皇室中一位敬信佛教的重要人物。这位有着浓厚佛教色彩名字的皇后,长期听受入宫僧尼讲经说法,从名僧法纯受菩萨戒;向僧人和寺院布施大量财物,为亲人及尼姑建立寺院四座,施造"一切经"用以流通供养,并参与了隋文帝分舍利事件;其过世后,被认为往生西方极乐净土,隋文帝广延大德行道超度,并为其营造了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寺院。所有这些在"正史"中是几乎看不到的,特别是其施造佛经在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意义重大。文本涉及的独孤皇后与佛教的很多重要问题,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

从大同辽金时期的建筑遗存看佛教的特征

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后,就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自身思想和教义的调整。到了辽金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一种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外来宗教文化。古都大同拥有较多辽金时期的佛教建筑遗存,这些佛教建筑遗存的寺院格局、佛塔类型和佛像供奉等情况,都突出地反映了佛教本土化的特征。

佛禅与辽金文人

佛教在辽、金都有较充分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差异。辽朝佛教侧重于法事活动,较受统治者重视,以华严宗、密宗为主流;而金朝佛教则以禅宗为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派别,虽佛门与皇权的关系微妙,但佛学发展水平略高。两朝佛禅浸润士林,许多文人习染佛禅。各族文人亲近山水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与佛禅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辽、金300余年间出现了不少出入佛禅并对此有精深造诣的文人。他们对佛禅的态度可大致分为奉佛行禅者、佛内而儒外者、以佛禅为消遣和享乐者、以较为科学的精神研习佛学并从中汲取思想和创作养分者、排抑佛禅者5类。后期文坛领袖李纯甫、赵秉文与佛禅的纠葛一明一暗,典型地反映了本时期文人沾溉佛禅的趋向。出入佛禅的文人受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往往对各种学说杂采并蓄。两朝文人亲佛染禅的史例中还透露出一些关于禅宗发展史实方面颇有价值的学术信息。佛学禅法在文人圈内广泛流播是其向文学深层渗透的前提。

辽朝鲜演的华严思想

鲜演华严思想的主要内容为:一是继承了唐代华严学的"真心"与"法界"等核心理念,二是吸收改造了天台宗的"止观"、"性恶"及唯识宗的"性相合一"思想,三是批判与融会了禅宗的"顿悟"与"一心"思想。鲜演的华严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唐代华严思想的内在理路及基本精神,反映了唐代华严学在辽代的传承与复兴。

关于968年京兆府国子监里的《佛道图文碑》

作于北宋初期并置于京兆府国子监的《佛道图文碑》集佛教和道教经文于一体,还有难得的卷首线刻图,并有赞助者和作图者名录。本文通过辨识图像内容及其与经文的关系,着重于图像研究,分析画像中有意味的细节,体察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图像变化和历史意义。

辽朝燕京佛教述论

辽朝皇帝多崇奉和提倡佛教,在燕京幸寺饭僧,刻印佛经,修建寺塔,敕赐名额,作碑护持,礼敬名僧,对燕京佛教加以扶持。辽朝时期,律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净土宗、法相宗等各宗均有名僧在燕京弘传佛教,修建佛寺46所,形成北京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繁盛。不过,辽朝佛教虽然繁盛,但仍落后于中原地区。观察辽朝的燕京佛教,既要看到它的繁盛一面,也要意识到它的不足,这样才是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佛教对辽朝社会的影响管窥

从辽朝社会一直存在的钱币供应危机,元宵节燃灯供养佛塔、舍利,佛诞节、盂兰盆节的习俗,以及寺院成为社会文化中心,佛学成为契丹王朝的精神支柱这些社会现象来看,辽朝确实是一个宗教盛行、整个社会虔诚信佛的朝代。

辽金元佛教与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在契丹、女真、蒙古诸族在进入汉地并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入与汉族的交流,这种交流与其接受汉地文化同步,而佛教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有力地推进了这些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程。这也是中国佛教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

悬泉汉简与伊存授经

悬泉汉简可为"伊存授经"的可靠性提供新的印证。首先,悬泉汉简中"大月氏简",证实了西汉末年大月氏与汉朝通使的情况,呈现了"大月氏王"与"五翖侯"并存的状态。其次,悬泉汉简中"小浮屠里简"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也大都与"伊存授经"所体现的大月氏佛教传统有关。还澄清了目前世界上年代最早的佛经写卷,并非大月氏佛教的产物,并梳理出公元前后大月氏接受佛教的史实。

崇佛政策与辽代灭亡

辽代崇佛之势远胜同期的南方政权。作为一种文化,佛教曾对辽政权的建立与巩固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后世却有"辽以佛亡"之语,认为崇佛加剧了阶级矛盾,使皇帝疏于政事,最终导致亡国。其实,辽亡与崇佛的关联,绝非简单的崇佛之故,而是几无限制的崇佛,其深层原因则是统治者及其制定的佛教政策使然。

从应县木塔秘藏看辽代西京地区雕版印刷业的兴盛原因

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的发现,给辽代雕版印刷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归纳辽代西京地区雕版业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西京大同曾是北魏国都和辽代行都,文化传统深厚;二是辽代推行尊孔崇儒国策,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三是北魏至辽代信奉佛教,佛经刻印盛行;四是西京地区农牧业和手工业发达,经济相对发达;五是西京地区交通便利,人口密集,便于书籍流通。以上因素造就了辽代西京地区发达的雕版印刷业,为金元雕版业走向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华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黑水城出土《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探微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刊有题名为《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写本文献一件,编号TK252号。在各家针对后晋可洪所撰《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的研究论著中鲜有提及此本。在对黑城本《随函录》的考证过程中可以看出,其版本并非简单抄录原本,而是信徒在参读《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过程中,以原本《随函录》为参照,自行增订摘抄之物。而黑城藏本仅存《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部分的现象,则与西夏当时的佛教背景相契合,此种背景亦是受到辽代佛教的影响。

虚拟与真实:唐宋辽金时期佛教影响下的地理表述

唐、宋、辽、金时出现了一种较为特殊的地理概念表述方式,即将佛教虚拟概念"南瞻部洲"和现实行政地理两者结合。这种地理概念表述方式最早出现在南北朝,唐代仅见于文人文集和僧侣戒牒中,而到宋、辽、金时则在造像题记和买地券中大量出现,反映其在平民阶层开始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接受。这一传播现象,既体现了文人精英阶层所秉持的华夏中心观对佛教地理观的排斥,也表明在这一时期佛教已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之中。

从佛教文化视角看武则天的历史位阶

纵观武则天参政执政44年的治国轨迹,表明她是一个多层面的历史人物。她开设殿试制度、实施吏治制度、改革农业制度,推动了社会进步,不失为唐代有作为的政治家。而她造寺、塑像、写经特别是支持译经、组织刊定众经目录,虽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在客观上也有力地推动了唐代佛教文化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