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管佩达的中国女性研究

以女性研究为切入口,在“宗教之于女性”和“女性之于宗教”的双重研究路径下,管佩达对“传统”中国女性信仰生活进行了考察。她以中国女性自我书写为材料,在中国佛教文化中发现了女性之内在精神与自我认同,探究了佛教女性之诗歌创作和女性交往历史,重构了这些女性的真实生活语境,还原了她们在佛教历史上的主体性。管佩达以其女性研究的“中国经验”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资源,将跨文化视域、平易化表述和从边缘观照主流的方法相结合,应对西方女性研究之困境。

信仰与文学——以敦煌斋愿文为中心的考察

敦煌写卷中保存有大量的斋愿文类作品,这批作品多是当时佛教文化活动的产物。敦煌愿文类作品体式多样,情感笃实,体现出隋唐五代时期敦煌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的深厚文化积淀,也反映出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的社会习俗风尚。敦煌斋愿文不仅佛教特征突出,文学色彩也很鲜明。笔者通过对敦煌写卷中斋愿文类作品的考察分析,对信仰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佛教已经深入到当时敦煌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和民俗娱乐之中,文学赋予信仰以“有意味的形式”,充实的力量和美的色彩,信仰由此得到更为确切的表达,其精神内核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南朝士大夫的佛教信仰与文学书写——以江淹为考察中心

南朝士大夫的佛教信仰与文学创作关系密切,江淹就颇具代表性。江淹一生历仕宋、齐、梁三朝,以文章诗赋见重于世,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与佛教相关,仔细考察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佛教思想及其生存背景可以发现:江淹对佛教的尊崇主要表现在玄理和宗教信仰两方面。在玄理层面,江淹受到当时流行的大乘佛教学说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其对《法华》《涅槃》"法身常住"学说、《般若》"离着"思想的爱乐,并以之构建《无为论》中的"大人"境界,处理仕隐实践;在宗教信仰层面,因历仕南朝宋、齐诸王的特殊经历,江淹接触到当时盛行于荆州地区的禅法,有坐禅与诵经的修习。这种玄理与信仰相结合的特点,代表了中古时期中国士大夫的一种文化风尚。

信仰论政治的历史建构及其意义——云南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与王权关系

所谓"信仰论政治"中的"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即通过权力对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的垄断而展现出来的象征权力,它是经由宗教的、与非宗教的历史事件而逐步建构起来的。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来看,佛教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发展与变迁,充分展现出了佛教信仰之神圣系统是如何进入王权的统治秩序,又如何通过王权的运作机制,成为了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建构的神圣性基础,从而重新塑造了国家统治及其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公权力之合法性的超越特征。可见,佛教信仰的实践及其表达,一旦与国家权力及其制度紧密整合,便会具有了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之信仰特征。就此而言,南诏大理国时期对于佛教信仰之推崇及其权力运作机制之中对佛教信仰的最大依赖,实际上就是这种"信仰论政治"之意义在佛教信仰中的具体历史实践。

《红楼梦》中的礼佛与念佛

在《红楼梦》中,贾母、王夫人、刘姥姥保持着相似的礼佛习惯,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下层女性共同的精神生活信仰。这种礼佛风气同时又影响了人们的口头语言习惯。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与古典文艺美学的不解之缘

中国传统翻译译论与古典文艺美学一脉相承,传统翻译译论不仅吸收了文艺美学的理论思想和原则,还借鉴文艺美学的研究方法。本文按照中国传统翻译译论演进过程和发展的轨迹,重点对佛经翻译思想、"信达雅"原则、"神似"和"化境"说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旨在证明中国传统译论与古典文艺美学有不解之缘。

唐宋舍利信仰变化——以泾川出土舍利铭文为例

舍利信仰是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佛教传入中土后逐渐流行。隋唐时期各种舍利感应之瑞祥不断涌现,以佛骨为主的舍利埋葬制度成熟。宋代舍利信仰的神圣化特征开始淡化,佛骨舍利、高僧舍利以及各种舍利替代品开始出现。泾川县先后三次发现舍利和舍利铭文,可以从中了解中古时期舍利信仰的变化。

民间佛教的学理诠释与中国佛教史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佛教史的认识一直受制于精英阶层对经典的学理诠释,而忽视了民间阶层对经典的实践运用。在这两种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经典对待中,经典意趣呈现出重大分野,并开启出不同的发展路径。随着权威的退场与信仰的浸入,民间社会完全颠覆了经典诠释的本有体系,形成与精英佛教彼此呼应的民间佛教,从而塑成中国佛教雅俗共存的内在结构。我们不但可以从经典诠释及其实践变异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更可以借鉴经典诠释的理路对这种信仰型佛教进行学理性诠释,并藉此获得对中国佛教史的重新认识。

玄奘法师与弥勒信仰

玄奘法师是中国古今闻名的一代高僧,弥勒信仰是玄奘思想和行为中比较重要的一面。玄奘本人的宗教热情、弥勒信仰为众生决疑的特点、弥勒在瑜伽行派中的地位以及玄奘本人的精英意识决定了玄奘对弥勒信仰的倾心,当然这也是玄奘西行求法的间接因素。玄奘的弥勒信仰也体现出中国佛教信仰精英与大众的分野以及背后的佛教中国化还是中国佛教化的大问题。

明清妇女生活与佛教信仰

明清时期佛教信仰在妇女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妇女俗尚佛事。这些佛事与妇女生活密切相关,一方面成为她们精神上的寄托,另一方面也使她们得到了休闲娱乐和社交的可能。社会的崇佛风气、佛教自身的吸引力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这时期妇女信佛普及的原因。

菩萨引路:唐宋时期丧葬仪式中的引魂幡

晚唐五代敦煌出现引路菩萨接引亡者像,画面上引路菩萨手持引魂幡,具有接引亡魂往生的信仰意义。引路菩萨接引亡者像具有鲜明的宗教意涵,引魂幡无形中包含了神秘的信仰意味。这种带有明显佛教特点的引魂幡,是儒家旌旗制度在中古佛教影响下的一种变体。在唐宋时期,佛幡与儒家传统旌旗在丧葬仪式中的融合和创造,形成了引魂幡。

敦煌寺院戒牒文书所反映的净土信仰研究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数十件戒牒文书,大体可分为俗人戒牒、僧尼戒牒两类。这些度牒文书使用于度牒仪式,举行仪式的地点是敦煌当地的三界寺、龙兴寺、大云寺等寺院,以三界寺居多;其授戒师则多是三界寺的道真。本文对戒牒文书中三师的历时变化做了研究,认为这些戒牒文书的少部分采用归义军以前的戒牒式样,多以释迦牟尼佛为和上,以文殊师利为羯摩阿阇梨,以弥勒菩萨为教授师;而大部分作于归义军时期,以阿弥陀佛为坛头和尚,以释迦牟尼佛为羯摩阿阇梨,以弥勒菩萨为教授师。后者突出了阿弥陀佛的地位,并且在三师中最终确立了以阿弥陀佛为坛头和尚,以弥勒菩萨为羯磨阿阇梨的格局。阿弥陀佛和弥勒菩萨都是净土信仰中的教主,他们在三师中占据三分之二的席位,这反映净土信仰在敦煌地区民众心理上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晋北古村镇佛教信仰与民俗生活——以云冈镇吴官屯村佛教信仰为例

晋北作为我国北方汉民族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对于接受异民族宗教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其中该区域古村镇民众又是最先接纳佛教的特定群体。本文以晋北地区佛教圣地云冈石窟为中心,选取云冈石窟所在地云冈镇吴官屯村为研究对象,通过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试图从整体上对古村镇的民间信仰进行梳理,进而分析调查当地民众的物质生活、人生仪礼、岁时节日等各个方面与该地佛教信仰的联系。通过探讨佛教信仰嵌入古村镇普通民众民间社会生活的诸多层次,揭示出佛教信仰背景下的社区公共活动与村际关系的相互联系,进一步说明"信仰"作为一种"软机制"在古村镇民众生活中的重要功用。

李提摩太以耶释佛英译《大乘起信论》探析

"佛学第一入门书"《大乘起信论》在20世纪最初十年两度英译,也引起了教、学两界的关注,其中,李提摩太以耶释佛的翻译方式更是引起了众多关注和争议。文章探讨了译本以耶释佛背后的价值取向以及李氏以耶释佛的表现形式,并尝试以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考察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语境,进而发掘和肯定了译本的文化建构意义。

隋朝民众佛教信仰的历史考察——以造像题记梳理为中心

隋朝佛教造像题记是民众群体意识与信仰心态的真实写照。通过对目前收集整理的203则造像题记的分析,总结出隋朝民众的佛教信仰具有五个突出特点:其一,地域性。民众信仰的空间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尤其是山西和河北,且不同地区的造像形式与信仰内容各有特色。其二,多样性。信众阶层较广,以平民为主。造像组织形式多样,家庭合作和“拟血缘群体”的邑义合作相当普遍。其三,集中性。民众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观音、释迦佛、阿弥陀佛、思惟菩萨和弥勒佛等。其四,家庭性。民众祈愿的核心对象是其家庭成员。其五,功利性。祈愿是民众信仰功利性的行为折射。

中国“走出去”翻译的困境与忠实概念的历史局限性

中国以"走出去"为取向的文学(文化)翻译文本常受到不忠实原文的指责,而忠实的译文文本在目标语中又往往少人问津,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翻译陷入困境。困境的产生要归于忠实概念的历史局限性。本文尝试剖析中西文化中数百年的译入实践与忠实概念形成的历史过程,揭示译入实践的历史局限性与忠实的历史局限性的内在联系。并且从翻译对象,文化态度、翻译行为的目标取向和外部联系三个维度阐释译入与译出实践的本质区别。本文认为,译出与译入是两种不同的翻译实践,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翻译是典型的译出实践,基于译入实践生成的忠实概念无法充分解释,这个概念需要加以修正,这也是中国翻译经验的独特价值。

东晋南朝的《小品》般若信仰——以《世说新语》与《冥祥记》为中心

《小品》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为流传,备受关注,译本较多,对社会影响颇大。从《世说新语》可见《小品》经为佛教义学之大宗,以其名理而为时人所重,在僧人及名士之间为争谈玄理而举办的论议会上得以传播。另一方面,为普及佛教,释氏辅教用书《冥祥记》等中所记《小品》经却盛赞诸种现世功德,以讲身边故事的方式向普通民众传播。《小品》经这种在知识精英和庶民群中不同的传教方式,展现了佛教文化面对不同受众而实施"应时而语"的宣传策略。

禅苑胜会:明前期法海寺与宦官之佛教信仰

法海寺系明正统四至八年御用监太监李童所创建,为明前期宦官建寺之代表。李童营建法海寺,有为自己修福并兼作生坟佛寺之目的。从法海禅寺之名称、建筑布局、塑绘艺术、开山住持及第一代住山僧众之组成来看,法海寺作为禅寺之性质是明确的,该寺也是按照禅寺来布局、规划。法海寺大雄宝殿塑像、壁画之配置,既与禅寺性质、朝廷佛教政策及宫廷趣味相符,又满足了李童等宦官之心理需求,可以看作是明前期以李童为代表的宦官佛教信仰形态、方式之体现。

论日野名子对禅思想的接受

本文以镰仓时代的女性日记《竹向日记》为对象,讨论了日记作者日野名子的佛教信仰。主要分析了日野名子皈依禅宗的原因,她对禅宗教义的理解,以及名子禅修行的本质。在把握名子对禅宗思想的接受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古代日本贵族佛教信仰的共同特征,以及佛教信仰对作品创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