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时期汾州洁惠侯庙修缮与基层社会治理

宋代将介子推封为洁惠侯并将其纳入正祀后,洁惠侯庙也成为了官方与基层社会互动的平台。从现存碑刻记载的信息可以看出,宋金元时期汾州一地基层官员与民众共同完成了庙宇的修建工作。“修庙”这一活动已成为基层社会中官民共治的典范,既减少了政府行政成本,也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生活秩序,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侧面。

论宋代的甲乙与十方寺制

从佛教社会史的角度,对宋代寺制中的甲乙与十方寺制的区别及其例外情况、"革律为禅"的特定含义,二寺制与佛教戒律精神的错位、十方寺制的起源,二制寺在宋代寺院格局中的动态关系,政府对二制寺的管理,十方制的弊端及其产生原因,十方制在宋代政教关系中的意义等问题作了考论。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

宋代佛教寺院和道教宫观中大量出现御书阁、本命殿。御书阁、本命殿的寺院宫观同官方联系密切:或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许多寺院和道观的僧人和道士主动出资兴建御书阁、本命殿;或由于官方(或皇家)对本命说的尊崇贯穿整个宋代始终,使得一些寺院、宫观中出现了专门为皇家作法事的本命殿。作为官方同佛教、道教联系的中介,御书阁、本命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政治权力向宗教领域渗透,而且反映了僧人道士向统治者寻求庇护的动向,更是佛教、道教服务于当时社会,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

宋元时期名贤祠的特质——以杭州西湖三贤堂为例

名贤祠是宋元时期纪念性祠庙的主要形式。以杭州西湖三贤堂为个案作历时性考察,可以归纳出宋元时期名贤祠的特质:三贤堂的神主选择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教化是三贤堂的主要功能,该功能贯穿其创设、演变的全过程且日益突出;三贤堂创废的行为主体是地方官员,决定性因素则为国家政治;三贤堂的神圣空间由神主生前活动场所与具体历史语境共同确定;三贤堂神圣意义的构建比较容易实现。

南宋的多元文化与文学流派

北宋的主流文化是士大夫文化,因长期党争而士风渐坏,在南宋的政治环境中这一文化逐渐衰落。由于统治者的扶植,且顺应了时代之需,南宋理学大盛,理学家留意于文学理论和诗文创作,朱熹尤有建树。宋代士大夫普遍悦禅,参与了禅林文化建设,南宋禅僧多追求文人的生活意趣,诗歌不乏佳作。南宋地狭官冗,读书人沦为"谒客",江湖文化遂成廊庙与隐逸外的主要文化形态,江湖诗派为此时的重要流派。

两宋时期温州寺院碑铭书写的社会史研究

北宋时期温州寺院碑铭的书写者以僧人或者施主为主,南宋时期本地士大夫则成为碑铭书写的主要力量,寺院碑铭书写也日益成为士大夫寺院活动的呈现。从书写史的视角来看,寺院碑铭不仅呈现两宋之际温州佛教的兴衰历程,也反映了寺院从信徒的宗教活动中心演变为镶嵌于文士思想、文化、仕宦或日常生活的特殊场域的历史过程。由此可见,书写史可以为社会史研究提供更加切近历史情境的线索。

宋元时期藏区寺院经济发展的原因

宋元时期藏区佛教的复兴迎合了藏区社会变革的需要,佛教有了赖以发展的基础,藏族社会各阶层开始广泛信仰。藏区地方封建势力与寺院集团的结合、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中原王朝对藏传佛教的推崇,促使寺院集团充分利用其宗教、政治特权,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发展寺院经济,并逐渐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经济力量。

地方孔庙的普及与覆盖:宋·辽·金·元

宋至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孔庙大发展的重要阶段。本文通过统计的方法进行各项数据整理(尤其是GIS技术的运用),将定性的分析、判断、总结与定量的归纳、解析、模拟相结合,揭示了该时段地方孔庙的普及与覆盖的动态过程。

宋元禅寺中住持的象征与权力

宋元禅寺中的住持是代佛扬化、续佛慧命、传承法脉的实践者,是禅法的象征者,堪称"人天眼目"。住持因在其所具有的佛法上的象征意义,使他们成为禅寺的行政首领。可以说,对住持这个寺院最高管理者来说,其地位的变化与权力的增长,都与其本初的象征意义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作为住持独享的特殊居住空间——"方丈",亦被纳入禅寺中,成为住持专属的居所,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

陕西麟游青莲山寺摩崖造像调查

陕西省麟游县青莲山寺摩崖造像共有十六龛,可以分为三期:其下层五龛雕造于唐太宗贞观年间,上层四龛补凿于贞观晚期至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执政之前,而其余各龛为北宋补凿。在题材上,青莲山寺摩崖不仅有一般的佛与菩萨组合,还有显明的佛传题材。K3与K13很可能表现的是西土传法祖师像。K8的炽盛光佛也是唐以后流行的题材,宋代补凿的K4表现入宋以后流行的水月观音像。从供养人像来看,这处摩崖造像的主要捐资者是女佛教信徒。各期龛像均表现出了浓重的民间地方风格。

大理佛图塔藏宋元时代佛经纸张的初步研究

为探讨云南地区古代文献的造纸工艺,对大理佛图塔藏宋元时代佛教经卷进行实地考察和取样。用光学显微镜进行纤维形态分析,发现佛教经卷都采用桑皮纸,抄造时加有填料,浆料打浆度较低,成纸后经过染潢等处理,有的纸张浆内施胶加填进行了施蜡加工,其工艺类似于唐代的硬黄纸。

《五山十刹图》径山方丈椅的研究

研究表明径山方丈椅是新发现的又一种宋代圈椅。它是在S形弯腿、鼓腿膨牙、有托泥的椅座上,用靠背和固定在座面后方的弯曲立拄支撑椅圈的圈椅,其产生年代最迟在公元1248年。它证实了在宋代圈椅上已应用托泥,而不带托泥的弯腿圈椅,使用年代不晚于公元1238年。弯腿圈椅在造型上有多种款式,丰富多彩,可以有束腰的和没有束腰的等,证明南宋时期圈椅已相当成熟。

宋元之际回鹘崇佛文学述论

宋元之际,伴随着佛教在回鹘民众中不断洪传与兴盛,回鹘佛教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回鹘佛教文学经历了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早期文学作品基本上为译经文学作品,由梵文、吐火罗文、汉文等文本翻译而来的,包括原始剧本、佛传故事、本生故事、譬喻故事,等等;至中后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编译作品或原创作品,一些汉文、梵文佛典被改编成韵文体佛典,还涌现出回鹘文原创作品,包括哲学原著、诗歌、碑文、题跋,等等。回鹘人在翻译汉文佛教文学作品时,倾向于借鉴并综合多种汉文版本,还善于进行一定程度的改编,将散文体编译成优美的韵文体作品。回鹘文诗歌有着独特的押韵方式与韵律节奏,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首韵法。回鹘文佛教文学作品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学以及西域佛教文学的宝库,并对河西地区的蒙古族以及后来的裕固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官府与寺僧:宋元明公益活动的历史书写——以闽南为中心的考察

存世资料显示,宋元明历史时期的闽南,参与公益活动的社会群体,最显著者乃寺僧。他们持续积极投入其中,但更多显现为在官方主导下进行,从中可见闽南地方社会的多元立体面相。在各个社会群体的参与互动下,公益活动的蓬勃发展,昭显出地方社会的良性运行。然而,相关文献遮蔽的孔隙中又显现出,寺僧参与社会公益具有主导性、私利性。官方主导的话语表露,有着更多的历史隐情。追索历史记忆的书写与存世状况可见,僧寺以其雄厚的财力和影响力持续参与社会公益,却难以与官府、儒士群体力量的壮大与历史书写的增多相比,话语权的拥有导致了官府为主导更多参与其中这一历史面相的呈现。

宋代梵净山周边佛教寺院考

宋代是梵净山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结合史志分方位讨论了该时期梵净山周边十一座佛教寺院的建置状况,指出:可确定为宋代梵净山周边佛教寺院的共六座,确证不属于本区域的寺院有一座,可能是佛道共存的寺院有两座,另有两座寺院因史料不充分,不能确考。

宋元时期河北临城的密宗陀罗尼信仰

自唐中期后,佛教密宗经咒广泛流传于民间,且与陀罗尼经合而为一,陀罗尼信仰在僧、俗两界广为流传。以河北临城北宋嘉祐五年的"顶尊陀罗经幢"和元至元六年的《真定府赵州临城县崇法院普润大师寿塔记》为例,分析陀罗尼经幢的建造缘起,宋元时期河北地区陀罗尼信仰的流行情况。两座佛教经幢为研究河北临城区域文化、民间信仰和河北佛教文化史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资料。

余靖《寺记》与北宋韶州禅林发展探析

北宋时期的韶州,社会相对稳定,禅林发展兴旺,僧多、寺多、信佛者众。在历史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下,各寺院的住持弘扬农禅经济管理模式,中兴寺院、弘扬佛法,从而推动了韶州禅林的进一步发展,对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唐宋时期五台山佛寺及其对游历活动的影响

唐宋时期,由于五台山文殊信仰中心地位的确立、封建帝王的扶植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五台山佛寺繁盛一时。其时佛寺遍布山林、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以佛寺为依托的宗教活动也日趋兴盛。壮丽的佛寺吸引了数量众多的游历者,以佛寺为依托进行的宗教活动也吸引了大批的朝拜者,促进了五台山游历活动的发展。

南宋五山禅林的公共交往与四六书写:以疏文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五山禅林的四六疏文包括劝请、山门、诸山、江湖、化缘等种类,作者多为临济宗大慧派僧人,主要用于公共交往。首先,宋代释疏撰制经历了由文人疏向僧人疏的转化过程,五山禅僧作为独立的创作群体出现于南宋后期,表现在文体类别的细化、应用场合的增多、文本载体的丰富。其次,五山禅林住持的选任制度推动了世俗政权与寺院的互动,围绕人事变迁的公共礼仪逐渐成熟,影响了四六疏文的表达策略与辞章结构。第三,五山禅林的寺院建设为募施化缘的疏文提供了广泛应用空间,作者藉助亦僧亦俗的四六语言随机设教,开启了超越凡圣的解脱法门,保持了禅宗文学的当行本色。

从神本向人本的回归——兼论灵岩寺佛教雕塑艺术的审美特色

佛教艺术也像其它宗教艺术一样 ,是以神为本的。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历史演绎中 ,由于社会发展和现实生活的变化 ,以及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佛教艺术的创作者的理性创造和人本主义情结 ,佛教艺术的内容越来越接近人的现实生活 ,越来越世俗化。人本精神自然地、不自觉地乃至自觉地迸现、强化甚至稳固、发展。这种情况到了宋代表现得尤为明显。被誉为“海内第一名塑”的灵岩寺宋塑罗汉像 ,充分体现出在佛教艺术中人本精神从神本主义的回归 ,既不失佛教神祉的精神气韵 ,又具有世俗人物的音容笑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