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面对的是统治的合法性与唐王朝的正朔问题。通过对唐玄宗与唐肃宗的佛教政策的考察,可以发现,作为和武则天同一母族的肃宗,一改玄宗时期的抑佛政策而大力崇佛,显示出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转轮王思想;二是举行佛事活动来维护统治;三是发挥高僧的作用。唐肃宗的崇佛政策有利于在思想上快速凝聚人心,体现了其正法理国的佛教思想。

仲长统皇权批判思想的特质及其渊源

否定皇权和渴望“来世圣人”的外力拯救,是仲长统皇权批判思想的开创性核心特质,这两点决定了他在汉末思想史中的独特位置。仲长统极可能接触并接受佛教平等思想的影响,并将这一思想与西周封建制度和先秦儒学思想相联系,进而大胆否定了秦汉的皇权专制政体。

10—14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思想与汉文化认同——以高昌回鹘佛教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10—14世纪高昌回鹘国的佛教思想以中原大乘佛教思想文化为主体,体现在对心性论思想的重视、对净土信仰的推崇、“三教合一”和佛教世俗化、简易化思潮的流行等方面。高昌回鹘的佛教文化在整体上是宋元中国佛教文化及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昌回鹘对中原佛教文化的认同极大推进了其与中原地区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以及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高昌回鹘佛教思想及其文化认同也是10—14世纪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重要特征。

幸田露伴《风流佛》中的超近代性

幸田露伴是一位横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极富创造力的作家。追溯露伴发表于明治二十二(1889)年的《风流佛》,乍看之下是一部反对日本明治社会西化、修辞技巧极具凝练的作品。从彼时至今,众多研究者将《风流佛》这部小说归类为国粹主义的作品之一。概观中日《风流佛》的研究史,对于主人公珠运和阿辰的情感研究多是从艺术至上理念出发,从而解读最后风流佛来迎的内容。笔者针对这一情节,试图以东洋西洋的制度差异为出发点,结合露伴所接受的佛教知识,从《法华经》的意识形态角度重新解读这一作品。

论傅山佛学思想与诗歌创作——以“五台八咏”为考察中心

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遗民代表,傅山具有深厚的佛学造诣,并且具有勇于探索的参禅悟道精神。傅山对佛教思想并不是一味地接受,而是批判地继承其思想精华。其诗文创作中关于游览寺庙者有很多,尤以“五台八咏”著称。以傅山的佛学思想为研究基础,具体分析探讨其“五台八咏”的佛学思想与遗民精神。尽管这些诗歌是作者出于表达现实需要的目的,而不以阐发佛家思想为主导,但他以禅解儒、融景于情的创作手法,代表了傅山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遗民心态与佛学旨趣。

佛经翻译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通过回顾中国佛经翻译三个发展时期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挖掘中国文学的佛教宗派思想渊源与贡献,探讨了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包括对中国文学主题和题材的影响,对中国文学的语言、风格和形式的影响以及对中国文学宗教性和人文性的影响。由此可见,佛经翻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中国文学多元化和创新性的坚实基础,并将会继续促进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佛教思想对绿色设计理念的解读

从众生平等、因果相依、灭贪嗔痴以及和谐相生等传统佛教思想的角度,结合设计实例对绿色设计理念进行重新解读。倡导人们从精神层面,充分而深入地理解绿色设计所包涵的各种理念及其所追求的核心目标,从而帮助本土设计师在设计实践过程中接受、运用绿色设计理念。

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及其图像

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是中古时期印度、中亚、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思想意识,形成两条相互关联的发展轨迹。其一,基于有关佛钵的释迦佛教化事迹,西北印度约2—5世纪上半叶形成以礼拜、供养为特征的佛钵信仰中心地,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印度、东南印度及西域。中亚4世纪前后佛钵供养与兜率天上弥勒菩萨组合表述传法思想,佛钵已然成为佛法象征。中原6世纪末叶作为潜流存在的佛钵信仰,演化为传法思想发展的依托形式。其二,发端于西北印度的传法思想,与兜率天上弥勒菩萨信仰联系起来。中亚、西域6、7世纪弥勒菩萨信仰与末法及传法图像浑然一体表现,突出了传法的紧要性。中原6世纪末叶佛教图像呈现末法、护法、传法思想集结现象,作为核心的传法思想成为一股强劲的佛教思潮。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以兜率天上弥勒菩萨为纽带互为表里、并行发展,直观地反映了人们的信仰热情和密切文化交流的情况,佛教发展的曲折经历亦同时显现。

张九成佛教观论析——兼论佛教中国化的路径及特点

该文以张九成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为话源,指出张九成的佛教观具有双重性,即在言道方式、生活性情方面亲近佛教,而在心性、伦理方面排斥佛教。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对张九成思想的归宿和儒家学者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张九成的思想特色是“身佛心儒”而非“阳儒阴释”,儒家学者在佛教中国化的程度和特质两个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李叔同出家思想探微

初到杭州,李叔同在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上,主要是持守人文主义立场的。经过一系列事件,其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一方面有了佛教的解脱愿想,另一方面又掺杂进道家的隐逸情怀、儒家的道德追求,以及异教的神恩观念。出家之后,弘一大师的思想完全转向佛教,很快形成了融净土、戒律、华严于一炉的思想格局。其佛学思想虽受到唯心论的熏染,但顺应近世佛教的主流,仍以净土信仰为圭臬。

儒释道思想与中国山水画之“水”的意境

本文通过考察儒释道思想与中国山水画中"水"的意境的关联认为:儒家思想表现在对山水画整体的和谐统一观上;道家思想表现在通过"水"追求愉悦流畅的心情表达、水墨为上的观念形成、以及无墨处皆成妙境的意蕴;禅学思想表现在山水画中"水"的地位提升、"水"的审美趣味、"水"的表现风格与种类发展。儒释道思想为山水画之"水"的意境提供了价值依托,山水画之"水"的意境也是儒释道思想的一个展现方式。

认知与误读——宋代儒士佛教思想论略

至有宋一代,佛教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儒士对佛教常识、佛教教义都有较深入的认知与把握,但也存在大面积的误读;宋代儒士一方面主观地批佛、排佛,另一方面却客观地成就了“批判的佛教”。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不仅有助于弄清宋代新儒学与佛教之关系,也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宋代学术之分野,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佛教中国化的理解。

佛教思想对王维诗歌影响探析

盛唐大诗人王维的诗歌受佛教思想影响极为明显,佛教思想中的世界观、心性论及禅定思想从三个层面深刻影响了王维的诗歌。佛教世界观对王维的影响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对世界构成的基本认识形成了王维诗歌中灵动跳跃的诗意;其二,色空思想影响了王维对生命、人生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因而这些内容在王维笔下往往采用艺术化的方式来表现。佛教心性论中"境随心转"的思想对王维笔下自然景物的描绘产生了极大影响。佛教禅定思想对王维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作品中体物敏锐入微,识理透彻无碍这一点上。

“明道辅时”与“境生象外”——隋唐美学思想的转折与新变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隋唐历史步入了它的中后期。在现实社会发生转折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下 ,唐代中期的学术思想和艺术审美也相应呈现出与前期极为不同的发展态势 ;而这一切无不浸染着士人们的审美意识 ,并渗透于作为时代审美精神集中体现的美学思想之中。尤其是在复兴儒学、儒佛相融等哲学、社会思潮的强烈冲击下 ,唐代中期美学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裂变和转化 :一方面 ,隋唐前期美学中所包含的以儒学思想为基础的审美观念、艺术理论 ,以新的历史形式再度兴起 ,产生了广泛深入的现实影响 ;另一方面 ,受佛学、道家思想 ,特别是盛、中唐之后趋向高潮并在士人中炽热流宕的禅宗思想的浸润 ,沉潜艺术审美独特意蕴、注重艺术自身审美特性以及阐扬艺术本体自性规律的美学思想也逐步趋于深化。这些方面 ,一并使唐代中后期的美学思想以其多维的内蕴和张力 ,直接影响到宋代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形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 ,唐代中后期的美学思潮及其理论既是隋唐美学思想发展的转折与新变 ,又是宋代美学思想发展的滥觞和先声。

论唐代文人对佛教思想的接受

唐代文人士大夫多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就对佛教思想的虔信程度而言,有些文人本身并不笃信佛教,只是把诵经念佛、游览寺院、与僧人交游酬唱作为生活的点缀;有些文人赞赏佛教经典,欣赏佛教的人生态度,接触佛教是为了寻求内心的一方净土,表现自己的人格理想;还有一类文人是出于宗教信仰,注重研习、吸收佛教的思想理论成果,将佛教看作其精神皈依。同时,由于出身不同、立场有别等原因,唐代文人对佛教思想的接受心理也颇有差异,有的是从政治需求去接受佛教思想,有的是由于文化艺术的原因,还有的则是因为情感经历与佛教思想高度契合的缘故。佛教思想为唐代文人提供思考人生的同时,也为唐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读《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浅析梁启超目录学思想

本文以梁启超的《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为研究对象 ,深入地讨论了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指出该文既是对佛经目录的总结 ,又为近代目录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

投子修颙禅师修为研究

宋代高僧投子修颙禅师,对北宋时期官居要职的富弼、文彦博以及"北宋五子"之一邵雍等人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然其现存史料极少,且未有其禅法思想的系统阐释。从其与富弼等弟子的参问、参悟经历以及邵雍的主要理学思想中归纳禅师禅法思想的主要特点,对全面、客观地认识其禅法思想的重大影响有所帮助。

丰子恺美学观念的思想根源探究

丰子恺美学的思想源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康德"审美无利害关系"命题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美学思潮,另一个是传统的佛学思想;前者为丰子恺美学提供了最初的理论生长点,后者则为其确立了自身的主导价值取向。丰子恺的美学思想虽然起源于对西方美学资源的吸收和阐发,但在理论的完成上却走出了一条用传统佛学思想改造西方思想、用传统观念来包容西方观念的路径,这为传统文明的现代更新提供了极大的启示。

论佛教礼仪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古代法制影响深广。首先,唐代僧尼是否应行致拜君亲之礼的论争,实质上是佛教平等思想与儒家忠孝思想的冲突关系在法制上的反映,体现了佛教礼仪影响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一个侧面。其次,由佛教慈悲思想衍生出信徒应禁杀的"断屠月"与"十斋日"之礼,不但是对传统"秋冬行刑"制度的有效补充,而且也对古代法律的残酷刑杀起到一种比"秋冬行刑"效果更为显著的缓和性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是刑罚文明化、人道化的一种表现。再次,佛教的戒律不但有利于德主刑辅的教化,而且也鼓励一般民众修持向善,因此戒律的提倡能够起到减少犯罪的发生,有助于对犯罪的一般预防;但以佛教戒律来替代刑罚处罚,则是司法不公正与司法恣意性的反映。最后,禁止盗毁佛像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戒律与礼仪对立法的影响;禁止"私入道"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规模与国家税制、兵役制度的冲突关系对立法者权衡利弊考量的影响;僧侣犯奸罪加重处罚的特殊规定,实质上彰显了僧侣身份的特殊性对立法的影响。

试析《罗生门》中的哲学思想

芥川龙之介是一位深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著名日本作家,其代表作《罗生门》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芥川龙之介在小说中表达的哲学理念:世间真理都是相对的,只有一定范围内的真理才与后现代哲学相吻合,这有极强的二律背反色彩的哲学思想,也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真实对立,反映当时社会现状与人性时时刻刻存在矛盾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