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视角下的S.797敦煌古戒本研究

从语言学角度出发,考察了S.797敦煌古戒本的字词价值,古戒本中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字,有助于厘清文字发展的脉络;它还保存了一些未见于传世文献的字词,可以弥补古代字书编撰之缺。关于S.797敦煌古戒本的译者问题,通过敦煌古戒本与传世戒本译语、敦煌古戒本与竺法护译语的比较,可以发现,该戒本既不是昙摩持戒本,也不是竺法护戒本。至于敦煌古戒本的语言风格,总体上是明白晓畅而不是晦涩难懂的。

偈文体源流和形态

梵语偈是佛经中句式整齐的文体,用于唱诵,形似诗歌。汉译为齐言文体,多为四言句式,也有五、七言句式,或押韵或不押韵。自晋代以后,独立成篇的汉语偈不断出现。其文体构成最多有题、序、偈三部分。题目或标明偈,或不标。题目或长或短,长者似序。序或长或短或有或无,皆用散语。偈是齐言韵文,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都有,一首偈一般只用一种句式。篇幅少则四句,长则二、三十句。有韵的偈或一首一韵,或换韵。完全按诗的体式写的偈可称为诗偈。诗偈与诗虽然形态一样,但表现手段和写作诉求有所不同。偈求理趣,多用佛教语汇,以说理为要,追求机智敏捷、通俗又神秘。有些诗僧或文士写的诗偈,也用比兴象征等诗化方式,注意创造诗的意境。

寒山的论诗诗

寒山诗集中,有几首论诗之诗,这些诗涉及寒山对诗歌的创作动机、功能与特征的认识,虽是只言片语,但若把它们集中起来放在特定的时代与学术背景之下进行考查,会清晰地看到寒山的诗学观。寒山的论诗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促进了论诗诗文体的正式诞生,指明了禅诗发展的"典雅"方向,开启了以诗语禅的新思路。

论《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兼谈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普请制”

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中,除了有"经济重农主义",还有"精神重农主义",后者在《商君书》中有突出的表现。《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不象"经济重农主义"那样关注农业的产业特征,而是关注农民的心理特征即"朴"。《商君书》认为"农朴"而易治,所以除了必要的官和兵以外,应该全民皆农,哪怕是"国富仓廪满",也还是要求民"壹于农"而不得从事非农的职业,唯其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无独有偶,这种重视"农心"的"精神重农主义"在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体制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尽管它和《商君书》所关注的"农心"有所不同。

天门·天宫·兜率天宫——敦煌第275窟弥勒天宫图像的来源

四川、陕北、河西本土汉晋以西王母为主神的天门图像、长江流域汉晋佛像和犍陀罗弥勒天宫等,促成了敦煌第275窟北凉弥勒天宫图像的出现,在敦煌北魏洞窟流行并影响云冈。中土早期弥勒天宫图像的形成是犍陀罗佛像与汉地西王母神灵信仰传统的契合,也是佛教艺术中国本土化的早期例证。

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及其来源

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主要体现于歌辞作品当中,同时于一般诗歌和变文等诗体作品中也大量存在。程式的使用在中国汉魏六朝时期的本土诗歌中已经有所表露,但尚未表现为普遍特征,其作品一般篇幅不长,构成也较为简单,这些都与敦煌文学中的程式表现大相径庭。研究认为:敦煌文学作品与佛教的亲缘关系,敦煌写经中对中古汉译偈颂程式的充分反映,皆表明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源于汉译偈颂。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层面来看,汉译佛经偈颂这一行为,使《诗经》时代的口头诗学传统在经历了中古文学数百年的断层之后,重新在作家书面文学领域获得了部分的继承和发扬,而敦煌俗文学则正是沟通二者的一个重要环节。

九世纪朗达玛所灭之佛教寺僧数量考

据资料记载,813年吐蕃人口约170万、903年吐蕃人口约100万,这两个数据和年代,按人口下降比例推算,朗达玛(约838~846年在位)灭佛时吐蕃政权辖下约有147万人。设户均为五口人,则有29.4万户。设供养佛寺僧尼和供养世俗贵族的民户各占一半,前者便约有14.7万户。按当时的七户养僧制,我们考出9世纪上半叶吐蕃治下的藏区大概有2.1万僧尼。按寺均僧人数(几十人)和史载灭佛之前建有上千座佛寺,我们研究出当时吐蕃辖下的藏区共有较正规的有僧人的佛寺330多座。是故朗达玛灭佛灭掉了两万余僧尼和三百余佛寺。

《大唐西域记》与西藏文化

《大唐西域记》与西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在地理位置、宗教传播,还是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都是有迹可寻的。从这种联系,我们可以窥见唐初西藏文化的一些蛛丝马迹,同时也可以看出周边文化的多元化对整个西藏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佛教文化与肖仁福小说

肖仁福的小说吸收传统文化精神,其中的佛教文化内化为作家的一种文学想象,成为他作品中的一种潜性思维。肖仁福在小说中创造了一系列受佛教影响的人物形象和意境,正是佛教文化的引入使肖仁福的作品发生了文化精神上的突变。

《坛经》偈语内容探析

《坛经》中的偈语既是《坛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坛经》思想内容精华的聚焦。这些偈语,一般都置于相对完整独立的篇章或段落末尾之处,或感悟,或括要,或释疑,或补遗,或寄望,或赠勉,或明志,或遗嘱,殊途而同归:都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其思想内容虽受统于佛理之魂,但博大精深,灵活丰富,勉为梳理,可以归整为感悟,释禅,教诲、勉励,自分和谶语五类。

佛典语言化作诗的花朵——佛文化与《野草》研究之十

佛文化语言对鲁迅《野草》的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野草》中大量使用佛家词语、偈语式警句和新句式,并呈现出非逻辑性和荒诞性特点的语言风格。

基督教传教士与宁波早期音乐教育

文章以目前所知中国大陆最早设立音乐课的宁波崇信义塾、安格妮丝·郭士立与宁波男童学校歌唱班、海伦·倪维思1850年代在宁波的音乐教学活动、宁波1856年刊行的曲谱赞美诗《赞神乐章》、1858年在宁波刊行的五线谱课本《圣山谐歌》为例,对五口通商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宁波开设的音乐课及学校课外的音乐活动进行分析。旨在客观地审视传教士在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上所担当的角色。

佛教视野下王阳明诗歌中的艺术境界揭櫫

从佛教的视野对王阳明的诗中艺术境界进行了揭櫫:一是一体之忧、关心民生疾苦的"大我"慈悲境界;二是超凡脱俗、潇洒自如的宛若天人境界;三是修心观照、证悟本心的禅宗心法境界;四是悠然闲适、恬淡自如的佛家禅意境界。

也谈《玄应音义》的“近字”

《玄应音义》中的"近字"概指随着社会和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文字为适应此种变化而新造的字。此种造字,或因同源词的分化而造成同源字,或由于为同一个词另造记录符号而成异体字,或者是为对译佛典而新造音译用字。这三种现象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作为汉字大变革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相符的:一方面产生了大量新字,另一方面汉字的使用非常混乱。

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研究管窥

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究竟为何物?小问题却关涉东西文化交流大事,由于缺乏直接材料,历来说法不一。晋唐时期学者以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断为佛像;近代学者进一步研究,有人认为是佛像,有人认为另有所指;当代有学者认为可能与祆教祭祀有关。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材料的分析,认为休屠王“祭天金人”当是佛像。

明清妇女生活与佛教信仰

明清时期佛教信仰在妇女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妇女俗尚佛事。这些佛事与妇女生活密切相关,一方面成为她们精神上的寄托,另一方面也使她们得到了休闲娱乐和社交的可能。社会的崇佛风气、佛教自身的吸引力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这时期妇女信佛普及的原因。

中国本土早已失传的玄奘图像

由于历史变革的诸多原因,无论是在中国古文献记载里,还是在中国现存图像中,描写玄奘生平故事的一些绘画作品,在中国本土早已失传了,但在日本的某些美术馆、博物馆或寺院的收藏品里往往可以见到。今选出两幅作品介绍给中国同好及广大读者并略加评论,一是"玄奘梦游须弥山图",另一幅是"玄奘巡礼天竺圣迹图"。它们都出自日本镰仓时代的《玄奘三藏绘》长卷。这两幅画的名字,系为叙述方便笔者所加,特先说明。

北朝文学研究的深与浅——读于涌《北朝文学南传研究》所思

于涌的《北朝文学南传研究》一书,采用崭新的文学史视角,以"北朝文学南传"为立足点,运用论从史出的方式,立体地描述了北朝文学与南朝文学的互动关系。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此书将狭义的北朝文学研究扩展为广义的北朝文化研究,由此补充了南北文学交融中一些缺失的环节,对"北朝文学南传"一说,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柳毅传》龙女形象新论

唐传奇《柳毅传》就题材来源说,应该是受到印度佛经中龙女报恩故事的影响并且在其中国化、文人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柳毅传》在歌颂柳毅的"义"的同时,还为我们描写了一位崭新的但又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契合的"知恩图报"的龙女形象。而龙女和书生柳毅的婚姻其实就是龙女报恩思想的体现,这和龙女故事的报恩原型也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