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民——兼论公民

本文力图研究市民与公民的区别,以此确定我国民法典的人性标准。为此研究了罗马法中的、封建时代的和民族国家时代的市民的行为方式,得出的结论是,在罗马法时代,市民与公民并无明确的区分,法律对主体提出了较高的人性标准;在封建时代,尽管产生了市民的术语,但它所蕴含的行为方式也难以与公民相区分;到了民族国家时代,经过理论家的加工,市民才成为自利的行为方式的代名词。作者认为,在民法典中,不宜采用统一的人性标准,在起社会组织功能的人法中,可采用公民的人性标准;在起稀缺资源分配法功能的物法中,则可采取市民的人性标准。

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城市安居：国际比较与启示

在分析中国农民工在城市安居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美国、德国、新加坡治理贫民窟与解决城市外来人口住房的过程与措施，对比考察中外就解决这一问题而在政策目标定位、措施的系统性、公众的参与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找出农民工城市住房的核心难题。应采取消除制度障碍、完善公共住房政策、改变农民工安置区的建设理念、改进城市房屋租售政策、加强培训与培育社会资本、提供就业机会、妥善规划城乡结合部的发展等措施去解决农民工城市住房的难题。

市民社会理念与社会自主性发展

本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理念的传统含义及其在当代的变化 ,认为它实际反映了人们对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自主性问题的关注。作者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经济体制的转型、民主政治的建设对社会自主性发展的意义 ,揭示了社会自主性发展的表现。

唐代后期市民阶层的形成

唐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闭结构的城市向开放式转化,城市中工商业人口比例逐渐增加,城市居民的生活也逐渐世俗化,并最终导致市民阶层的形成。

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力量重组与新型君主国的建立

西欧封建初期 ,是君主、教会与地方贵族三权并立的统治 ,君主作为封建等级的最高领主 ,在超民族的教会与割据的贵族教俗两大权力的双重制约下 ,只能间接行使虚弱的国家控制权。 12世纪以后 ,随着欧洲社会的动态发展 ,市民阶层崛起 ,伴之以商品货币经济繁荣、罗马法复兴、商业技术手段更新、新经济模式乍现 ,逐渐排斥了另外两大权力实体的作用 ,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两大新生力量的双重支持下 ,建立起新型的君主制政体 。

“公民性”消失与人的异化——卢梭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启蒙以来,始终存在着"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卢梭第一个对这一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围绕人的"公民性"与"市民性"即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卢梭认为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使得现代性与道德之间出现一种排斥,他进而得出结论,近代以来公民已经消失,人处于异化状态。他希望通过小共同体美德政治模式使人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从而克服布尔乔亚、唤醒公民性、扬弃人的异化。卢梭对人性分裂的担忧对社会转型中的我们具有启发和警示意义。

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的逻辑演进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存在着一个历史的逻辑演进过程。1844年之后,曾经在"资产阶级社会"意义上使用的市民社会范畴,日益被归约为"物质生产关系"。从逻辑的角度看,马克思的这一"变化"是对市民社会理解的"深化"。"资产阶级社会"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基于外延上的描述性理解,属于外延定义;"物质生产关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基于内涵上的分析性理解,属于内涵定义。从外延描述到内涵分析,是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的逻辑演进理路,充分体现了逻辑学与认识论的高度统一。

荷兰文化在斯里兰卡

基于1658年到1815年之间对斯里兰卡沿海地区的殖民占领,荷兰在斯里兰卡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这主要体现在斯里兰卡的建筑风格、法律制度、语言因素等方面。可以说,殖民统治时期的荷兰文化在斯里兰卡得到了融合和发展,因而斯里兰卡的诸多社会层面至今仍存在着某些荷兰文化特征。

试论欧洲中世纪城市学校的兴起及其影响

城市学校是在中世纪后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为顺应市民生活的需要而创办和发展起来的。以往教会创办的学校由于教授的知识过于贫乏且不切合实际,引起了市民们的不满,因此他们按照自己的职业要求和愿望出发,自发地组织、创办和管理学校。与教会学校所教授的内容不同,城市学校教授的都是与市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读、写、算等实用的知识。城市学校的兴起提高了市民们的文化教育水平,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城市中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对《伯格的女儿》中罗莎成长故事的解读

《伯格的女儿》是使纳丁·戈迪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决定性作品。小说通过讲述一位南非白人革命家的后代的成长经历,探讨一个在未出生前就已被命定的政治环境所支配的女孩,如何达到对自我意识和民族命运的最终体悟,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无人可以置身历史之外”的革命理念。

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辩证统一——兼与张博颖同志商榷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具有经济基础的同等含义,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始终奉行个人主义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对立是人为的界划。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关系,是应然的道德要求与实然的道德现实的关系,而不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之间的矛盾。

“新党”、“志士”、“洋场习气”的讥讽者——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与反乌托邦的市民写作

"谴责小说"的兴起与"清末新政"时期朝野上下咸与维新的时代氛围有关。从更宏阔的历史视角看,谴责小说的意义不仅限于其对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的批判,更在于它打破了人们对各类政治人物和政治权力的迷信和神化,它以一种反乌托邦的心态来描画社会转型期光怪陆离的人情世态,在此过程中,政统和道统、学统合一的传统信仰被瓦解,非伦理的政治和非宗教的道德开始产生,这些正是现代性的世俗文化出现的突出表征。

浅谈中国当下纪念碑雕塑的空间语言表达——由罗丹《加莱义民》说起

本文试图以罗丹《加莱义民》这件纪念碑雕塑作品作为参照,来对中国当下纪念碑雕塑的空间语言表达方式作一次试探性分析,同时注意比较西方优秀纪念碑雕塑的“平等”“交流”的特质,由此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纪念碑雕塑的存在意义,以确定其发展的价值。

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韦伯“正当性支配”的概念可分为“权威主义命令权”与“正当性信仰”两个要素。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视域下,二者的失调威胁到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正当性危机”,而应对之道就是重新整合“正当性信仰”,同时避免过度整合带来的对“日常需求”的破坏。本文从韦伯“非正当性支配”入手,通过对中世纪西方城市的类型学比较以及对城市市民的身份特征、生活—工作风格、政治诉求、参与法律过程的分析,发现“非正当性支配”提供了一条西方文明特有的自下而上能够保全“日常需求”的路径,从而给“正当性信仰”的整合以及“正当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城镇化趋势与昆曲传奇中的市民意识的厚化

文章开辟了昆曲的市民话题。市民观众是昆曲发展成为全国性大剧种的决定因素。早在昆曲发祥时期,苏州城市经济依靠丝绸手工业的兴起而得以起飞,周边乡村随之加速了城镇化,从而使市民阶层迅速崛起并成熟,并倒逼着昆曲从士大夫厅堂流向市井草台。市民成为昆曲最重要的观众。明末以降,尤其清初"苏州派"的传奇作品,市民人物充塞了表演舞台,且常常占据舞台中心。市民的道德观、利义观和新兴市民的社稷观念被昆曲传奇不断厚化,并被传奇家珍藏于他们的传奇作品之中。

右翼集团的打压与市民阶层的立场转变——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历史教训

1918年爆发的十一月革命,是德国无产阶级探索民族未来的伟大尝试,但部分信仰不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逐渐背离无产阶级,投靠容克资产阶级和反动军队,严重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左派则对群众革命热情的转变缺乏认知,未能及时照顾到广大市民阶层亟需社会安稳的意愿,一味坚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斗争道路,致使革命事业失去群众的拥护,遭到德国人的普遍排斥。德国人对俄国的戒备心理和契卡的清算活动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负面声誉,加深了德国市民阶层对红色革命的误解,让广大市民阶层怀疑境内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并最终导致德国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误解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