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的文化格局与稷下学的历史命运

战国时期形成辉煌创获和深远影响的稷下学因秦的统一面对新的历史形势。在方士与儒生身份混一的情况下,曾经以稷下学为标志的齐学曾经受到执政集团热诚然而有限度的尊重。当时滨海地方的学术主流与帝国政治曾经彼此有所妥协。焚书坑儒极端举措并没有宣布稷下学的终结。稷下学者仍顽强坚持自己的学术风格。汉初出现有利于多学派复苏的学术气候。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时代,稷下学风依然受到司马迁这样的学者的高度肯定。在儒学全面占据社会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之后,《汉书》卷三〇《艺文志》设定的思想史框架,将稷下学论著拆分入"道""阴阳""名"等家。这时得到主流学界认可的"杂家"名号,或许可以看作稷下学学术史乐章的终止符。所谓"杂家"在学术思想史上取代了以往以"稷下"为符号的文化存在。稷下学人及其继承者的学术成就于是以另一种表述形式记录于历史。"稷下"虽已成为遥远的学术纪念,其精神内核却仍然长久地发生着历史影响。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周秦之变”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

周秦之变后,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新政统与强调权力道德基础的旧道统之间,客观上呈现出既格格不入又必须合作的局面。"焚书坑儒"宣告了旧道统的承担者——儒家士人与新王朝磨合的失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基本上解答了汉武帝的关于治国总方略的疑问,他从"天人感应"的角度为儒学的实施提供了系统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育、选官及法律的儒家化。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对后世的启示表现在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建设,而意识形态建设要根植于社会的既有价值,不宜过分以利禄倡导等方面。

关于李斯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斯把法家思想作为秦统一后的统治思想是秦国重法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法家思想的采用遭到了儒家的反对 ,李斯为了贯彻法家思想 ,提出了焚书之议 ,此后秦始皇又有坑儒之举 ,但焚书坑儒并没有灭绝古学 ,也不是造成百家争鸣局面结束的根本原因。李斯法家思想的来源 ,主要是荀子、韩非子、吕不韦和商鞅。李斯并没有真正掌握法家思想的精髓 ,他歪曲了法家的本意 ,最终造成秦的速亡 ,使法家思想蒙受不白之冤。

秦王朝的创立与新型价值观的自觉建构

秦王朝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主义的大一统帝国,同时也积极探索建构适合新的社会政治格局的价值观系统。秦王朝新型价值观的核心是皇帝至上,围绕着这个核心,权力安排上废分封行郡县,把最高皇权与官僚阶层相结合;政治治理上把传统的礼、法分立合而为一,以普遍性的法律统治社会;学说思想上"焚书坑儒",以激烈的方式否定传统价值观。秦王朝的新型价值观建构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存在很多问题,为后世建构符合国情的基本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秦始皇焚书与隋文帝废学

秦始皇焚书与隋文帝废学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颇具影响的事件;对于秦始皇焚书,历史早有论定,而对于隋文帝废学则各有评说;只有深刻透视中国古代皇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之关系,立于思想话语权力与政治话语权力的斗争和融合的视界,才会在历史事件的比较中创获启迪。

近代以来“焚书坑儒”研究综述

"焚书坑儒"是中国古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学界对于这一事件的研究也已经比较深入。尤其是近代以来,许多史学界大家都对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无论是中国通史、秦汉史,还是文化史、儒学史、学术史等著述中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并且著者都予以深刻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对此问题也发表了大批高质量、高层次的学术论文,为"焚书坑儒"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

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

焚书是可靠的史实,史料来源于《奏事》。坑儒是三重伪造的历史,其第一个版本是收入于《说苑.反质》的历史故事,第二个版本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其定本是《诏定古文尚书序》。焚书坑儒,是一个用真实的焚书和虚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伪史。编造者,是儒家的经师,编造的时间,在东汉初年,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

对秦始皇焚书事件的再探析

秦始皇的焚书事件,常常被人们看作是秦始皇实行思想钳制、摧残文化的一个举措,并认为它毁掉了无数的古代文化典籍,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实际上,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历史消极影响与我们平时的想象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的。

谈谈历史上的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常常与秦始皇的专横和残暴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看法恐怕过于片面和主观。秦始皇焚书坑儒事出有因,况且其破坏作用是有限的。实际上,焚书坑儒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的常用政治手段。

秦朝灭亡的原因新论——基于心理视角的考察

秦结束战国干戈扰攘、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历二世而亡,仅15个春秋。恐惧心理在秦朝"其亡也忽焉"的命运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秦始皇出于对"亡秦者胡也"的恐惧极力戍边和出于对六国旧贵族的恐惧而焚书坑儒;二是当朝权臣出于恐惧而只能偷合苟容而导致"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三是违背伦理纲常的严刑刻法使普通民众难以适应而时时刻刻都处在胆战心惊之中。社会变革力度远远超越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而导致帝王、群卿乃至庶人都处于恐惧之中而又没有合理的消解渠道,这才是压倒大秦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焚书坑儒”窥探秦始皇对史学的重视

秦始皇"焚书坑儒"向来遭到众人尤其是文人学者的唾骂。在其眼中,"焚书坑儒"对文化的破坏之深殆无疑义。由于"焚书坑儒"使得秦朝极少史学著作流传至今,有人因此痛骂秦始皇对史学的轻视态度,也认为此事严重阻碍了史学的发展。但事实并不全然如此,结合近年来对"焚书坑儒"的实解,我们反而可以清楚地窥探到秦始皇对史学的高度重视,其中所折射出的秦大一统观念对史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试论“秦不绝儒学”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巩固统治实行"焚书""坑儒"等专制政策,但这并没有断绝秦代儒学的发展。秦代儒学仍然对先秦儒家学说有着良好的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这同样也为汉代儒学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代的学派之争与“焚书坑儒”

阐述了秦初的学派之争及焚书坑儒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指出焚书坑儒事件反映了秦王朝极端的思想专制政策,不仅终止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也加速了秦王朝本身的瓦解。

近十年来中国内地焚书坑儒研究总结与问题前瞻

近十年来中国内地学界对焚书坑儒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研究方法丰富,成果数量较多,而且学术争鸣与商榷颇多。但同时也存在着创新性欠缺、重复研究以及学术不严谨、主观主义色彩浓厚的现象。今后的研究,应当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研究的视野、方法一定程度地运用到“焚书坑儒”的研究上来,并注意“焚书坑儒”的举措与秦帝国维护合法性建构之间的关系,且应重视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法治道路与礼乐传统之间的矛盾斗争,将法治传统的建立置于一个比较长的时段中进行探究分析;此外,对“方士”“文学方术士”“诸生”等当时的内涵再讨论。

谈焚书坑儒发生的原因——兼论周、淳之争的缘起

周、淳之争是焚书坑儒的前奏,本文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历史事实,比较充分地揭示了周、淳之争发生的真正缘由,进而对秦政府发动焚书坑儒事件的原因作进一步探寻,以期弥补历来学者对这一问题论述的不足。

应该从怎样的视角评论“焚书坑儒”——就《“焚书坑儒”再议》与王子今先生商榷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为了推行并保障新政实施而采取的重大举措。说秦始皇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和改革举措是正确的、进步的,而为推行和保障新政实施的"焚书坑儒"举措却是错误的,这在逻辑上就讲不通。"焚书坑儒"不能仅从文化史的视角考察评论,不能说是"文化浩劫"。从社会发展史的视角审视,以行政权力强力控制意识形态领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秦始皇缘何焚书坑儒

秦始皇于公元前213年和212年曾经焚书坑儒,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一重大事件。最近有两作者撰文说焚书确有其事,而坑儒本无其事,是儒门之徒和方士们造的谣,司马迁由于"爱听故事"而写进历史的,在《史记》之前,并无坑儒之说。本文列举事实:司马迁为史官世家,记事是严肃认真的,且他的高祖任秦铁官,曾祖任汉初市长,历经秦汉之际的变迁。汉武帝时博士孔安国献古文尚书,淮南王刘安与中郎伍被谋反,都谈及秦始皇曾焚书坑儒,均在司马迁撰《史记》之前,以及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因谏坑儒一事被贬上郡等记载,均证明秦始皇确有坑儒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