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

曹禺先生是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他在戏剧创作过程中不仅善于汲取西方戏剧理论精华,同时他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戏剧家,他的戏剧创作同时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他剧作中对家庭氛围和家庭成员关系的描写以及对父权秩序的不满和挑战,是受到幼年家庭文化的影响;他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和构筑戏剧氛围时,又借鉴并浸润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文化精髓;他对“仁”这一品质的不吝赞美,对善恶因果论的重视以及对原始人性的肯定和赞扬,则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理解和运用。

论昭君题材历史剧的创作模式——从元杂剧《汉宫秋》到当代“昭君戏”

从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到郭沫若和曹禺的话剧《王昭君》,再到当今地方戏舞台上不断上演的昭君戏,昭君出塞一直是戏剧创作的经典题材。然而细究昭君戏发展的整个历程,可以发现昭君故事经历了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最终在当今的戏曲舞台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创作模式——从《汉宫秋》延续下来的“昭君怨”的传统模式,以及曹禺作品影响下形成的“昭君颂”模式。两种模式的共性:没有脱离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个体意识与家国诉求、文化记忆与时代重构的三重维度,围绕这三重维度进行的取舍、考量和重塑不仅在昭君历史题材剧的创作中有所体现,而且许多同类型的历史题材戏曲作品也具有同样的创作表现。

论曹禺戏剧的光色艺术及其剧场性追求

曹禺的戏剧创作非常重视光色的运用,它不光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艺术,营造了强烈的剧场性。在曹禺的戏剧中,无论是开放性场景的光色运用还是封闭性场景光色的运用,都非常真实精细,但以开放性场景的光色为主。曹禺善于把握光与色、明与暗、强与弱的效度,从灯光的运用到日光等自然光的采用,灵活运用内外结合的方式,通过色调变化和光线强弱的对比组合,巧妙把握和发挥光色变化的效能,优化了戏剧效果,显示了自己的审美追求。曹禺总是从整个戏的艺术表现与排演要求出发进行光色配置,充分利用光色的动态变化、亮度强弱、色调调配来凸显思想意蕴、深化人物描写、表现戏剧转场和推进情节发展,显示了突出的审美功能,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效果。

曹禺剧作与中国话剧意识的觉醒

“话剧”究竟“怎是”,如何建构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话剧意识”,中国学界、演艺界在1930年之前一直昧而未明。曹禺在改译《争强》一剧时,从布局、行动、性格、对话和情趣等方面,表现出他对现代西方话剧意识的极其敏锐的悟解。曹禺的话剧意识形成的机缘是多种的。《雷雨》产生前后曹禺的话剧意识已经很成熟,走在当时、乃至今日中国话剧界的最前沿。话剧剧作家写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以什么样的话剧意识引领写作,才是最为关键的。话剧进入中国已经百年,但如何补上话剧意识这一课,在今天仍显得急迫。

“升到上帝的座”上重新审读曹禺的《雷雨》——《雷雨》本源真诠

《雷雨》研究近70年来,鲜有符合曹禺创作初衷的中的之论。根据曹禺的提示"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站在上帝的视点重新审读《雷雨》,可获得一系列全新的且能贴近曹禺创作初衷的观点:推动《雷雨》创作的本源力量是人的性爱情感,《雷雨》人物都在为实现自己的性爱情感而挣扎着,《雷雨》的矛盾主线是周萍与蘩漪及四凤的乱伦情感纠葛,主要冲突是人与神的对抗、搏击,主旨在于揭示宇宙间隐秘不可知的人与上帝的关系,最后启示人们要得到拯救,必须皈依上帝。

女性主体意识及其主体性残缺──曹禺四大名剧女性悲剧命运解读

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是社会问题剧，体现了剧作家对旧时代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思考。以女性文学批评为视点，作者分析了剧中的女性形象，发现女性主体性的残缺才是导致女性悲剧命运不可或缺的因素。

命运魔力与剧场感应——曹禺戏剧人物描写的剧场性张力之一

人物命运的展示使曹禺戏剧产生了剧场性魔力。曹禺戏剧不仅集中表现人生苦难,展示人物命运的严重危机,在显示人物无助与无奈的命运状况中博取受众的同情心,而且大力渲染人物命运的传奇色彩,展示人生的惊奇性,挖掘人物潜存的影响力,以充满主观理想与情致的书写来强化戏剧的吸引力;既着力写出人物苦难的过程,展示人物的命运发展史,在动态性和整体感中强化受众的审美注意,又注重对人物命运结局的直观性铺叙,以感性的艺术表现来加大戏剧的悲剧感,形成一种撞击受众心魂的艺术拉力。于是,曹禺的戏剧人物描写拥有了强烈的艺术魅力。

论曹禺戏剧对北京人艺演剧风格的影响

北京人艺演剧风格的形成离不开曹禺、老舍、郭沫若等文学大师的培育和促成。其中,曹禺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成就对北京人艺现实主义演剧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曹禺戏剧对人艺舞台演出的完美整体感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等方面也有积极的建构作用。

曹禺与20世纪中国话剧的命运

1907年西方话剧间接地从日本传入上海等地一直是学界主流的认同,而1909年初自欧美直接将西方话剧输入到南开等地的事实却一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其原因就在于用是否是"进步话剧"的尺度来衡量。受张彭春"作纯艺术之研究"观念影响创作出几部杰作之后的曹禺,却被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进步话剧"的引领者们引入了歧途,这正是曹禺与20世纪中国话剧的命运。

浅谈曹禺话剧舞台说明的特点

舞台说明是剧本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曹禺话剧的舞台说明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雍容详尽的叙述美、充满诗意的抒情美、富有表现力的动作美、写实写意的音响美,使剧本具有了相当的可读性,同时也成为了曹禺式的话剧艺术风格的重要方面之一。

从《李笠翁曲话》英译看汉语典籍英译

本文以《李笠翁曲话》主要章节的标题英译为例。借鉴中外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归纳、阐释了汉语典籍英译的基本步骤，以期在这一领域探索出具有指导性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此类翻译实践中具有更大的自觉性与目的性。

曹禺剧作的当代诠释与舞台呈现

文章总结和归纳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话剧舞台对于曹禺经典剧作的诠释、改编以及由此形成的舞台艺术的现代特点。在概括描述《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剧作常演常新的剧场面貌的前提下,对不同的解读方式、不同的导演风格、不同的舞台呈现进行学术研讨和分析评价,肯定了既尊重原著、又不断升华原著的美学精神的艺术创造方法,同时对于有违原著美学旨趣的肆意改编提出批评,并探讨如何发挥经典剧作的现代意义、深化其文化价值等问题。

曹禺戏剧中的死亡意识

生与死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两大人生主题。曹禺在其早期戏剧创作中,对死亡的态度是经过发展变化的。起初,由于人们对死亡的突然性无法预知,于是容易陷入混乱无序状态,无论四凤、周冲还是周萍之死,都使读者深深地体会到死亡之残酷。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便对死亡产生了恐惧的心态,试图逃避死亡,远离痛苦,如《原野》中陷于黑林子不能自拔的仇虎。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又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于是作家就赋予《日出》中陈白露漠视死亡的勇气和《北京人》中曾皓直面死亡的态度。曹禺将他对死亡的态度与思考,巧妙地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表达出作家对人生彼岸世界的凝望与思考,极大提升了作品的哲学意蕴。

曹禺前期戏剧的三种思想资源

本文通过对曹禺戏剧的文本分析和考察曹禺的精神历程发现:曹禺在建构自己的前期戏剧时整合了基督教文化、中国道家思想、西方生命哲学等思想资源,由此形成了自己剧作独特的结构和思想意蕴。曹禺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戏剧家,与他善于整合各种精神资源有因果关系。

从现实主义到新写实主义——论曹禺的经典意义和当下意义

作为五四新文化造就的戏剧大师,曹禺的一生与中国话剧同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青年曹禺连续以《雷雨》、《日出》、《原野》等优秀作品震撼海内外剧坛之时,中国现代话剧也脱离了青春期的稚嫩而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曹禺的创作状态,几乎也可说是中国话剧的一个缩影。经历"文革"折腾,步入晚年的曹禺开始陷入深深的反思和自诘之中。他在庆幸20世纪80年代话剧复苏与新生的同时,焦灼于自己的力不从心,也流露出对话剧现状的些许遗憾和担忧。在中国话剧走进新世纪的前夕,曹禺先生溘然而去。一代大师的远行,是否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曹禺是否只能成为"历史",他创造的经典是否只是给我们留下一份遥远的记忆?重温曹禺的创作精神与剧作的经典价值,我们发现曹禺并没有"过时",他的经典作品以及对话剧问题的思考与论述,非常值得今天的话剧人深长思之。也许这就是今天纪念曹禺百年诞辰的现实意义。

论曹禺的抗战戏剧观与创作实践

曹禺抗战戏剧观的形成是抗战全面爆发后,身为知识分子的强烈时代责任感以及作为杰出戏剧家丰富的编剧、导剧与演剧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因时制宜的新变,也有一贯以来的坚守,更有坚守基础上的发展。他的抗战戏剧观在强调戏剧时代性与宣传性的同时,亦重视艺术性,并努力追求戏剧表达的大众化。曹禺的抗战戏剧观及其创作实践激励和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战意志,为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成为以文艺服务于抗战的戏剧家的重要典范。

论曹禺舞台实践对其戏剧创作的影响

曹禺本人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他是由舞台演出起步走向戏剧创作的。长期的舞台实践对他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创作时场面思维的运用、出色的舞台指示、人物性格的刻画、本色当行的语言以及注意观众的接受等。曹禺对舞台艺术的熟稔为他创作上的成功提供了难得的助力。

近二十年来对曹禺戏剧的比较文学研究综述

文章通过对曹禺戏剧的比较文学研究综述,一方面力图理出曹禺戏剧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以供研究和了解者参考;另一方面,以曹禺戏剧研究为对象,尝试使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归类,以有助于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相关文学研究的密切结合。

灵魂的深度:论曹禺戏剧创作与城市空间的“异形”

曹禺的戏剧创作体现了福柯的空间理论。"异形"(heterotopia)是福柯提出的空间的概念。曹禺的戏剧创作与城市空间,主要体现在他的剧作中的"异形"。这种"异形"有两类,一类是作为私人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公馆与饭店,一类是作为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教堂与医院,其间还有妓院、监狱等"极端类型的空间"。曹禺的戏剧创作在私密空间(或私人空间)与社会空间、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中,都有一种超越的能力,同时,其他"极端类型"的空间中也有超越的能力,这形成了曹禺剧作中所特有的旅馆、饭店、教堂、医院以及妓院、监狱等空间谱系。曹禺戏剧的伟大体现在他的灵魂所达到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