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文化国际传播的红色起点探究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震撼世界的史诗,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围绕长征历史事件形成了非常丰富而且具有穿透力、影响力的长征文化。长征文化国际传播扩大了长征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战士的英勇斗争形象。“陈云出川”不仅是长征中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长征文化国际传播史的重要起点。它不仅第一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而且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共产国际的高度肯定和赞赏,并借助共产国际力量推动长征文化国际传播。这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长征文化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羽毛球超级赛中谌龙对阵李宗伟的技战术分析

采用录像观察法、数理统计法对谌龙和李宗伟2011年4场国际比赛进行技战术统计与分析。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加入一些新的研究思路,以击球点的高低作为判断运动员赛场上所处态势的主要依据。研究结果发现,没有扎实的网前技术做保障,后场进攻的威胁性、准确性就没有发挥的空间;谌龙进攻更多的是凭借速度力量,较少依赖线路和落点变化;谌龙杀上网技术组合变化少针对性弱,而李宗伟杀上网技术组合灵活多变针对性强;谌龙需要在技术全面的基础上,更多突出专项体能的优势,不仅要具有强攻的"狠、准",而且要有连续进攻的能力;在多拍控制反控制的过程中增强进攻的准确性、威胁性,是谌龙今后训练与比赛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

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说 ,重点阐释了周、隋、唐三代政权的性质与特点 ,对中古史研究影响颇深。但学界对该说有一定的争议。虽然陈先生明确界定了关陇集团的性质与特点 ,但因拘囿于该学说 ,不恰当地超越了“关陇集团”的界限 ,导致了研究中的自相矛盾和理论上的僵化。事实是关陇集团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 ,随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该集团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降及隋唐 。

“新五性”与近年报告文学创作——以张正隆、陈启文与阮梅为例

"新五性"是笔者针对报告文学的"旧三性"而从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创新理论。它既为文体特性,也是价值标准。它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观念更新与审美新变。这一点,在史传报告文学与问题报告文学中表现尤为突出。而张正隆、陈启文与阮梅作为其中不同年龄和文体流派的新老作家,在这方面具有极大的代表性。以他们为例进行补充论证,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近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流变。

对中国男子单打羽毛球运动员谌龙的技战术分析

为了提高谌龙在比赛中技战术应用的能力,弥补自身技术短板,通过文献资料、录像观察、数理统计、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谌龙近两年的6场国际比赛进行了数据采集,并对其各项技战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归纳和总结。结果表明:谌龙主要以网前发球为主,挑球、搓放球和推球是其主要接发球技术;在前场技术中,搓放球得分和失分均最多;在中场技战术中,挡球运用次数最多,失分也是最多;在后场技战术中,杀球是其主要进攻手段,高远球技术失分最多。

对陈敏后两步助跑与踏跳技术的运动学分析

采用高速摄影与影片解析的方法,对健将级男子跳远运动员陈敏的后两步助跑与踏跳技术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陈敏的助跑节奏良好,速度较快,但踏跳前一步明显减速,主要是由于摆动腿着地脚跟领先所致;着板技术与踏跳效果较理想,但起跳角偏小。

从传奇到真相: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的报告纠正了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

陈云1935年到达莫斯科前,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只能从报纸上获得长征的认识,这些认识往往具有浪漫色彩,与实际情况有相当大的差距。考察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遗存的三份讲述长征的文献,可以还原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的情况。陈云的汇报揭示了长征胜利的原因,介绍了党内争论、领导核心的改组、军事战略调整等等情况,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使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发生转变,从而纠正了此前关于长征的不实之词。

论辛亥革命中的陈夔龙

陈夔龙是清季政局中的关键人物,然"时抱憟憟之惧,而不愿居赫赫之名"。1909年11月调任直隶总督。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政治态度极为保守的陈夔龙一方面积极为清廷建言镇压武昌的革命者,一方面在直隶地区采取一系列措施消减革命带来的恐慌心理以维护社会稳定,坚决拒绝立宪派士绅的独立请求,防范和镇压新军及革命党人的活动。陈夔龙于清帝退位前挂冠而去。作为一名具有名教纲常思想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忠清和守土安民之信念,是其在辛亥革命中行为动机的归依。

陈子龙《湘真阁存稿》和《倡和诗馀》

陈子龙是明末清初云间词派的重要人物。他的《湘真阁存稿》作于甲申国变之后,是一部唱和之作,收在与其他五位云间友朋的唱和总集———《倡和诗馀》中。本文拟将陈子龙《湘真阁存稿》与其他词人的唱和词作对比分析,从词的意象、闺情词、咏物词三方面入手,研究其表现的共同倾向和相互的影响。

《天中记》版本源流考略

《天中记》曾多次刊刻,据记载有五十卷本及六十卷本两种。五十卷本被认为刊刻于隆庆三年,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六十卷本先后有陈龙光校刻本及屠隆校刻本两种。屠隆校本因在陈耀文去世后的万历三十七年被翻刻,又因四库馆臣将其作为底本校勘后收入《四库全书》,以及道光间林则徐等人据其校刻,光绪间又据道光本翻刻,故为人熟知。但实际情况是,陈龙光校本不仅比屠隆校本早,且文字错讹更少,版本价值更高,更值得重视。

《天中记》版本源流新考

《天中记》是明代陈耀文所纂一部体量较大的类书,因其内容庞杂,故从初稿校订、初刻到增刻,卷数从五十卷增至六十卷,校者历经屠隆、陈龙光,成书时间跨度较长。屠隆先整理校订为五十卷刻印,接着,陈耀文之子陈龙光又整理出十卷,并对屠隆所整理的五十卷中的舛误进行改正,合为六十卷重新刊刻;而陈龙光所校十卷被翻刻,合入屠隆所校五十卷之中以六十卷全本的名义重刊印行。

华裔汉学家王际真与“三言”的翻译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其代表作"三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也有重要价值。华裔汉学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为中学西传作出重要贡献。通过探讨华裔汉学家王际真对"三言"的翻译所作出的贡献,揭示"三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作用。

论陈子龙诗学体系中的“真”与“雅”

诗学发展到陈子龙所处的时代,无论是文学内部,还是当时的社会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陈子龙祖述六经,力返风雅,上绍七子,宗法汉唐,提出自己“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的诗学主张。这种主张又往往与忠君爱国、事功济世、雅正崇古、忧时托志的精神交织在一起,引发他创作实践、审美心理的嬗变。

论《宋诗拾遗》的文献价值

《宋诗拾遗》不在选优,重在补阙,多收三流或末流诗人之诗,其小传中有关诗人著述与登进士时间的记载,其诗前小序与诗中自注及编者的按语等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拾遗》也存在着编次失当、误收或析一人为二人的局限。

谌龙对阵李宗伟比赛技术运用手段及效果比较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录像观察法、数理统计法、比较分析等方法,对2012-2013年中国选手谌龙对阵马来西亚选手李宗伟的4场比赛技术运用手段及效果进行统计比较分析,探析了两位选手在发球、接发球以及相持中技战术运用手段的习性及效果,力图为中国羽毛球队进行针对性训练和在比赛中有效运用技战术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依据.

论陈云对长征的贡献

陈云对长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长征途中担任了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渡江指挥部政委等职;他坚决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他最先向全世界宣传长征,并对长征进行了全面总结。

晚明江南文人隐逸风习的文化共性——以陈继儒与屠隆为例

屠隆与陈继儒都是晚明以隐逸自居的江南文士,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生活方式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人们往往以他们的所好、所游为时尚,追慕仿效。两人结识在屠隆为青浦县令时,亦师亦友相处,都有向往自由和复古隐逸的生活旨趣。二人在罢官和弃举业后,都以自己的技艺谋生。虽不参政却关心时事,把隐逸与挽回江南"虚矫狂慧"士习的责任相提并重,以此互相鼓励。屠隆与陈继儒的隐逸选择以及不放弃社会责任的自我定位,与当时江南社会商业发展以及士绅构成的社会主体背景有关,更与晚明江南社会"心学"思想的影响,及文人士子主动反思其产生的流弊有关。

陈子龙和明清之际“庄骚”合称

"庄骚"合称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现象。明以前,多着眼于艺术文章之同,而其后,始多言其思想感情之同。明清之际,陈子龙等士人把超脱此世的情怀与忠国之情、怨世之心相结合,赋予庄骚合称新的时代内涵,也体现了易代之际士人的特定情感心态。

“家学”与“国学”:《怀远录》的文史书写与家国情怀

对上海图书馆藏陈灨一手书稿本《怀远录》的发现和研读,深入开掘了有清一代以传承桐城派古文和书法、政事著称于世的江西"新城陈氏"之后人陈灨一。在晚清西学东渐之大背景和民国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大时代潮流中,陈灨一以传承家学自任,并进一步"为国学谋一脉之延",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创办了《青鹤》杂志。在陈灨一一生的文史书写中,渗透着丰富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记忆。《怀远录》作为陈灨一在抗战时期沦陷中的北平呕心沥血、寄情怀远之作,采用了独特的堪称"家族的文学史"的形式,记录家族前辈与有清一代文化政事的密切关系,为"家学"与"国学"在乱世中呈现出的错综与交汇保留了一个珍贵而清晰的文本。在某种意义上,陈灨一的文史书写,也为我们在今天反思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