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stparolado de Chen Yuan

Estas granda fojo por mi gratuli la oran jubileon de "E1 Popola Cinio". Permesu al mi paroli unue Esperante kaj poste nacilingve por esprimi miajn korajn bondezirojn al la gastoj, venintaj de malproksime por festi kune kun ni la jubileon. Cetere, mi faras tion por montri al la publiko, ke la artefarita lingvo Esperanto estas la plej efika komunikilo, gi povas esprimi cian penson kaj cian senton de la homa socio.

“南柳北陈”考论

民国时期我国最有声誉的历史学家是在南方执教的柳诒徵和在北方执教的陈垣、陈寅恪,此即“南柳北陈”现象。“南柳北陈”说最早出现于蔡尚思1935年发表的《学问家与图书馆》一文中,初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柳诒徵和陈垣。其后,继40年代“部聘教授”和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后,“二陈”中陈寅恪的名气逐渐赶上并超过陈垣,使得“南柳北陈”说的含义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经过钱穆、蔡尚思、苏渊雷、柳曾符、卞孝萱等人的评说,“南柳北陈”说逐渐由“指柳诒徵和陈垣”向“指柳诒徵和陈寅恪”演变,反映了新时代学术生态和学术评价的变化。

刍议陈原序跋写作的出版情怀和学术追求

陈原先生作为出版家,曾长期从业于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是“认真做好出版工作”的典范。他阅读广泛、博闻强识,对书稿的把握与评价入木三分,为作者与同行所称道。《陈原序跋文录》是其六十余年编辑出版生涯的折射反映,既有为自己书稿写作的序跋,亦有对他人作品的评介性文字。管窥蠡测个中真髓,可见先生爱国报国之赤诚情怀、慎思而行的为人治学品格和为书痴迷之敬业精神。

陈校本《元典章》校读札记

目前所见《元典章》的最早版本是元刊本,但是该版本的刊刻质量一般,讹、脱、衍、倒等失误之处多见。陈高华等点校的《元典章》虽对元刊本《元典章》中的失误之处进行了纠正,但仍有一些失误之处未暇顾及,同时其本身时有整理失误之处。今通过异文比对、文字分析、词义训释等方法,对陈高华等点校的《元典章》中21条失误之处进行辨正,以期促进《元典章》的阅读和研究。

《再生缘》“异托邦”的隐性表达

弹词《再生缘》并非只是一个“架空”历史背景、虚构空间的女性幻想之作。作者陈端生虚拟了一个以历史为基础却超越历史现实的元代背景,构造了一个明君贤臣的错位时空;并从自我出发“分化”了两个性格迥异、且反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主人公孟丽君与皇甫少华,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镜像模式。而这埋藏于文本中的“异托邦”式的隐性表达,是身为才女的陈端生利用清代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身份优势的一次大胆的自我表达和空间突破。

“遗民僧”的概念辨析、身份界定与研究展望

清初文献多见“遗民逃禅”“浮屠遗民”之说,表明“遗民僧”的特殊属性已受到广泛关注,但彼时尚未被作为一种新的群体类型进行区分。陈垣《清初僧诤记》首次以“遗民僧”称名这一群体,意涵明确。不过,“遗民僧”除应满足于“遗民立场”与“僧人形貌”的基本条件下,还应根据其不同来源作细致考察。大抵而言,“遗民僧”可以分为“遗民而僧”与“僧而遗民”两种类型。前者强调的是其对佛教的认同度,后者则尤应注意其政治立场。“遗民僧”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个体研究,群体性、综合性研究相对薄弱。除了应加强基础文献的整理之外,尤应加强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重心等方面的改进。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数论讨论班与中国解析数论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数论组举办讨论班训练青年研究人员。经过四五年的系统训练,培养了一支数论研究队伍,他们在解析数论尤其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连续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成就。文章考察了从1953年至1958年数学研究所数论小组的组建、学习和研究情况,探究了华罗庚领导下的数论讨论班的研究活动和学术生态,分析了华罗庚如何通过讨论班这一研习形式进行人才培养,揭示了我国解析数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些关键因素。

经世致用:陈垣史学的风骨——兼论中国史学致用的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从先秦到清代,不断发展。古代史学通过若干途径发挥史学致用的功能。陈垣对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有深刻认知,然更多的是体现在他一生以史学经世的实践之中。他的史学致用与其爱国情怀密切相关,随国家民族命运的发展而发展,经历了著史以表彰中华文化、著史以激发抗日斗志、史学为社会大众服务三个阶段的历程,并得到不断升华。从陈垣史学致用的经历中,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启示,并总结出史学致用的原则。

汉学、宋学义理管窥:陈淳《北溪字义》与阮元《性命古训》比较研究

《北溪字义》和《性命古训》是分别代表宋代理学与清代汉学的解经之作。南宋理学家陈淳的《北溪字义》是为羽翼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理学入门级读物;清代阮元的《性命古训》则是其在“实事求是”治学原则指导下,以训诂、考据等方法,对儒家经典的字义疏议。二书均以“性”“命”等儒学基本概念为主要训释对象,但在经学本来面目之争的学术争鸣下,理学家着力建构本体,汉学家则致力于解构本体,反拨宋儒空谈义理之虚妄。在对“情”的认识上,陈淳与阮元分别有“以理治情”与“以礼节情”之论,此乃理学家与汉学家经学思想分野的另一重要标志。工夫论不仅是宋明理学的显题,也是汉学家“礼”学实践的重要问题。对于儒家传统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礼”,陈淳将其解释为“尊尊亲亲”的等级秩序,落脚于人伦日常的道德规范;阮元则大倡“以礼代理”,强调践履、工夫在学习礼仪过程中的重要性,注重对“礼”的社会实践。二人对“性”“命”“情”“礼”等名词训释的差异,是探求汉、宋经学义理之不同,以及这种不同代表儒学两种阐释向度之差异的一个途径。

化作春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寻找1946年赴美进修之中国护士

通过查找、分析1946年应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之邀赴美进修之20名中国护士的入境档案及相关资料,试图填补历史的一段空白。

陈元光“光州固始说”证伪——以相关陈氏族谱世系造假为据

唐初漳州的创建者陈元光来自何方、凭什么力量平定闽粤之交的动乱,历来存在重大分歧。对所见陈氏族谱所列陈元光"先祖"与"后裔"各十余世进行辨析可以发现,陈元光来自光州固始说属于伪托与虚构,不足为据。又据较可靠的历史文献推定,陈元光先世来自河东,落籍岭南,成为漳潮一带本地豪帅。由此可见,福建文化曾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个"中原",是个比较宽广的概念,绝不限于河洛,更不限于河南固始一隅之地。

陈植《园冶》研究述评

陈植是《园冶》研究领域最有建树的学者之一。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法,梳理陈植研究《园冶》的相关文献,回顾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开展《园冶》研究的历程,从树立中国造园体系的认知标杆、坚守《园冶》的研究与注解、开创《园冶》研究的新阶段3个方面进行论述,并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语境,评述陈植研究《园冶》的主要思路和取得的学术成果,并展现以陈植为代表的造园学先驱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园林文化遗产上所作的贡献。

陈垣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20世纪初 ,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陈垣教授在英敛之、马相伯的影响与帮助下 ,完成了一系列基督教入华史的研究论文 ,无论是研究方法 ,或者是研究内容 ,均具有很强的开拓性 ,并在中外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不愧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山之祖”。

陈垣基督教信仰考

关于陈垣是否宗教徒,此前学界一直未有定论。从教会档案、民国期刊以及胡适的回忆等各种资料可以佐证,陈垣是北京缸瓦市教会基督教徒。在缸瓦市教会他是一位威望甚高的教友,对教会管理事务有一定参与;在基督教界他对中国基督教教会的改造和本色化均有关注,也有亲身参与,但主要是以授课或者演讲的方式间接参与。从陈垣的散佚文章和著作的部分早期版本,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表达、他的宗教经验及有关于“罪”的信仰告白等,这些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基督教信仰。

试论北京辅仁大学的国学教育

北京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办学宗旨。校长陈垣通过多种方式网罗了一大批国学名师,为学校的国学教育奠定了重要的师资基础。辅仁大学为了强化国学教育采取了一些富有特色的举措,学校因此成为当时中国国学教育的重镇,这些措施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

北平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在北平沦陷之后弦歌不辍,讲诵如恒,并得以发展。学校师生与日伪周旋,抗敌不屈,延续民族文化生命,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因此赢得了"抗日大本营"的赞誉。

论陈垣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

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是陈垣民族文化史观的主导思想。在数十年的治史过程中 ,他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 ,深刻揭示中华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阐释中华文化对外来宗教、外来民族的巨大影响。他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在抗日战争中 ,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 ;他一生致力于发展民族的新文化 ,念念不忘推动中国学术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陈垣以中华历史文化为本的民族文化史观 ,强调了文化的个性和以此为基点的文化进化的包容性 ,对于 2 1世纪的中国史学 ,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知识人的内战与“文化惯习”的冲突(1924-1926)

1924—1926年间,正是五四与国民大革命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期,在外部环境遽变的刺激之下,五四启蒙阵营内部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分化与冲突。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由于在学术文化体制中的不同位置,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惯习”,发生了绅士与名士的论战。而在语丝派文人内部,周作人的名士风度与鲁迅的斗士性格也有微妙的差别。鲁迅因此联合激进青年另办《莽原》杂志。但后五四一代的狂飙派青年,高唱“新流氓主义”,企图打倒五四的老师一辈取而代之,掌控新的话语主导权。这几场论战形成的风气,为之后连绵不绝的“知识人内战”开创了恶性的范例。

唐文治与陈垣国学教育比较论

唐文治与陈垣都是著名的现代中国大学校长。他们执掌学校期间,均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普及型或专业型国学教育。他们尽管学术路径不一,然而在办学过程中所体现的国学教育理念又极其相似。由于唐文治重经学,陈垣重史学,故而他们在国学教育课程设置、教材选择以及教师延聘等方面,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但他们均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德艺双馨"的国学人才,为传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