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研究

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的粮赋征收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对于财政收入和战争物资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分析与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的制度安排,可知征收政策大致分为加强党的领导、根据土地质量制定征收粮赋标准、征收粮赋时采取累进率、粮租田草田粮赋由业佃双方共同负担、特殊情形实行减征与免征并实行粮管制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是在扎实的乡村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依据根据地的现实情况进行调整,照顾各方的利益,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当今做好民生工作仍具有深刻启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组织史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于1927年、1930年在华南两度设立派出机构——南方局。两个南方局尽管存续时间较短,却对华南白区党组织的领导、交通网的铺设与武装暴动政略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将战略重心置于南方中心城市的重要体现。从组织史视域梳理考察南方局的设废过程、运作实态、组织作用,或可为重新理解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的组织建设提供一个新的切入视角。

与时俱进深化对红岩精神及其现实价值的认识

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培育形成、丰富发展和锻造凝结三个重要历史阶段,是在近代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重大历史转折的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及歌乐英烈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地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发展和凝结成的最具代表性的革命精神。红岩精神内涵丰富,集中体现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艰苦卓绝的凛然斗志、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新时代弘扬红岩精神,要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要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汇聚民族复兴磅礴伟力;要增强斗争本领,确保应对风险考验赢得主动;要涵养浩然正气,彰显共产党人独特精神气质。

任弼时与苏区中央局的创建

从1931年4月,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来到中央苏区到1933年4月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在这两年工作的过程中,任弼时为苏区中央局的筹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中央局和各苏区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同时通过广泛的联系群众、深入的调查研究,任弼时在土地改革和反"围剿"作战的过程中,认识到了毛泽东、朱德的建议是合理的,并支持了他们的正确意见。任弼时还参与筹备组织苏区党代大会和中华苏维埃"一大",为大会指导选举代表、组织起草文件,付出了大量心血,被代表们称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家"。

抗战后期中共“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

以往论著对抗战后期中共中央的"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表述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方面,即"绾毂中原,控制河南、皖北"、"发展东南,控制苏、浙"以及"发展华南",创建五岭根据地。应该说,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到抗战胜利到来时,中共中央制定的"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基本得以实现。

支部群众化:抗战时期中共华中区乡村党务工作的转变

乡村支部是中共与群众声息相通、密切联系的基层环扣,支部群众化既是中共对乡村支部的要求,也是乡村支部堡垒作用形成的重要标志。抗战初期,华中局领导层片面理解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不敢放手发展武装和建立根据地,致使中共的支部在根据地乡以下的农村没有普遍建立。刘少奇到达华中后,重整党务工作。随着各根据地抗日政权的建立和群众运动的开展,大量发展工农党员,中共乡村支部迅速发展,迈开了乡村支部群众化的第一步。为了应对日伪的"清乡",根据地重整乡村党务,支部整顿进一步推动其群众化,而支部群众化又促进其堡垒作用的形成,成为华中根据地度过危机、取得反"清乡"胜利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