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之核心内涵及其实践路径初探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守正创新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和智慧结晶,也是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做好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应该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指引下,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以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反对外来干涉和遏制“台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强大能力来自祖国日益增长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其中,军事实力是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最坚实的保障。

中共对台大政方针的传承与发展

中共对台大政方针,是指中共涉台重大政策文献提出的重大政策措施,或中共领导人阐述的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政治论述,在对台工作中具有长期性、普遍性、全局性、战略性指导意义。中共对台大政方针主要包括:解放台湾;争取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武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一纲四目”与“一国两制”;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可以等”与“不愿拖”的辩证统一;一个中国原则;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岸融合发展;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等等。由于学术研究和大众涉台话语体系论述的角度不同,或是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或是由于归纳、描述和排列组合的方式不同,甚至因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侧重点差异,对台大政方针的具体表述存在差异是正常的,只要符合相同的定义内涵即可兼容并蓄。

台湾经济发展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形成及其应对策略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约束条件。而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早于大陆,早在上世纪就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文章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理论,验证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然而,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台湾经济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台湾当局成功采取针对性政策,实现了台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升级、技术进步,通过对外投资延长了产品寿命,克服了通货膨胀,通过教育改革提高了人口素质,弥补了台湾劳动力的短缺,使台湾经济成功克服挑战,给祖国大陆经济发展以启示。

马英九上台后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背景分析

马英九上台执政后,美国对台政策的着力点由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转向正面评价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和两岸关系的改善。美国的上述调整虽然有其现实的国家利益需求,但决策环境的变化也在对美国传统的对台思维和战略产生深刻的影响。未来四年,美国会继续发展美台关系,保持对台海局势的影响力,但随着两岸对话的不断深入,美国对台海局势的关注度可能会有所降低,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也可能趋于弱化。

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台方针政策研究

从 ５０年代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的解放台湾（包括武力解放和和平解放两个阶段）的方针， 到７０年代末以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直到９０年代以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纵观这一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包括海峡两岸关系状况制定的对台方针政策，堪称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祖国统一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党的历史上是最好的。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正确理论和政策，又坚决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而形成的。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形成，必将极大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大大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前进。

1945—1949年毛泽东对美苏关系认识的演变与中国共产党外交重心调整

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先后经历了从强调美苏合作、美苏妥协到强调中间地带的变化,中共的外交重心相应地也经历了从联苏防美、以夷制夷到独立自主的调整过程。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后,随着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毛泽东在思考新中国国际生存环境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共产党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的国际政治理论,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1945—1949年毛泽东对美苏关系的认识演变和中共外交重心的调整是由不断变化的美苏关系以及美苏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等因素共同推动形成的一个变化性非常明显的复杂历史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战略考虑和底线

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台方针政策的一贯立场,是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最终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和保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战略考虑和对台方针政策的一贯性、连续性。

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台政策演进的历史启示

通过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政策经历了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再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演变历程的研究,阐述了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和平统一大业战略思考的逐步深化和完善,揭示了其深刻的历史启示。

博山能仁禅寺:今日中国宗教包容性的映证

博山能仁禅寺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和自然景观优美,所表现出来的宗教包容性显示其特有的状态。体现在:僧众之间、信众之间以及僧众和信众之间形成了和谐关系;诸多楹联成为了一道包容性的风景线;严格的寺规中包含着慈悲、宽厚。博山能仁禅寺以宽容、容纳的理念,善待一切,包容天下,无不和党的宗教政策及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密切相关。

日本和台湾地区流动性过剩时期情况与政策分析

日本和台湾地区曾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出现过流动性过剩。从日本和台湾地区流动性过剩的情况、原因以及在流动性过剩条件下推行的重要政策看,日本推行错误的产业和金融策略,而不是流动性过剩本身,最终使日本经济陷入衰退;而台湾地区利用流动性过剩推行产业升级战略是其20世纪90年代经济能够保持健康快速成长的主要原因,但放任流动性过剩吹起资本市场泡沫使其金融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了严重挫折。

榕台经贸的格局调整与政策取向

连宋大陆之行,政党交流取得的积极成果,表达了祖国大陆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和善意,也反映了台湾“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的主流民意,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将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文章分析两岸经贸政策调整对福州对台经贸工作的影响,探讨榕台经贸工作的政策思路与走向。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台政策及其展望

文章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美国的对台湾政策,并分析了其特点及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几个重要因素,同时对美国对台湾政策进行了展望。

二十一世纪美国对台湾海峡两岸政策探析

１９９７ 年中美关系走出低谷， １９９８ 年后美国的台海两岸政策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我的积极变化， 但诱发中美就台湾问题产生危机的根源依然存在。１９９９ 年美国轰炸我驻南大使馆、对台大量出售武器， 尤其是台湾李登辉抛出“两国论”， 使美对华政策面临新的考验与变数。２１ 世纪之初的一段时间内， 美国的两岸政策仍将有所波动、反复， 但总体上将会呈现出战略上模糊、战术上鼓励两岸对话的趋势， 美国将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之间谋求某种平衡。美在售台武器、美台高层人员往来问题上对我做出大的让步的可能性不大。

共同的思想理论原则——论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一脉相承性

5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台湾问题、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党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坚持原则,维护主权;和平统一,促进发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重要思想理论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方针政策的一脉相承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的决心和诚意,有效地维护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光复初期我国台湾茶业对外贸易政策探微

【目的/意义】探究台湾光复之后台湾当局实施的一系列旨在复兴台湾茶对外贸易的政策对战后初期台湾茶业的发展作用。【方法/过程】通过文献研究法,对报刊、档案史料等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以厘清战后初期台湾当局实施茶业政策的基本情况。【结果/结论】通过对台湾当局推行的减免茶税、奖励茶叶产制、茶叶贷款、出口结汇等几项政策实施情况和效果进行分析,可以明晰台湾当局实施的政策对台湾茶业的影响存在积极政策实施力度不足、消极政策严重阻碍台湾茶业发展的问题。茶业政策是战后初期台湾当局台湾经济政策的缩影,台湾当局在实施利于复兴的政策之时另行抑制的政策,与"复兴台茶"的政策宗旨相去甚远。

论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

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不同质的两个概念，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因为多种客观因素共同作用，贫富差距还将长期存在；由于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强大的国家机器，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不会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

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的历史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台湾问题、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党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方针政策虽然经历了从"解放台湾"到"一纲四目"乃至"一国两制"的演变,但坚持一个中国、要有两手准备、把握主要矛盾、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其不变的原则和立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的决心和诚意,有效维护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一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不变的原则——写在《反分裂国家法》颁布一周年之际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方针政策虽然经历了从“解放台湾”到“一纲四目”乃至“一国两制”的演变,但坚持一个中国、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其不变的原则。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处理两岸关系更趋务实灵活,进一步加强了其在两岸关系基本格局中的战略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