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论附注:王昶金石题跋与清人的金石阅读

金石题跋承载着金石学家的思想与情感,是其金石学思想从石本到纸本、从静态到动态的重要表现形式。《金石萃编》所录374则题跋是王昶金石学思想的结晶,其内容或订正金石文字、或补充史志之阙、或校勘文集错讹。题跋具有明显的“以论附注”特点,即在行文中考订金石原委、归纳金石义例、总结学术流变。就阅读史角度而言,金石题跋是“撰作者、书写者、锤拓者、阅读者”四位一体的凝结。此外,作为金石题跋的重要补充,金石诗通过诗歌再现了金石阅读的场景,成为王昶“以论附注”的另一种呈现。

上海图书馆藏《全黔诗萃》稿本新考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全黔诗萃》现存六十五卷,是海内孤本,也是保存历代贵州诗歌最多的黔省诗集。是书由铜仁茶园山徐楘编成于咸丰初年,而非由徐氏曾孙徐承锦在民国时期据徐楘所辑《黔诗萃》增补而成。在徐楘编《全黔诗萃》的过程中,取材广泛,其妻许韵兰、舒芳芷皆深度参与了此集的编次、校订。《黔诗萃》本是为编《全黔诗萃》而作的前期资料汇编,在《全黔诗萃》编成后转而成此书的简称见载。此编上承《黔风》诸集,下启《黔诗纪略》系列,既是一部通代贵州诗歌总集,也可谓是铜仁徐氏家族诗歌总集,在文学、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今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以康有为、崔适、梁启超和夏曾佑为考察中心

在促成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近代今文经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今文经学家康有为斥古文经为伪经,提出孔子作"六经"说,不但动摇了传统经学的根基,而且对史学的近代化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崔适不但扩大了古文伪经的范围,促使经书权威进一步动摇,而且采取由经及史的研究方法,直接开启了由经学而史学的转向;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梁启超和夏曾佑,则是真正受今文学影响、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开创近代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氏《新史学》初步构建起了近代新史学的理论体系,而夏氏《中国历史教科书》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新式通史。

崔世珍与韩国李朝时期的汉语文教育

韩国汉语文教育史上贡献最大者,当首推李朝时期的著名汉学家崔世珍。以崔世珍的出现为标志,韩国李朝的汉语文教育进入了空前的鼎盛期,为后世留下了异常丰厚的语言学遗产。崔世珍先后撰写了《四声通解》、《训蒙字会》、《翻译老乞大·朴通事》等语言学名著,为韩国的汉语文教育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老乞大集览》、《单字解》训诂方法评介

朝鲜著名语言学家崔世珍所著《老乞大集览》和《单字解》,是研究近代汉语的珍贵资料,其中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在汉语言文字方面的深厚造诣。本文以这两部著作的语源学价值为着眼点,举例分析其中所采用的主要训诂方法。

出土墓志所见长治地区的清河崔氏

长治地区出土的关于崔氏的墓志与北魏时期清河崔氏有密切的关联,清河崔氏在西晋末年十六国时期移居长治地区,入隋唐以后仍留居此地。

崔寔政治思想探析

有着补天救世情怀的思想家崔寔,是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中的健将。他揭示了皇权衰微、诏书挂壁的现实,提出了遭时定制、中兴改革的主张,讲究考绩用人、择贤久任,呼吁任贤使能、贤人治国,建议增益俸禄、以求廉洁等,其政治思想在东汉末年及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民月令》中农业商品交易研究三题

《四民月令》中“收薪炭”“收弊絮”“收布帛”和“收缣縳”的“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购买,而是农庄收取自身的生产成果和旧物。将《四民月令》和传统《月令》类文献中的商品交易对比可知,崔寔的农业商品交易立足于民间和现实需求,二者在立场、目的和指导思想上大相径庭。崔寔在《四民月令》农业商品交易中体现的逐利思想与其在《政论》中的爱农思想存在一定的矛盾,反映出在东汉后期混乱的局势下,崔寔本人和其所代表的世家大族在国与家问题上的矛盾心态。

崔寔《政论》与“韩学”研究

传统目录学将东汉末年崔寔的《政论》列为"法家类",故其在"韩学源流"的脉络中具有重要学术地位。崔寔立足于法家的"变异"历史哲学,详细论证了"霸政"的正当性,明确主张"重赏深罚""明著法术""严刑峻法"。"厚赏深罚"的政治理念包涵着"王权焦虑"及其解决途径、整顿吏治、移风易俗、恢复肉刑及反对大赦等具体政治措施。崔寔受韩非子思想影响,提倡"久任制",反对"酷吏"政治。就他所处的时代而言,他主张"重赏深罚"的法家政治理念。崔寔并未在理论上批驳儒家政治思想,只是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认定儒家式的宽政无用,反对顽士、俗士的守旧做法。在这一点上,决定了他并非学理意义上的法家,而只是政治策略意义上的法家。

论初唐崔湜兄弟诗歌中的思乡情怀

崔氏曾是历史上的一个显赫士族,初唐时的崔湜、崔液、崔澄三兄弟皆有文才,以文翰居要官。兄弟三人性情不同,人生命运也不同。崔湜热衷于功名利禄,早年在政治漩涡中获得成功,最终以失败告终,一生辉煌而又短暂。崔液诗人气质最为突出,因崔湜失败而被贬。崔澄为人谨慎理智,深得玄宗信任,终身富贵。虽然他们早年离家,长期生活在异乡,但在他们游历、为官以及被贬黜时作的诗歌当中,都有着对故乡的深切思念,表现出浓厚的流浪意识。这些诗歌真挚而动人,在初唐诗坛颇具特色。

东汉五原太守崔寔边疆开发的理论与实践

针对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中原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况,崔寔建议把边疆地区作为移民开发的理想场所,并把移民开发的作用提到了新的认识高度。在任五原太守期间,他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建立和完善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体系,使五原郡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为维护东汉王朝在边疆统治的稳固做出了贡献。

从《金石萃编》卷30《敬史君碑》看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金石萃编》卷 30《敬史君碑》反映了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它不仅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僧官名称 :中央僧官沙门统、州级僧官“都统”、郡级僧官“郡维那”、县级僧官“县维那”、寺中僧官“寺主”和“法师”不误。而且碑文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每州的“僧官”、“沙门都”的设置都不止一人 ,州级设有僧官“大律师” ,州郡也设有僧官“都维那” 。

崔述《读风偶识》对《诗经》研究的贡献

就《诗经》的研究史而言,崔述《读风偶识》的问世,打破了传统的汉学、宋学、古文、今文并行的格局,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他倡导的大胆质疑、大胆创新的学术精神以及关于《诗经》的学术见解,对其后的整个学术界都有指导意义。崔述对《诗经》研究从经学向文学的复归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从《筱园诗话》与《诗法萃编》看云南近代主流诗学观念

朱庭珍与许印芳是云南近代诗坛执牛耳者,两人的诗学论著《筱园诗话》与《诗法萃编》中透露出基本相同的诗学理念,代表了云南近代主流诗学观念:倡导温柔敦厚,婉讽美刺的传统诗教;论诗尚实求变;重视诗人学与识的培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古代诗歌史,提倡转益多师,灵活用运诗法。这些基本主张的形成与云南僻处天南,与中原诗坛交流不够通畅有很大关系,也与晚清云南动荡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

崔寔著述的辑录与流传

崔寔是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中的健将,其著述既是东汉社会存在的反映,又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农学史等问题的重要资料,还是研究崔寔思想的主要文献,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从崔寔著述的辑录与流传的角度,考察《政论》《四民月令》与其他文章的辑录与流传,梳理崔寔著述辑录与流传的来龙去脉,以求有助于崔寔研究的深入。

崔氏赋中的言志赋

史赞"崔为文宗,世禅雕龙",东汉安平崔氏的言志之赋可谓不枉此称。崔篆的《慰志赋》首次以"志"名篇,辞简情深,类似自传。他的"尚真"观念在崔骃、崔萛那里得到继承,发展为《达旨》、《答讥》中典雅平和的文章风貌,而这又与其家族的儒学修养密切相关。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崔氏的言志赋难免有蹈袭模拟之弊,但其将个人情绪与政治表达相结合的行文方式,对蔡邕的创作有一定启发。

《史记·本纪》述《左传》辨疑

清季以来，论者对《史记》征述《左传》的情况多有怀疑，特别是对《史记》本纪部分之《五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秦本纪》诸篇尤多诘难。在一定程度上，淆乱了对《史记》、《左传》及二者之关系的正确理解。《五帝本纪》叙说举十六族、去四凶事乃径袭《左传》文公十八年文。崔适则谓此节非司马迁所述，而乃后人窜入，并举“乖异者”五条以证其说。言似有据，而实诬谬。此节与司马迁属意之五帝序列相抵牾。《夏本纪》叙说刘累豢龙事本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周本纪》载事多参稽《左传》。《秦本纪》记穆公事多本于《国语》，而《左传》载秦穆公事迹亦详，故司马迁颇参用之。

《后汉纪》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年代校证

《后汉纪》记载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安平崔寔郡举诣公车,称病不对,退而论世事。此事年代令人怀疑,需要校勘证实。通过探讨具体与笼统的"桓帝初",比较《后汉书》纪传内容的相互联系与对应,考察崔寔与征辟、推荐者交集的任职时间,探究崔寔元嘉年间著作东观的情形,辨析崔寔官职的升迁,多角度辨正分析,认为汉桓帝诏举独行之士的年代当是《后汉书·孝桓帝纪》记载的建和元年四月庚寅,崔寔诣公车当在其后,而非《后汉纪》记载的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

钱玄同与崔适交游考

钱玄同于1911年2月拜访崔适,问学三年后开始执弟子礼。经钱玄同推荐,崔适于1914年秋季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讲师,并由北大出版部印成了《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崔适年老体弱,口才不佳,1920年失业后搬离北大,住进湖州会馆。后经钱玄同设法,崔适于1922年回北大预科上课,1923年因不能上讲台而只能改作文。1924年8月,崔适客死京城,钱玄同设法筹钱为其办理后事。钱玄同又通过参与“古史辨”运动,扩大了崔适的学术影响力。

安平崔氏三贤

东汉中后期有一祖孙三代,相继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这就是安平崔氏三贤——崔骃、崔瑗、崔寔。崔骃少时与班固、傅毅齐名,钦慕扬雄,善于辞赋,意在讽谏。崔瑗才学出众,长于文辞,尤擅书法,被称为"草贤",不愧为一代"文宗"。崔寔才美能高,博通经史,与蔡邕并称"双凤";"治边最为第一";其所著《四民月令》,系统总结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技术、方法和经验,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