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革命文献的揭示、解读和研究——以李季致蔡元培、胡适的17通书信为例

随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民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民国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革命文献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文章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李季在1920年到1923年之间致蔡元培、胡适的书信17通为例,从特藏文献的发掘和揭示的角度出发,全面分析和研究其内容,展示了特藏文献研究的全过程。作者提取并展现了书信中隐含的大量具有研究价值的重要信息,其中尤以蔡元培和胡适对李季的马克思主义著译的指导和帮助为重点。

“乃立乐府”新解

乐府立于何时,至今学界仍争论不已。究其原因,一是文献自身抵牾,二是考古实物的发现动摇了一些成说的基础。断句错误,造成文意不明亦是重要原因。如将"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断为"乃立乐府采诗夜诵",问题即涣然冰释。"乃立乐府"非指"始建立"乐府这个官署,而是始"设立""采诗夜诵",这个新的职能于乐府。这一职能的赋予,使乐府从内朝皇帝私人性质的御用机构转变为参与国家礼乐文化造作的机构,承担起造作大汉新一代礼乐文化的伟任。武帝重用乐府为的是在学术上实现以内驭外的政治格局。

蔡邕书法美学思想的理论价值

蔡邕的书法美学思想,不仅是丰富的深刻的,而且是系统的。如果说他的“书者,散也”的思想,是最早揭示了书法艺术的抒情表现特质和艺术创造主体的心态问题,那么,对书法艺术结构造型“势”及艺术“线条”、“力”的审美表现价值的发现,则使书法艺术超越了“以类象形”再现模拟的思想局限,而走上了概括、抽象、自由创造的道路,这在书法美学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山、奠基的理论意义。

《原诗》的艺术主客体关系论

本文拈出《原诗》中的“主客体关系论”作讨论对象 ,具体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文学以表现客观事物“理事情”为最高法则 ;二、“理事情”的把握和传达有赖于作者的“才识胆力”;三、诗歌艺术表现“理事情”的特殊性即在于“幽妙以为理 ,想象以为事 ,惝惚以为情”。

“六报联合特刊”存废及其新闻史学意义再析——兼对李时新先生商榷的回应

1934年的"六报联合特刊"是上海日报公会协调其会员报共同应对元旦春节期间假日报业市场激烈竞争的产物,其存废是上海日报公会前期协调成功后期协调失败的表现,史量才在协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六报联合特刊"的存废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报界是竞争强度有所减缓、合作有所增强的错综复杂的竞合态势。

上博简《容成氏》辨析四题

上博简《容成氏》证明了禅让制的存在。具体来说,“禅”与“让”分别有不同的主体,禅让制的关键是考察继任者贤良与否。第34简简文“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应读作“启于是乎攻(功),益自取(趋)”,历史上不存在启攻益而夺取天下之事。第45至第48简记载的“文王服九邦”之事,证明文王之“以仁服人”确为史实。孔子“观周”时曾见过《容成氏》原文,传世文献《礼记·礼运》的首章即是孔子对《容成氏》的概括;《容成氏》乃以史资政之作,其作者是老聃。另外,《礼记·礼运》首章存在错简问题,须据文意对简序加以调整。

从《唐诗别裁集》对李白诗评注看沈德潜诗论

历代的唐诗选本种类繁多,清人沈德潜编录的《唐诗别裁集》是其中一个影响较大的选本。沈德潜的诗论以"温柔敦厚"为首,主张诗歌要有社会功用,他在《唐诗别裁集》中十分强调这种儒家诗教。李白是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推崇的大家,他对李白诗的选录与评注,也无一不在阐发其"温柔敦厚"的诗论。

排石利胆汤治疗慢性胆囊炎临床研究

目的:研究排石利胆汤治疗肝胆气滞型慢性胆囊炎临床疗效。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17年8月许昌市中医院肝胆外科门诊及住院治疗的患者慢性胆囊炎72例,均诊断为慢性胆囊炎肝胆气滞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36例。对照组参考《中国慢性胆囊炎、胆囊结石内科诊疗意见共识》给予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排石利胆汤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中医症状评分、胆囊收缩功能及胆囊壁厚度,检测两组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瘦素(leptin,LEP)水平。结果:治疗组治疗后上腹饱胀、右上腹痛、右上腹压痛和粪便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组有效率为91.67%,对照组有效率为75.00%,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治疗后胆囊收缩功能、胆囊壁厚度优于对照组(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治疗后血清TNF-α和LEP水平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排石利胆汤治疗肝胆气滞型慢性胆囊炎,可显著改善患者症状,减少胆囊壁厚度,增加胆囊收缩功能,有助于下调患者血清TNF-α和LEP水平。

朦胧的、不确定的救国理念——“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式知识精英的初步反应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使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新式知识精英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应对,从总体上看,他们这时的救国主张还是较为含糊、朦胧的,但他们都在努力寻找救国的方案,开始认识到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国民觉悟的重要性,从而开始了他们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而在教育人民和启发青年觉悟的问题上,这时他们所崇尚和提出的,仍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学说,这也是他们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同路人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吴稚晖与蔡李之争——以1928-1929年北大护校风潮为中心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面临着一次深刻的变动。1928年6月8日,北伐军进驻北京城,被北京政府强行合并的国立九校原本以为复校有望,岂料南京国民政府先是改京师大学校为中华大学,既而又在河北、热河及京津地区推行大学区制,于是激起了轰轰烈烈的护校运动。而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基于学界传统及相关机构法令的缺失等种种因素,政府对大学风潮的处置,除了制度和法令的协调之外,更多的是借助人力。本文以1928-1929北大护校风潮的处理为中心,集中分析蔡李两系争夺北方教育权的过程,通过探讨吴稚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揭示政局变动与学潮间的微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