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视野下的蔡邕研究及意义

从现代学术研究的视野入手,对文学史上蔡邕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发现历代对蔡邕的评价有两个突出的对立面,或极尽褒赞,或大力贬斥;分析这一严重对立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史研究上存在的严重弊端:大量札记式的评论由于缺乏细致的文本阅读及史料分析而存在着轻下断言的问题,以所谓的人品、道德决定学术成就的庸俗史观,对名家的过分迷信、崇拜导致的以讹传讹等等。从这些问题出发,提出在新的学术视野下重新进行蔡邕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蔡邕与建安七子等人交游活动考论

以细致深入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详尽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汉末名士蔡邕与灵帝、献帝时期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士人的交游活动。蔡邕的一生约与汉末顺、桓、灵三朝相始末,正值东汉王朝从衰败走向覆灭的时期,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又出身陈留望族,交游比较广泛。他一生中对后辈晚学多有扶携奖掖,无论是对曹操、边让,还是对王粲、阮?、顾雍等人的真心赞扬和大力举荐,都常为后人所称道,他性格中纯真、坦诚的一面,也在这些交往中得到体现。作为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是东汉向晋魏时代过渡的代表性人物,考查他的交游活动,有助于了解汉末士林的整体风貌。

高明与刘基之交往及心态述考

高明《琵琶记》系从宋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而成,改变了谴责婚变负心主题,将家庭的不幸归结于追求功名所致,将历史人物蔡邕被董卓逼迫为官而导致身败名裂的境遇潜含于剧中,且有高明自身仕宦经历的投射。高明与友人刘基均为进士出身,在至正年间剿灭方国珍叛乱时,主张惩首恶而赦余众,但不被当局理解,且横遭忌恶,两人最后对时局彻底失望,选择了不合作的态度。这在《琵琶记》里留下了痕迹,对于了解元末知识阶层的出、处、进、退有其特殊的意义。

论蔡邕碑文的“谀墓”——与王银忠先生商榷

蔡邕碑文谀墓之弊,前人早有论述,但尚有系统论证的必要,对照蔡邕碑志人物与史传记载的差异,联系时代风气及蔡邕碑文的创作风格,都可证明蔡邕的谀墓,因此王银忠先生《论蔡邕碑文非"谀碑"》一文确有商榷之处。

蔡邕与东汉诗序体考论

诗序体是悄然兴起于东汉末年的一种新型诗歌体式。诗序体的产生,虽然是受了"赋序合一"等的影响所致,但与蔡邕对其之艺术实践大相关联,因为蔡邕集中的《樊惠渠歌并序》一诗,是现存最早的一首诗序体。此外,蔡邕善于从事"文序合一"之创作的举措,也为诗序体的问世提供了坚实之基础。由于诗序体开创了诗歌审美的新格局,所以魏晋六朝的诗人们均特别喜爱这一新型的诗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陶渊明。而此,所体现的则是蔡邕对文学史之重要贡献。

作为蔡邕弟子的曹操

曹操从"赘阉遗丑"转变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其转变的契机主要是受到其师蔡邕的影响和教诲。考察曹操的生命轨迹和人生造就可知,曹操在人格、思想观念、学术和文学艺术方面都深受蔡邕的影响。在蔡邕的影响和教诲下,他不仅树立了济世安民的大志,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开创了建安文坛,与蔡邕的另一位弟子王粲一起开创了建安文学创作的辉煌。

典雅:蔡邕辞赋的美学品格

汉代经学昌盛,汉赋在经学的渗透和影响下,赋家用典亦渐成风尚。蔡邕为东汉经史大家,其辞赋作品大量隶事用典,又多骈词偶句,展现出既典雅骈俪又渊懿灵光的独特风格。他是汉末崭新赋风的有力拓展者和代表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