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认定黑恶犯罪的方法论思考

准确认定黑恶犯罪是依法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基本要求。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存续的实际情况和其在整个违法犯罪构造中的地位决定了对其范围的认定应坚持限制节制的立场。黑恶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与认定不能偏离其本质,应注意区分“保护伞”与一般性帮助和保护行为的界限。准确认定黑恶犯罪还应重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科学界定黑恶犯罪“参加”行为的含义与范围。实践中司法机关应避免以非刑法用语取代刑法规定。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控对策的反思与调整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开展了三次全国性的专项斗争,但是一味地强调从重从快惩治黑社会犯罪分子,而没有其他的衔接性预防措施,从长远来看并非治理良策。因此,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黑社会犯罪的发展规律,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治对策上应坚持"四个结合"的策略,并加强标本对策的研究。

涉黑涉恶型套路贷犯罪刑法治理的负面溢出效应研究

近年来,"套路贷"作为一种分工明确、隐蔽性强、社会危害大的犯罪现象,被纳入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范围予以严厉打击。工作开展以来,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提升,取得了看得见、感受得到的阶段性成效。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套路贷相关犯罪的打击也存在负面溢出效应问题,其主要体现在:以套路贷取代特定犯罪构成要件;因套路贷而被定性为涉黑涉恶,不当扩张处罚范围;因"套路贷"或"涉黑涉恶"标签而被过重处罚。对此,应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严格把握"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构成要件,并因案制宜地考虑可否以其他更适合的罪名进行认定,从而尽可能消除存在的问题。

“黑社会”与“恶势力”犯罪的刑法界定研究

理论和实践均表明,"恶势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萌芽雏形,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恶势力"发展的高级阶段。由于恶势力集团属于共同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一定相似性,实践中容易对两者产生混淆。但是,在刑法意义上,恶势力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两种不同的犯罪行为,犯罪性质不同,法律后果也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而"恶势力"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也不是独立罪名,只是一种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是量刑时要考虑的从重情节。在司法实践中,认定黑恶势力犯罪要防止两种倾向,既不能将"恶势力"犯罪"拔高"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不能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降格"处理为"恶势力"犯罪。因此,从刑法规范意义上明确两者的认定和区分标准,对建立健全打击防范治理黑恶势力犯罪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恶势力”司法认定的基本方法——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东南沿海F省F市涉黑案例为样本

对"恶势力"犯罪及其认定的研究,当前仍处于发展期,相关规范性文件虽陆续出台,但规定尚不完善,处于不成熟阶段,实践中出现了"定恶"难,黑恶难以区分的困境。目前,"恶势力"的独立认定标准,已经出现了"三、三、二"标准和"四特征"说,内、外部特征相对明显。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推进,"恶势力"被赋予了新时代下的新内涵,因此,构建出具体可行的"恶势力"司法认定模型,细化"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内在边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将"恶势力"全面纳入量刑规范化建设的改革思路,以统一量刑尺度为目标,能够解决当前,乃至今后涉及"恶势力"的一系列犯罪案件的量刑不规范的难题。

恶势力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恶势力犯罪作为一种初级形态的有组织犯罪,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雏形,其在刑法中的定位应处于一般共同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间。在经济实力、组织性、危害性上要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而在行为方式、组织构成、犯罪形式上也不同于一般共同犯罪。同时恶势力与恶势力犯罪集团在形成方式等诸多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在界分恶势力犯罪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应从定罪、量刑、刑罚适用等方面对其刑法规制进行完善。

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败斗争结合的思考

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相结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黑恶势力犯罪与贪污腐化犯罪的形态也在不断翻新,甚至出现高度伴随的趋势。因此,探索如何在新时期惩治黑恶势力犯罪与贪污腐化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怎样把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斗争有机结合是重中之重。为此,中央在2018年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运动,这项斗争是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社会净化运动。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程已过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实效。通过分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取得的成就和反思其中的不足,我们认识到"扫黑"必须"破伞",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败必须紧密结合起来,实行联防联动。为此,既要加强地方各部门的协作,建立和完善数据资料共享平台,也要调动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强化基层政权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主体作用,更需要加强黑恶势力犯罪的防控研究,主动、坚决破除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积极利用大数据分析案件,实现精准定位、精准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以及贪污腐化犯罪,在社会管理和司法领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恶势力的发展规律与司法论证

恶势力犯罪的规范定位是有组织犯罪,然而相关的司法论证缺乏确定的大前提和详尽的论证过程。从有组织犯罪的规律看,组织、行为和结果要素的动态发展是恶势力与普通共同犯罪的区分;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作为结果要素的发展终点,是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区分。关于恶势力定性问题的司法论证,应立足系统论视角,内容包括各要素的满足程度、渐进过程,依循特定逻辑顺序,并引入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判断的参照系。

涉黑犯罪“软暴力”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当前,对黑恶势力的严厉打击使得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始寻求更为温和的行为方式以逃避刑事制裁,主要表现为由传统的“硬暴力”转变为更加隐蔽的“软暴力”,实施“软暴力”行为不易被发现和查处,因而难以在司法实践中予以认定。此外,在对“扫黑除恶”相关政策性文件进行准确理解与适用的基础上,应保障涉黑犯罪案件实体与程序的双重正义,主要包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应准确把握“软暴力”行为的表现形式,从“软暴力”的特征和实施程度两方面予以认定;对于“软暴力”犯罪可能出现的重复评价问题,已评价过的犯罪行为不得再次评价;在涉黑犯罪案件审理中还应坚守程序正义,对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应依照合法程序进行。

论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社会基础及预防措施

黑社会性质犯罪是当前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主要表现之一。当前我国首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黑恶势力滋生蔓延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对其预防的措施:加大反腐力度;充分发动群众;拓宽信息来源,大力开展扫除“黄”、“赌”、“毒”和收缴黑枪的行动。

恶势力的概念流变及其司法认定

基于填补刑事立法缺陷、实现有组织犯罪阶梯化规制的需求,司法机关逐步推动恶势力概念规范化,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高低搭配的有组织犯罪处断模式。《指导意见》中的恶势力规范虽然在明确性、效力层级上仍存不足,但基本可以满足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需求。恶势力属于类型概念,应当采取类型思维的方法,建立一种具体要素与主导形象双层次的判断体系。第一层次是具体要素判断,分析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特征三个要素是否达成,以何种程度达成;第二层次是主导形象判断,根据要素的达成程度,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这一主导形象进行价值判断。

“打早打小”政策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打早打小"刑事政策最初是作为说明黑社会组织犯罪立法的理论基础而提出,运用于刑事司法实践则与刑法构成要件的刚性规定发生碰撞。"打早打小"刑事政策不能突破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随意降低黑恶犯罪的入罪门槛。实践中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被人为拔高,远远高于国际社会有组织犯罪的入罪标准,也与刑法的规定不相符合。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标准降低为司法解释中的恶势力犯罪集团符合"打早打小"刑事政策的要求。